焚书坑儒与学术的厄运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后人视为这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及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后人又目为这是秦灭古学，是学术的厄运。由上五项观之，便足以明证焚书坑儒并没有灭绝古学，还不能算做学术的厄运[4]。真正能够算做学术的厄运的事件，要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一事。从孝公变法起，直到始皇统一天下，秦国所恃以强大的工具，就是商鞅的功用主义。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后人视为这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及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后人又目为这是秦灭古学，是学术的厄运。

焚书一事是这样的：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博士淳于越等眼见李斯的革新变法、以制作自任，就提出反对的论调向始皇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将这个案子交群臣议复。丞相李斯回奏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始皇是其议，遂实行烧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坑儒一事，《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遂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谣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古学之灭，学术的厄运，到底是否因秦焚书坑儒而来的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一，始皇所焚的诗书百家语，只是民间所藏的，至于“博士官所职”，是没有焚烧的。所以夏曾佑说：“《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是所烧者，民间之书，而博士之诵诗书百家自若也。故始皇时每有建设，博士常与议。汉初诸经师，亦多故秦博士，此足为秦重博士之证。三十五年坑儒之令，乃因卢生之狱所致。不然，天下儒者，其数岂止四百六十余人哉？唯始皇、李斯之本意，在误以诗书为帝王之术。故己之外，必不愿他人习之，此其所以为愚耳。”^[1]

第二，再退一步来说，即令夏氏之言，不免于今文家的门户之见^[2]，和康有为、崔适陷着同样的毛病^[3]；但是，始皇焚书虽多决没有焚尽天下之书，坑儒虽多，决没有坑尽天下之儒。关于此二点，可以从以下诸事实而得到立证：

（一）《汉书·艺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名家有《黄公》四篇，皆秦博士。

（二）汉高帝即位，用叔孙通制朝仪，张苍定律令，皆故秦博士。

（三）孝惠四年，除挟书之禁；孝文帝时，民间藏书渐出。

（四）《史记·儒林列传》：“秦之季世坑术士。”观此，则知秦所坑者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并且，从始皇所说的话里面——见上面所引一段——也可以明证其所坑者为方士，且只有四百六十余人。

（五）《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坑儒生于咸阳，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杀儒生数百人，尚且要虑及天下的安危，可见儒家在当时的见重于天下。

由上五项观之，便足以明证焚书坑儒并没有灭绝古学，还不能算做学术的厄运^[4]。

真正能够算做学术的厄运的事件，要推“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一事。但是，这件事情，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其存在的根据的。以下陈述这件事情之史的发展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存在根据。

原来秦国僻处西戎，种种文化，都赶不上中原诸国。襄公之后，徙居岐丰之地，才渐次和诸国往来。《史记·秦本纪》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足证当时秦国尚在草昧未尽开的境地。孝公时，尚不曾加入中原诸国的会盟，诸国也以夷狄看待秦国。孝公因受诸国小视，于是下令国中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之，西入秦，为孝公变法，秦国因以富强，为后来奠立兼并六国的基础。从孝公变法起，直到始皇统一天下，秦国所恃以强大的工具，就是商鞅的功用主义。等到秦始皇要由二世三世传之无穷的时候，就用得着儒术了。他知道“子议父臣议君”之“甚无谓”，便想到“名分”之不可不正。在这个当儿，李斯便很合始皇的味口。李斯深知始皇很喜欢韩非的论调，所以在焚书一案的回奏上，便满口的功用主义的论调^[5]；同时又深知始皇想到名分之不可不正，于是又用儒术来治天下，所以夏曾佑说：“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信灾祥、尊贞女、重博士，无不同于儒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6]在始皇未定天下以前，要整军经武，要充实自己的力量，正用得着狭义的功用主义；在既定天下以后，要维持皇位的传统，要厘正上下的名分，正用得着儒术；而战国时代的商业资本始终不曾代替土地资本去进到产业革命以摧坏封建统治，则更是大一统的皇室利用儒术以治天下的根本原因。有了这个根本原因，儒术自然而然地就找到它的存在根据；这个根本原因不消失，则以儒术治天下的精神也不会消失，所以夏曾佑又说：“自始皇以来，积二千余年，国中社会之情状，犹一日也。”^[7]

汉高帝起自亭长，本一市井无赖之徒，不过自己是一个狡黠者，所以逢着鼎革的时候，利用农民的力量，爬上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以前他看见始皇尊严时所说的“大丈夫当如是也”一句话既已实现，自然也要学着始皇的样儿，命叔孙通定朝仪。当他在殿上目击“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的景象，就难怪他不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得意话了。并且当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的时候，他心境中就把孔子的教义做他治天下的工具了。中国二千余年来，社会经济无剧变，孔子教义也就做了二千余年的王者治天下的工具。

由上所述，便明白以孔子教义为国教，并不是始自汉武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是自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存在根据，不过汉武帝用天子的诏令，把这尊孔而抑百家的办法明示出来罢了^[8]。武帝既这样尊孔，同时又诏“吏通一艺以上者，皆补右职”，于是孔子教义固成为王者治天下的工具，而官吏学人也就竞托儒术以为进身的门径了。自是以后，中国学术界，除中经佛教一度的冲击以及最近受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以外，并未激起若何的变动，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才是学术的厄运^[9]。

焚书坑儒与学术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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