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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道儒墨三家的影响与存亡

【摘要】: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但其势力最大而影响于当时最巨者,却只有道儒墨三家。夏曾佑曾经说过这三家存亡的原因,兹录于下,然后再加以论述。(三)试述墨家的流派。(四)试述法家所受儒、道、墨三家的影响。(六)道家墨家何以不传?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但其势力最大而影响于当时最巨者,却只有道儒墨三家。汉代以后,直到今日,二千余年来,只有儒教独盛,弄到“二千余年来无是非、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地步;而道家思想,虽一度流行于魏晋之世,然不久即已归于无声无息;墨家学说,则至司马迁做《史记》时,即已消灭。这三家学说之起,固然不是偶然的;即其存亡,也不是偶然的。

夏曾佑曾经说过这三家存亡的原因,兹录于下,然后再加以论述。他说:“老、孔、墨三大宗教,皆起于春秋之季,可谓奇矣!抑亦世运之有以促之也。其后孔子之道,成为国教;道家之真不传(今之道家,皆神仙家)。墨家遂亡。兴亡之故,固非常智所能窥,然亦有可浅测之者。老子于鬼神术数,一切不取者也,其宗旨过高,非神州多数之人所解,故其教不能大。孔子留术数而去鬼神,较老子为近人矣;然仍与下流社会不合,故其教只行于上等人,而下等人不及焉。墨子留鬼神而去术数,似较孔子更近人;然有天志而无天堂之福,有明鬼而无地狱之罪,是人之从墨子者,苦身焦思而无报;违墨子者放僻邪侈而无罚也。故上下之人,均不乐之,而其教遂亡。”[2]然他又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则自秦以来,直至目前,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人材升降、文章学问,千枝万条,皆可烛照而数计矣。”[3]

夏氏此说,并不恰当。第一,老子学说之所以不传,并非由于其宗旨过高,实系由于他违反社会经济进化的原则。老子不知社会经济的基础既已转变,则政治组织亦随着转变;所以他力倡返于自然之说,所以他力倡无名之朴的混沌状态,而形成他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但是,他反对鬼神术数,在思想界上为后来的人开辟一条坦道,却又是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第二,墨子学说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如夏氏所说因为他的教义之“无报”与“无罚”,却是因为他的“兼爱”。上面说过,“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中心,他的其他一切思想,都无不是由“兼爱”出发的。这种“兼爱”学说,正和封建政治不相容。不要忘记:封建政治自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封建政治建筑在君与臣、官僚与平民、地主与农民诸阶级对立的上面,所谓臣,便是君的家奴,所谓平民与农民,便是受官僚与地主之剥削的孝子,哪里容得下兼爱之说呢?所以在战国时代,那为封建政治张目的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其次,封建政治的组织,又宛如一个大家族,无论哪方面,统治阶级都要利用这种组织,以作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又哪里容得住兼爱之说呢?统治阶级正要引用其家族亲戚朋友作政治上的支柱,墨子却偏说“尚贤”;统治阶级正要拿命运来支配被统治阶级,墨子却偏说“非命”;统治阶级正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墨子却偏说“非攻”;统治阶级正要用礼乐来维持身份并且借以麻醉民众,墨子却偏说“薄葬”与“非乐”。这一切既不适合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墨子的学说又焉得而不灭绝?第三,关于儒家,夏氏所谓“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夏氏所谓“其教只行于上等人,而下等人不及焉”却又是不对的了。上面说过,孔子的思想,正是宗法的家族制度的表现,他的思想的中心,就是一个“孝”字。这种思想,正合于封建政治的需要,所以墨子学说之所以灭绝,即孔子学说之所以得势。中国的经济组织,二千余年来不曾跳出手工业农村的经济而进到产业革命,则中国的封建政治亦必稳如泰山;封建政治既稳如泰山,则表现宗法的家族制度的孔子思想亦必与封建政治并存;这就是夏氏所说的“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孔子思想,固属为“上等人”所利用而成为驾驭“下等人”的工具。但是,从整个的社会之组成看来,其组成分子既以家族为单位,则表现宗法的家族制度的孔子思想,又无不透入于家族之中而成为维系家族制度的核心,在这种场合,便不论上等人抑或下等人,都无不受孔子思想的支配了。总之:孔子思想之支配中国人心,决不是后儒提倡之力,也不是帝王表彰之功,而是它自有其社会上的存在根据。如果它依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起了变化,则孔子思想必然随而动摇。近十余年来正是孔子思想发生动摇的时期,这正是社会经济基础起了变化之反映;但是,因为封建势力的残渣,还没有完全消灭,所以孔子思想依旧不时地活跃着。

【问题提要】

(一)试述墨子与儒家的关系。

(二)试述墨子学说的内容,又其学说的中心为何?

(三)试述墨家的流派。

(四)试述法家所受儒、道、墨三家的影响。

(五)试述法家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六)道家墨家何以不传?儒家学说何以能存续至二千余年之久?

【注释】

[1]见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29~230页。

[2]见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十二节。

[3]见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