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及其代表人物：源于道家，贯彻无为主义

2023-08-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法家成为一种有体系的学派，为时很晚，盖自慎到、韩非以后。（二）法家所受于道家者为无为主义。次言法家的主要代表。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都是实行的政治家，虽具有法治主义的观念，却不是法理学家，所以不能称为法家。以下仅就法家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略述一下。他的思想源于道家，而其结果则为法家。他目击韩国削弱，乃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并主张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

法家成为一种有体系的学派，为时很晚，盖自慎到、韩非以后。但法治主义的思想，在管仲时却已萌芽。法家的学理上的根据，则儒道墨三家都各有一部分为它的先导，所以有人说法家就是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的东西。今分述如下：

（一）法家所受于儒家者为正名主义。尸佼说：“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又：“明主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又：“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分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

（二）法家所受于道家者为无为主义。梁启超说：“法家所受于道家者何耶？道家言‘我无为而名自正’。民何以能正？彼盖谓自有‘自然法’能使之正也。自然法希夷而不可见闻，故进一步必要求以‘人为法’为之体现，此当然之理也。及其末流即以法治证成无为之义。慎子曰：‘大君任法而不弗躬，则事断于法。’《淮南子》曰：‘今夫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同型）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法治者纯以客观的物准驭事变，其性质恰于权衡规矩，慎子所谓‘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也。夫是以能‘无为而无不为’。彭蒙、慎到之流皆邃于道家言，而治术则贵任法，盖以此也。”^[1]

（三）法家所受于墨家者为平等主义与一同天下之义。墨家主兼爱，反对儒家的亲亲主义，这就是平等主义的思想。儒家的礼义，只能行于君子，不能遍行全国；而法是遍行全国的，所以法律不得不平等。《慎子》佚文所谓，“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便是这个道理。墨家的一同天下之义，就是要使社会不可有两种是非，所以《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

次言法家的主要代表。管仲、子产、申不害、商鞅都是实行的政治家，虽具有法治主义的观念，却不是法理学家，所以不能称为法家。以下仅就法家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略述一下。

（一）慎到。慎到赵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其时代大约当公元前第三世纪。《汉书·艺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今多不传，唯存佚文若干条，后人集为《慎子》五篇。他的思想源于道家，而其结果则为法家。今分述如下：

（甲）尚法。他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愤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此言法之重要。又说：“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此言法之效力。

（乙）不尚贤。慎子既以法为主，所以万事只有守法。法既确立，即天子不贤，也不要紧；推之百官之事，也只有守法，而用不着尚贤。其言曰：“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又：“鹰善击也。然日击之，则疲而无全翼矣。骥善驰也，然日驰之，则蹶而无全蹄也。”此言恃贤为治之必败。

（丙）贵因。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禄者不臣，不厚禄者不与；人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因为人人都有自为之心，所以因其自为之心而用之，就是“因”的道理。

（二）尹文。尹文原属于墨家的流裔，然其政治主张又属于法家。今分述如下：

（甲）论名与法的关系。他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名称者何？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及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智同其治也。”从他这段论名与法的关系看来，便知道他的以法定治乱的精神。

（乙）政治主张。尹文言政治，也不外定名分以立法，所以他说：“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

（三）韩非。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受学于荀卿。他目击韩国削弱，乃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并主张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后秦始皇见他所著的书，就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因急攻韩。韩王至是才使韩非入秦言存韩之利。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的谗言，遂下韩非于狱。李斯使人送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韩非遂死狱中，时公元前233年。《汉书·艺文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今具存，唯其中多有后人附会加入进去的。今分述其学说如下：

（甲）政治主张。韩非反对势治而主张法治，所以他说：“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今曰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舜为不然也。虽然，非一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之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见《难势篇》）照他的意思：势治便是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却为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曰“人之所得设也”。进而他又反对贤人政治，他说：“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者亦不为桀、纣。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见《难势篇》）

（乙）法治的目的。天下不治，起于争，而争之起，又由于财用的不足，所以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见《五蠹篇》）争既不能免，则多数人为衣食所迫，实际上已生活于罪恶之中。他并不曾从经济上谋改革，使民得其平而不争，他只是想用法治，使多数陷溺之人免于罪恶，所以他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隐括之道用也。虽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见《显学篇》）这样看来，法的目的，在于使多数人“不得为非”，并不是为少数善良者而设。

（丙）进化的法治主义。韩非认为人事是有进化的，所以“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而不可法古。他说：“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见《五蠹篇》）既不可法古，所以他所谓法治也就随着时势而变化，他说：“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见《心度篇》）唯其如此，所以他又主张变法。

法家及其代表人物：源于道家，贯彻无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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