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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开创者墨子及其思想特点

【摘要】:墨家的开创者是墨子。墨子名翟,姓墨,鲁人,或曰宋人。如今《墨子》五十三篇,即其著作。由这段话看来,可见墨子虽受了儒家的影响,但是又反对儒家。墨子言兼爱,儒家却言仁;仁是由亲以及疏,所谓爱有等差者是,故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既言节用,必然因是而倡薄葬。他认为儒家厚葬久丧有三种害处:第一国家必贫,第二人民必寡,第三刑政必乱。

墨家的开创者是墨子。墨子名翟,姓墨,鲁人,或曰宋人。据胡适考证,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90年)之间,死于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16年)之间。如今《墨子》五十三篇,即其著作。

墨子的学说,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由这段话看来,可见墨子虽受了儒家的影响,但是又反对儒家。所以《墨子·公孟篇》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这便是墨子明鬼、薄葬、非乐、非命之所由起。他又见当时兵戈不息、人相残杀,所以又倡非攻与兼爱之说。兹分述如下:

(一)兼爱。墨子言兼爱,儒家却言仁;仁是由亲以及疏,所谓爱有等差者是,故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反是,而言兼爱,《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始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始能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始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而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而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而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自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二)非攻。既言兼爱,必然因而倡非攻。《墨子·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义之乱也。”但墨子非攻,亦未尝不言严守备,故《墨子·节葬(下)》说:“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积委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无积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调和,是故大国耆攻之。”他不但口言非攻,而且做非攻主义的实行家,所以当公输盘替楚造了云梯去攻宋的时候,他竟自鲁“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地跑到郢,去见公输盘。公输盘九设攻城的机变,墨子九拒之,公输盘的攻械尽了,而墨子的守圉反有余,结果楚就不敢攻宋了(见《墨子·公输篇》)。

(三)节用。攻战从何而起,起于争。争从何而起,起于不足。所以没有方法去弭不足之患,攻战就没有停止之时。墨子因是而言节用。《墨子·节用(上)》:“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宫室何?以为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有盗贼加固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其为舟车何?以为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者则止,不加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

(四)薄葬。墨子既言节用,必然因是而倡薄葬。他认为儒家厚葬久丧有三种害处:第一国家必贫,第二人民必寡,第三刑政必乱(见《节葬篇》)。因此他定为丧葬之法如次:“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头,足以复恶”;“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无槨”;“死无服”;“为三日之丧”。

(五)非乐。墨子既言节用,必然因是而非乐。他认为乐的害处有三:第一,乐器之费:民患饥寒劳苦,即为之撞钟击鼓,弹琴吹笙,民衣食之财,将安所得?第二,乐人之费:乐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美颜色衣服以悦观者,不从事衣食的生产,却衣食于人;第三,夺民衣食之时:丈夫为乐,废耕稼树艺;妇人为乐,废纺绩织(见《墨子·非乐篇》)。

以上所述,除兼爱外,全为消极方面的学说。今进而述其积极方面的学说,即述其对于政治组织之见解。

(六)尚同与尚贤。尚同与尚贤二者,是墨子的政治组织之见解,分述如下。第一,论社会国家的起源。《尚同(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天下既然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于是需要一同天下之义;从事于一同天下之义的人,就是天子,所以《尚同(中)》说:“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同一天下之义。”三公还不够左右天子,于是有诸侯,所以《尚同(下)》说:“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第二,言天子之权力。《尚同(上)》:“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中)》:“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的权力既是这样大,所以他的政治主张,近于绝对的干涉政治。第三,论限制天子的权力。《尚同(中)》说:“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则天灾犹未止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就是用天来限制天子的权力。第四,反对家族制度与贵族政治。《尚贤(中)》说:“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他主兼爱,当然反对贵族政治与家族制度。贵族政治既不好,他便抬出贤人政治来代替,所以《尚贤(中)》又说:“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七)天志。墨子既反对亲疏厚薄之爱,又持薄葬非乐之论,其结果,自然要违反人类的本性,因为亲疏哀乐都是属于人类的本性的东西。所以庄子批判他道:“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见《天下篇》)墨子深知这个道理,恐怕因为反天下之心,而使他的道不行,所以他又推之于天志,申之以鬼神之赏罚。《兼爱(上)》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兼爱(中)》说:“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智?曰:天为贵天为智而已矣。然则义果白天出矣。”《兼爱(下)》说:“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他又在《兼爱(下)》总括地说:“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法仪。”由此看来,他的所谓天志,不外是一种仪法,并不见得有宗教的意味。并且,要言天志,就不得不非命,就不得不明鬼,因为命之说行,则鬼神无以为赏罚。

总上所述,可知墨子学说,着重实利主义,而以兼爱为本。在消极方面,倡非攻、节用、薄葬、非乐,其目的在于必兼爱之行;在积极方面,倡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其目的在于坚兼爱之信,所以墨子学说,并不见得含有宗教的性质。

次述墨家的流派:

(一)别墨。惠施、公孙龙属于这一派。《庄子·天下篇》:“墨子之后,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忤之辞相应。”又晋鲁胜《墨辩注序》:“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同形)名显于世。”这一派专从名学上发展。

(二)宋钘、尹文一派。这派亦倡非攻寝兵之论,故疑其为墨家的流派。《庄子·天下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观此可以知宋钘、尹文学说之出自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