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开创者孔子及思想内容

儒家的开创者为孔丘。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少贫贱，及长，做了季氏史，料量平，又做了司职吏，而畜蕃息。以后又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但是，因为他的政策不行，就弃了官去周游列国。他在外十三年，到过宋、齐、楚、卫、陈、蔡诸国，都不曾得着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他转回鲁国，专从事教育与著述的事业。将古代官书，删成《尚书》；删历代诗歌，成《诗》三百篇；又订定了《礼》与《乐》。更出其读《易》心得，成《易·系辞文言》；又依据鲁国的史记，作了一部《春秋》。这些就是后来之所谓《六经》。此外，还有一部《论语》，是孔子弟子的弟子所记孔子与孔门诸子的谈话。至于《孝经》，却是后人依托的书^[11]。如今要研究孔子的学说，最好是以《论语》《易传》《春秋》三书为主，因为他的思想的表现，全在这三书中。

孔子事略，已如上述。今请述孔子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夏曾佑说：“老子为九流之初祖，其生最先。凡学说与政论之变也，其先出之书，所以矫前代之失者，往往矫枉过正。老子之书，有破坏而无建立，可以备一家之哲学，而不可以为千古之国教，此其所以有待于孔子欤？”^[12]足见老子是思想的革命家，是替思想界开辟道路的前卫战士；而孔子却是踏着老子所开辟的道路从事建立适合于社会的思想体系的人，所以孔子的思想较老子为缓和，而是属于改进派的。

其次，请言孔子思想的内容。孔子思想的内容，大约可以用“正名主义”“孝弟”“礼”“仁”“忠恕"几个项目来包括。前三个项目，在第二编第十章中已经说得明白，现在单从仁和忠恕两项来说。

仁、忠恕、孝这三个项目，是不可分离的；而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孝便是仁与忠恕之基础。孔子的思想，反映着宗法的家族制度，这在第二编第十章中已经详细说过。唯其如此，所以他的治国平天下的办法，都是从修身齐家扩大出来的，而修身齐家之本，就在一个孝字，所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了孝作基础，才能够进而谈到忠恕^[13]。忠是尽己，恕是推己及人，所以《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种推己及人的道理，在孔子看来，便是可以终身行之的行为规范。《论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大学》的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不过要作恕的功夫，就不能离忠，因为忠是尽己，恕是推己；既不尽己，便不能推己；不能推己，也就不能尽己；所以忠恕每每并提。《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也说：“忠恕违道不远。”而忠恕又一本于孝弟，故“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均见《孝经》）——这就是说，能够孝，就能够爱人，就能够爱社会。能够忠，能够恕，才能够谈到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就是由忠以求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便是由恕以求仁。所以忠恕，就是达到仁的一条必由之路。要做到仁的地步，就能统摄诸德完成人格^[14]。

但是，孔子脑袋中，却充分地含着阶级观念。他认为仁这个高德，只有君子才有，至于小人是决不会有的。所以他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均见《论语》）这样一来，便难怪小人永远是被治者阶级，而君子就是治者阶级了^[15]。

次述儒家的流派：

（一）子思。孔子之子为伯鱼，名鲤，年五十，先孔子而死。伯鱼生子思，名伋，年六十二卒。韩愈《送王埙秀才序》：“孟子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由韩愈这几句话看来，便可以知道子思在儒家中所占的地位。子思的思想，见于《中庸》一书，今分述如下：

（甲）论性。《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就是说：性是本来就有的，只要依着天性做去，就会合于道；不过因为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与不及之差，由是而有教；所谓教，便是礼乐刑政之属。至于“诚”，便是天理之本然，而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句相合；“诚之”，便是人事之当然，而与“修道之谓教”一句相合。这样看来，可见人人本来都含有诚的天性，如果“能尽天性”，就可以“与天地参”。所以《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他这种性论，便影响于孟子性善之说。

（乙）中庸。《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都是情，当其未发的时候，就是性；性是不偏不倚的，所以叫做中；如果喜怒哀乐发而中节，便合乎情的正道，无所乖戾，所以叫做和。这是指性情方面说的。至于德行方面，便有所谓中庸之道。《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之道。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这种中庸之道，只有君子才可以办得到；至于小人，都是反中庸的，所以弄到无所忌惮。他这种不偏不倚的折衷主义，到后来便养成中国人的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奴隶性。

（二）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死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子思的门人，学成以后，历游梁、齐、宋、鲁、滕诸国；因为没有行道的机会，就退而与弟子万章之徒，记录他游诸国与时人问答的话语，成《孟子》七篇。他的思想，见于《孟子》一书中，今分述如下：

（甲）性善说。孟子性善之说，受了子思的影响，上面已经说过。但当时言性的人，除了子思一派，还有几派。王充《论衡》：“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情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孟子·告子篇》：“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这就是世硕的性有善有恶一派。《孟子·告子篇》：“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这就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一派。又：“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这就是有性善有性不善的一派。孟子答复他们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由这段话看来，便知道孟子认为人的才——即天生的本质——原来都是善的，至于不善，却是因为“不能尽其才”。人的本质何以是善的呢？第一，因为人人都具有“善端”，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见《孟子·公孙丑篇》）。第二，因为人人都有“良能良知”，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见《孟子·尽心篇》）

（乙）政治主张。孟子既认定人人的性都是善的，所以从性的方面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他所说的“圣人与我同类者”“尧、舜与人同耳”以及“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便是这个意思。唯其如此，所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他说“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他也和孔子一样，认为君子是治者阶级，而小人却是被治者阶级。所以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见《孟子·滕文公篇》）所以孟子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见《孟子·滕文公篇》）唯其如此，故孟子的政治主张，虽带有民权主义的色彩，但是，他的政治是由上而下的，并不是由下而上的，只要在上的人“施仁政于民”，“保民而王”，天下就会“莫之能御也”。唯其如此，所以孟子法先王，而“言必称尧、舜”；从而他的“保民”的具体方法，就在于行井田制度，使人民能够仰事俯畜，然后才驱而为善，所以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而“制民之产”的具体方案，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均见《孟子·梁惠王篇》）。他从这种制民之产的方案，更论到井田之制，其言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见《孟子·滕文公篇》）——这便是孟子的理想的政治组织。

（三）荀子。荀子名况，又称孙卿，赵人。曾游学齐国。后来又游秦、赵，最后至楚，为楚兰陵令。其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生于公元前310年，死于公元前230年。其学说具见于他所作的《荀子》三十二篇中。

荀子是儒家的改革者，对于各家都有确切的批评，甚至对于儒家的子思与孟子，也是反对的。《天论篇》：“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解蔽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些都是他批评各家的话。《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犹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说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便是他反对子思孟子的话。他反对这些人的学说，他自己的学说又是什么呢？

（甲）他反对庄子蔽于天而力倡人事主义。《天论篇》：“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又：“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乙）他反对孟子性善之说而倡性恶之说。《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又：“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性情，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性情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丙）人为主义。荀子既反对慕天，又言性恶，所以看重人为。《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隐括，烝矫然后直；纯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隐括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

（丁）礼乐。荀子既言性恶而着重人为，实现人为主义的工具，自然就是“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的礼乐。《礼论篇》：“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乐论篇》：“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气无由得接焉。……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他这种礼乐师法的主张，影响及于他的弟子韩非、李斯，而主张用刑法以治国。

【问题提要】

（一）学术思想何以与社会经济有关系？

（二）试述先秦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

（三）试述老子在思想界的地位和他的思想的精神。

（四）试述老子思想的几个基本观念。

（五）道家的流派有几？又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为何？

（六）试述孔子在思想界的地位。

（七）试述孔子之所谓忠恕与仁。

（八）儒家的流派有几？又其代表人物的思想为何？

【注释】

[1]太利斯与亚拿西满德都出自米利都，德谟克利特则出自以佛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

[2]参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63～195页。

[3]见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04页。

[4]见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

[5]见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六节。

[6]老子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7]《庄子·天下篇》说：“老聃，人皆取先，我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由这段话看来，足见老聃的无为主义，还含有处世之道的意味。

[8]疑有误，但原文如此。

[9]《杨朱篇》中记杨朱弟子孟孙阳与禽滑厘问答的话，可以看到杨朱受了老子的影响，即：“禽子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

[10]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足见杨朱学说之受当时人之欢迎。

[11]参看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70页。

[12]见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六节。

[13]忠恕二字，另有一解，可参看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107～109页。

[14]蔡孑民《中国伦理学史》谓孔子所说的仁，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赞成其说，并引用孔子答子路问成人一段——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认为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仁。其实，《论语》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便是指仁统摄礼乐而言。又：“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便是指仁统摄知而言。又：“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便是指仁统摄勇而言。又：“子张问仁。曰：‘能仁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便是指仁统摄恭宽信敏惠诸德而言。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便是指仁统摄爱人而言。这些便是蔡氏之所谓“统摄诸德”。

[15]《论语》中记录君子与小人之别的地方很多，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如“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些区别，原来是从人格上立论；但是，后来的狡黠者，假君子之名，以行小人之实，就把君子与小人看做身份的区别了。这样一来，所谓士君子当然成为治者阶级，而小人就是被治者阶级了。小人如果要过问政治，便叫做“造反”。所以孟子纵令提倡民贵君轻之说，然而依旧脱不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