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现代学校兴起:教育破产的根本原因及唐代学校制度

现代学校兴起:教育破产的根本原因及唐代学校制度

【摘要】:造成教育破产的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的学校,原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的课程及其精神,都相应于资本主义的需要,所以它所造就的人才,能替资本主义服务。(六)试述唐代的学校制度。这些都是教贵族子弟的学校。便是乡学中的大小学之别。故王桐龄说“大学教六艺及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

这里所谓现代的学校,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与我国前此的学校完全不同。原来在太平军平定以后,当时要人如李鸿章辈,深知中国兵力,确实不能和外国比较[25],于是在乱平之后,就注重练兵[26]。“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遂广播于全国。但是,经过中法、中日两次战役以后,朝野之士,又深知只是仿效外人的物质文明——坚舰利炮——还不足以自强,而自强的唯一方法,却在于变法。当时康有为辈,认定变法的项目中,尤以废科举立学堂为最要紧。后来因为戊戌政变,轰动一时的变法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等到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室始正式废除科举,改书院为学堂。

当时学制,仿自日本西洋,有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中学、高等学堂以及大学堂等名目;所有教本,亦多从日籍转译而来。民国成立以后,又有新学制之改革。大旨以着重职业教育与合于社会需要为主。

上面所述的这种新学制从外国移植国内来,已经将近三十年,但是,在今日我们并不曾见到这种教育所发生的良果,却只听见教育破产的呼声,这是什么缘故呢?造成教育破产的根本原因就是:现代的学校,原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的课程及其精神,都相应于资本主义的需要,所以它所造就的人才,能替资本主义服务。反之,我国的经济组织,虽然进到前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封建式的手工业生产,却在经济上仍占着重要的地位,所以纵令把资本主义的教育移植过来,却不能适应于我国社会的需要,尽管后来有新学制的改革,可是问题依然原封未动地搁着,此所以吴敬恒有洋八股之叹,社会上有轮回教育之讥,教育界有教育之讥,教育界有教育破产之呼声[27]。至于政治没有上轨道致使教育也不能上轨道,却还是造成教育破产的副因。

【问题提要】

(一)何以古代教育之权操于官府?

(二)何以周代的教育制度不足信?

(三)试述教育解放的原因。

(四)孔子与教育解放有何关系?

(五)教育解放的结果是什么?

(六)试述唐代的学校制度。

(七)试述书院制发生的原因。

(八)何以现代教育陷于破产的境地?

【注释】

[1]见俞正燮著《癸巳存稿》卷四。

[2]欧洲在中世纪时,教会柄世政,凡才秀之士,多为祭司神甫,而书籍亦多聚于寺院。因此,当时求学者,都以祭司为师。从而教育之权,全为教会所握。

[3]见章炳麟著《诸子学略说》(刊在丙午年《国粹学报》)。

[4]见章炳麟著《检论·订孔(上)》。

[5]《汉书·艺文志》的根据,是刘歆的《七略》。《七略》中除《辑略》为诸书之总要外,其《六艺》一略,与《诸子略》中之儒家相重复。《诸子略》中,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除去小说家,谓之九流。此外四略为:《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各家学说,从来都以为出自王官,其所推未必尽是,然按诸当时政治情况,则不能谓无所根据。至于反对这种说法的,则有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刊在胡氏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附录中),可供参考。

[6]编者按:《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这里所谓上庠、东序、右学、东胶,便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学之专称;下庠、西序、左学、虞庠,便是四代小学之专称。这些都是教贵族子弟的学校。

[7]编者按:《周礼》:“师氏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注云:“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天子诸侯之太子)亦齿焉。教之者使识旧事也。中,中礼者也;失,失礼者也。”又“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注云:“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道,多才艺者。”这种国学,便是贵族进的。至于乡学,则“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见《礼记·学记》),这便是平民进的。

[8]国学中有大学小学之别,见109页注④。编者按:《公羊传·宣十五年》何休注:“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便是乡学中的大小学之别。

[9]编者按:《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故王桐龄说:“兼各代之名。”

[10]编者按:《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故王桐龄说“以养老教德行为主”。又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朱子《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故王桐龄说“大学教六艺及修己治人之道,小学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又《王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故王同龄说“不率教者,则有移郊移遂屏远方之法”。

[11]编者按:《尚书大传》:“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又“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此与王氏所说不合。唯《公羊传·宣十五年》何休注:“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则与王氏所说相合。

[12]夏曾佑说:“九流百家,无不源于老子。老子楚人,周守藏室之史也。周制: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故世人之谘异闻,质疑事者,莫不于史。史之学识,于通国为独高,亦犹之埃及、印度之祭司也。”见夏氏著《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五节。

[13]见章炳麟著《检论·订孔(上)》。

[14]官府所藏的书籍,虽由孔子下布于民间,然刘向、刘歆传播书籍之功,亦不可没,故章炳麟曰:“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民间唯有《五经》《论语》,犹非师授不能得。自余竟无传者。东平王求《史记》于汉廷,桓谭假《庄子》于班嗣,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移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洛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邠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见《订孔(上)》注文。

[15]《诗经·郑风·青青子衿》序云:“《子衿》刺学校废也。”又《左传·昭公十八年》云:“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骞。闵子骞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足见当时学校不修,人不说学的情况。

[16]子张驵侩,颜濁聚大盗,均学于孔子。

[17]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最著名者有四科中之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由、子夏”。见《论语》。

[18]大盗禽滑厘,学于墨子

[19]当时如秦孝公、齐威王、宣王、梁惠王、燕昭王,乃至孟尝、平原、春申、信陵之四公子,都无不以礼贤下士为务;而游士为利禄所动,亦以讲求学问为务,所以苏秦竟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见《史记》本传。

[20]普通史家认为始皇尽焚天下书籍,所不去者,唯医乐卜筮种树之书。此实一种错误的说法。案《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射杂烧之”诸语,则当时所烧者,只是民间的书籍,而博士之诵诗书百家自若也。又汉初诸经师多故秦博士,亦足证明当时博士之师承传授并未断绝。

[21]公孙弘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武帝因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为百人,宣帝时增为二百人,成帝末年增至三千人。至于书籍,则惠帝时已解挟书之令;武帝时又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以求业已散亡的书籍;更经河间王德之搜求先世经典,与刘向、刘歆父子之专理校雠,于是学术为之大振。

[22]明、章两帝均尊崇儒学,车驾屡幸太学。章帝更会诸儒论经书异同,作《白虎通》。

[23]当时太学诸生多贵游子弟,每每替外戚结党,以攻击宦官,结果激成党锢之祸

[24]如马融、郑玄,皆以私人而聚徒讲学。

[25]太平军起事时,上海被刘丽川攻陷,法兵助清军克复县城。当时,英人已组成义勇队,以为防卫租界大计。内地富人,多聚集上海,亦共同集款,与外国人合商保卫之法。由是美人华尔与白齐文,始募欧人百名,马尼亚(今译马尼拉——选编者注)人二百名,组成常胜军。华尔死后,由戈登代为统率,收复昆山、太仓,并随李鸿章克复苏州。当时中兴诸将,由是知中国兵力不如外国,而着手于练兵。

[26]当时中兴诸将如李鸿章,所知道的,只是外国的坚舰利炮,因此,他练兵的第一要着,就是设船政局与制造局。后来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以及兴办铁路轮船电报等等,都无不是由于惊叹西洋的物质文明所致。

[27]关于教育破产的论文,可参看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的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