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演进：杨东莼文集·专著探讨

2023-08-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上面所述的社会演进之一般的法则，也符合中国社会演进的程序。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差不多是个不可究诘的谜，使我们的研究很难于着手。因此，要拿不可信赖的古史，去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便不免陷于臆断的境地了。夏商既是奴隶制的国家，则不可究诘的由黄帝至尧、舜这个时代，其为氏族的公产社会，便可断言。因社会的演进，前一社会形态的残渣，或多或少必留存在后一社会形态中。

上面所述的社会演进之一般的法则，也符合中国社会演进的程序。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差不多是个不可究诘的谜，使我们的研究很难于着手。第一，古史的本身，已经不确定；例如三皇五帝之说，就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者，如《史记》；有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陶唐、有虞为五帝者，如《尚书序》；他如《白虎通》则谓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皇王大纪》又谓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月令篇》则谓大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皇王大纪》又谓庖牺、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这些说法，都含有不少的传说和神话的成分，其可信赖的程度，也因时代的愈古而愈减。综括一句，所谓三皇五帝，实未必确有其人，不过为汉民族国民思想之反映之架空的理想人物而已。因此，要拿不可信赖的古史，去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便不免陷于臆断的境地了。第二，中国古史的本身，既不确实，又加以后儒的渲染，就益加不足信赖的了。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故儒家言政治者，必法尧、舜；尧、舜经过儒家的渲染，便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尧、舜，而绝对不是本来的尧、舜了。所以《韩非子·显学篇》就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中国古史的本身，既这样的不可信赖，因此，拿古史去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便是一种不可靠的方法。唯一可靠的方法，就只有从事于考古学而努力于地下发掘之一条大道。至于龂龂于文字记载的争辩，却不是研究古史的良法了。

1898年与1899年之交，在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于黄土层下掘发了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骨片上多刻有极原始的文字。经罗振玉与王国维的考证，断定这些文字是三四千年前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最近十年来，关于这样的掘发，也时有所闻。如1923年，德国古生物学专家德日进（P.Teilbard de Chardin）与教士桑志华（E.Licent）在陕西榆林县南油坊头、甘肃宁夏县南水东沟及鄂尔多斯东南角萨拉乌苏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大宗石器，都以石英、石矽质灰石及其他坚致岩石做成；1925年夏，美国纽约博物院外蒙古调查团，在纳尔逊（N.C.Nelson）博士指导之下，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期的石器；1921年，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J.G.Anderson）先后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采掘，得石器、骨器、单色陶器及彩色陶器等，断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3]；1923至1924年，安特生又先后在甘肃洮沙县新店附近、狄道县寺洼山、西宁县下洼及镇番县沙漠等地发现石器、陶器及少数铜器，断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器时代初期的遗物。不过这十年来的发掘，因为考证困难，还无明确的论断，可与古代的记载互证；至于安阳县所出现的龟甲兽骨的破片，则经学者的考订，可以得到以下几个论断：

（一）商代已有文字，但其时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极端的象形图画，而且书法不一，一字有多至四十五种书法者，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读或右读，并无一定。由此可知其时文字的产生还不甚久，文字尚在形成的过程中。

（二）商代以牧畜为主要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多至三四百以上，即其明证。农业虽已发明，然当时的耕器还是蜃器或石器，所以当时的农业很幼稚。

（三）商代族与族间的攘夺行为，异常剧烈，卜辞中为征伐贞卜的事项甚多。既有征伐，则战败者自然降为奴仆，卜辞中有奚、奴、臣、仆等字即其证据。奴隶的用途，在于牧畜耕作。并且，奴隶的私有，在当时即已萌芽。因此，阶级制度，在当时或已成立。

（四）私有财产制度，在商代业已成立，卜辞中有锡朋的记载^[4]，古金中每多锡贝朋之事，即其明证。当时王侯既能以少数的货贝宝物赐予其臣下，则族的公有物便成为王的私有物了，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然的权利。

由上所述，便知商代最多也不过是奴隶制的国家，而正是由氏族转变到国家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其次，根据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则夏、商、周三朝实为三个不同的种族或部落，其发展的途径是平行的；但旧史每视为同种族之三个朝代的更迭，而误为一直线的继承^[5]。王氏此说，虽未可断为定论，但夏代与商代为平行的两个部落，则或许实有其事。根据此点，故夏代亦或许是奴隶制的国家。夏商既是奴隶制的国家，则不可究诘的由黄帝至尧、舜这个时代，其为氏族的公产社会，便可断言。

但是，关于此项问题，尚在研究的途中，并未厘成定说。他日考古学的进步，对于此项问题，必然有个究极的解答。现在不过就前人的考订与论断，作一个这样的假定罢了。其次，更有一点应当注意，即“无纯粹的社会现象”。因社会的演进，前一社会形态的残渣，或多或少必留存在后一社会形态中。所以奴隶制的国家里面，必存有氏族社会的孑遗，而封建制的国家里面，也必存有奴隶制的国家的残余。

真正封建制的国家，实始于周代。相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至者万国；商汤受命，只余三千；周武王观兵孟津，只余八百；春秋之时，见于记载的，仅百六十三国。这些国家，实系各自独立的部落，所谓诸侯，亦不过是部落的酋长，决非如周代所封的诸侯一样。周代的封建制度，便是这样的，《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此外，军队的编制，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天子自统六师^[6]。周代的封建，原来有两个步骤：最初为广封先王之后^[7]，后来才“众建亲贤以屏藩周”^[8]。前者是承认旧部落，后者才是新封的诸侯。

上面说过：封建制的国家里面，存有奴隶制的国家的残余。西周本来是封建制的国家，但其中正存有不少的奴隶制的残余。《书经》《诗经》中，便记载着周代使用奴隶来大兴土木，开垦土地以及供徭役征战的事情。《今文尚书》中，又记载着周公骂殷人“蠢殷”“戎殷”“庶殷”以及“殷之顽民”这一类的话语，并且周公还征发那些“庶殷”来作洛邑。这些，便明证当时尚存有奴隶制的国家的残余。

周代的封建制度，在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便发生动摇。经过春秋时代二百多年的长期纷争以后，所谓诸侯之国，合并的合并，灭亡的灭亡，到战国时代，只剩下齐、楚、燕、秦、韩、赵、魏七个大国。秦灭六国，封建制度在形式上归于消灭，统于一尊的政治组织乃继而开始。封建制度在形式上虽归于消灭，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没有经过产业革命这个时期，所以实质的封建制度——或者说封建势力——却依然存在：农业方面地主和农夫对立的庄园制以及工商业方面师傅和徒弟对立的行帮制，固然是真正的封建制度之产物，即政治方面汉代的诸王、唐代的藩镇、明末的三藩、清代的总督以及民国的督军，又何曾不是真正的封建制度之产物呢？这样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在是近百年来才发生根本的动摇，换句话说，即在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以后才发生根本的动摇。

中国自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手工业的农村经济日趋没落，农村中的失业者才跑到城市做工场的工钱劳动者，因此，才产生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的关系，虽然其关系不十分明显而资本家与工人的数目又属有限。但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产业革命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在欧战期间，中国自身的轻工业，虽有长足的进展，然而欧战以后，毕竟受不住资本帝国主义的狂风暴雨一般的摧击，也就没落下来了；因此，中国的经济状况，始终不曾脱离殖民地的地位。

其次，就上面所述的“无纯粹的社会现象”一点来说，则今日的中国社会形态，便不纯粹是资本制的，而封建制的地主与农夫对立关系以及师傅与徒弟对立关系，却依然占着重要的地位，不过从大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到资本制的了。

中国社会演进：杨东莼文集·专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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