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武功极盛,自通西域以后,遂有与外国通商之事,然当时尚局限于亚洲方面。桓帝时,大秦(即罗马)王安敦遣使经印度洋及日南(即安南),献象牙犀角玳瑁于汉,以求绢布,是为中西通商之始,时在公元166年。汉代以后,中西交通不振,但与西域诸国的通商,则经南北朝至隋,还没有中断。到武后时,亚拉伯人之到广州、泉州、杭州诸港通商者,均以数万计。凡往海外经商者,必赴两浙市舶司领官券,如有违误,则没收其货。
汉武帝武功极盛,自通西域以后,遂有与外国通商之事,然当时尚局限于亚洲方面。桓帝时,大秦(即罗马)王安敦(Marcus Aulerius Antoninus)遣使经印度洋及日南(即安南),献象牙犀角玳瑁于汉,以求绢布,是为中西通商之始,时在公元166年。汉代以后,中西交通不振,但与西域诸国的通商,则经南北朝至隋,还没有中断。隋时,武威、张掖这些地方,便是中西互市的集合点。唐代,因武威的结果,中西的通商就盛极一时了,兹分述如下:
(一)陆路的通商——唐置安西都护府于焉耆,中亚细亚及天山以南的商途就因此开辟了。西域诸国来中国营商者日多,而华商到波斯、印度者也日益增加。当时精于商务的犹太人,就乘机勃起,西至欧、非,东至印度、中国,商权都归他们掌握。他们或从红海经印度洋来中国南海,或从地中海东岸经天山南路而至中国长安。及大食国兴,亚拉伯(今译阿拉伯)人才代犹太人掌握商权。
(二)海路的通商——唐置安南都护府于交州,由是我国商途对西方作积极的进行:或经锡兰沿西印度海岸而入波斯湾,或沿亚拉伯海岸而至红海湾口的亚丁。当时锡兰岛,为世界通商的中心地,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波斯人、犹太人都集聚此岛,以经营商务。及大食国隆盛,西亚与北非诸沿海港湾及印度河口相继为它所有,更进而东向,经南洋诸国,以与中国通商;中国旧日在亚洲全境的航海权,遂为亚拉伯人所夺。到武后时,亚拉伯人之到广州、泉州、杭州诸港通商者,均以数万计。唐因设提举市舶司,征收海关诸税。
又当时与日本交通也很频繁,自隋至唐,日本累遣子弟来中土入学,中国文化,由是大被东岛。
宋代海外贸易的中心地为杭州、庆元(即宁波)、泉州,都置有提举市舶使,征收海关诸税。当时海关税率为十分之一,香料及宝货两种,则由官收买,更由官卖出。凡往海外经商者,必赴两浙市舶司领官券,如有违误,则没收其货。至于极东海上贸易地的枢核,便是三佛齐(即今苏门答腊岛的拔莲般),其时三佛齐与泉州之间,每年有两次定期航海,商务之盛,由此可以推想。又今菲律宾群岛之一部分,因当时中国商人的从事海上贸易,就业已为中国人所知,据此,则麦哲仑之发见是岛,当后于中国人五百年。
蒙古勃兴以来,于欧亚两洲建立空前的大帝国,许多割据的小国,都为它所并吞,交通往来,乃得自由;加以基于政治与军事上的目的,又新开官道,设驿站,商旅来往,因之无所阻碍;故元代东西交通,很为频繁。当时陆路都启程于西亚细亚及欧洲,一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一经西伯利亚南部与天山北路,以达到喀喇和林与燕京。海路则启程于波斯、印度的海岸,经印度洋、中国海而到达泉州、杭州诸港。而泉州一地,在是时实为世界第一的贸易港,亚拉伯人、波斯人来此地者很多。其时东西交通既很频繁,西洋学术遂渐次流布中土,而中国的罗盘针与活版术,或许亦于此时传入欧洲,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又当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仕于元室,逗留中国共十七年,归著《马可波罗游记》,欧人读之,遂启东渐的野心。
明代和唐、宋一样,也于宁波、泉州、广州设提举市舶司。但是,南洋诸岛,却因郑和的下西洋——出使前后计七次,共二十五年——来归复中国的,便有三十余国。南海贸易,由是特盛。在这样交通频繁的时候,中国人到南洋去经商做工的,一定很多。时日既久,就渐次养成一种势力,如《明史》所载:吕宋的潘和五、婆罗的王、爪哇新村的村主、三佛齐的梁道明、陈祖义,竟借着这种势力,做了海外的“蛮夷大长”,而为今日闽粤人经营南洋者种下深固的基础。不幸,这种殖民,内无政府的保护,外受列强的高压,所以没有飞跃的进展。
以上所述,可以划为一个时期,因为自明代中叶以后,缘于新航路的发现,全世界就别开了一个新局面。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