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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之后的民生状况

【摘要】:自周代封建制度确立以后,身分的阶级,就愈加显明:在政治方面,便有官僚与人民;在农业方面,便有地主与农民;在商业方面,便有师傅与徒弟。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便和富人及大地主勾结,用以剥削农民,去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朝代只管改变,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却依然无恙,结果,被压迫的被剥削的,仍旧是农民。因此,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如果不根本推翻,则民生问题,永无解决之可能。

自周代封建制度确立以后,身分的阶级,就愈加显明:在政治方面,便有官僚与人民;在农业方面,便有地主与农民;在商业方面,便有师傅与徒弟。在这样阶级对立的时候,站在被压迫一面的,当然是苦不堪言。试看《诗经·魏风·伐檀》所谓“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便是当时被压迫者为压迫者所榨取的一种活跃的写照。

秦废封建为郡县,论理,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应当在秦代告终;但是,事实上,我国的社会结构,却依然不曾脱离封建制[4]。不仅如此,并且,从春秋时代以来,富人阶级即已抬头[5],而土地亦渐趋集中。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便和富人及大地主勾结,用以剥削农民,去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农民受不起这种剥削与压迫[6],所以就爆发了陈胜辈所领导的农民反秦运动

到了汉代,大地主与富人的地位,益加重大,同时,农民的生活,就日加困迫。《汉书·食货志》晁错所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这不明明是大地主富人勾结王侯来剥削农民的情形么?生计的困迫既如此,但是,生活的出路,又是什么呢?据《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说,便是这样的:“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读了司马迁这段话,便知道因为当日兼并的炽烈,就产生出无田可耕无业可执的失业者,这些失业者为着要穿衣吃饭,才不得不去替统治阶级冒矢石,到了没有兵当的时候,便顾不到法禁,而不得不去做土匪;妇女们没有饭吃,就不得不去卖淫,又哪能顾及到贞节与廉耻?替公家服务的人,眼见得人家“累巨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又哪能顾及科禁,而不去贪赃枉法呢?民生的困迫,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只要机会一到,就群起骚动:或者利用统治阶级纲纪解纽的时候,例如赤眉绿林的起兵;或者利用饥荒为导火线,例如黄巾的起兵[7]。不过农民每一次的骚动,都为狡黠者所利用,立刻变成一种新的支配阶级[8]。因此,朝代只管改变,而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却依然无恙,结果,被压迫的被剥削的,仍旧是农民。总括一句:从秦、汉起直到清亡前约八十年止,中国的民乱——农民的骚动——都无不是由这样而起的,也无不是由这样而终的[9]。因此,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如果不根本推翻,则民生问题,永无解决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