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莼文集·专著卷：授田制度与两税法

2023-08-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晋、魏、唐的土地制度，都具有同一的倾向，因为都是从两汉“兼并之风”所产生出来的反响。后魏所行的制度，叫做“均田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实施，或者就是由于一种租税政策。并且，唐代的班田制度及租庸调制之推行，是和户口的数目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户口不准确，则不但无法授田，并且无法征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发生杨炎的两税法。不过杨炎的两税法，很为简易，所以宋、元、明、清都沿用此法，没有重大的改变。

晋、魏、唐的土地制度，都具有同一的倾向，因为都是从两汉“兼并之风”所产生出来的反响。晋代所行的制度，叫做“占田制度”。晋武帝平吴以后，定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指一户而言——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像这样，便是按人民的男女与老幼而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他方面，对于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则加以限制。至于人民的义务，则“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后魏所行的制度，叫做“均田制度”。即丁男课露田四十亩，丁女课露田二十亩，又别课桑田二十亩，奴婢准良丁之例。男女俱以十八受田，六十还田，而每年一月则为还受之期，但桑田为世业，所以没有还受的限制。至于征税，则公田每亩征五升，私田每亩征一斗。北齐仿后魏的制度，丁男课田八十亩，丁女课露田四十亩，又别课世业田二十亩；至于征税，则每年征粟二石五斗，绢一匹，绵二两；奴婢受田纳租，俱为良丁之半。

唐代所行的制度，叫做“班田制度”，是参酌后魏的均田制度而成功的。凡男子年十八以上的，给田百亩，以二十亩为永业，传之子孙；其余八十亩为口分，止限于一代。狭乡——田少的地方——授田，例得减于宽乡——田多的地方——之半。将田妄行卖买、典质，都在犯禁之列；但因移住他乡或因贫困不能举葬者，得卖去其永业田；又从狭乡移住宽乡者，得卖其口分田，唯既卖之后，则不复再授以田。至于租税，则定立租庸调制。受田者，每年输粟二石，叫做租。从其乡之所产，或纳绢、绫、缯各二丈，绵二两，或纳布二丈四尺、麻三斤，叫做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逢闰年加二日，不役者，每日折输绢三尺，叫做庸。由上看来，所以租就是田租，调就是户税，庸就是口税。

以上所述晋、魏、唐的三种制度，在性质上讲，都是想办到地权平均这一步。晋代承汉末战乱相寻之后，后魏承五胡十六国大乱之后，唐代承隋末群雄割据之后，当时人民流亡，土地榛芜，无主之田很多，所以推行这些制度，并不感到困难。但是，晋、魏、唐在大乱以后，要整顿一切，便非谋赋税的收入不可。因此，这种制度的实施，或者就是由于一种租税政策。晋代定立占田制度之后，不多时天下又是大乱，故此种制度是否曾经推行，还是疑问。后魏的均田制度，虽推行于北方一带，但到北周的时候，却除掉年征粟五斛、绢一匹、绵八两不计外，还有所谓入门税、入市税以及盐池、盐井之禁，租税繁多，所以虽有意限制“豪强兼并”，可是农民实际上的负担，反倒加重了。至于唐代的班田制度，到唐代中叶，就完全绝迹了。因为唐代中叶，所谓节度使，便是封疆天子，手握土地、兵马、财赋、行政的大权，俨然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封建社会之下，土地的兼并，已成必然的事实，而要想推行班田制度，岂不是空话？并且，唐代的班田制度及租庸调制之推行，是和户口的数目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户口不准确，则不但无法授田，并且无法征税。在班田制度开始推行的时候，每三年必造乡帐——户籍，每一年必造计帐——赋课的帐簿；然至安、史乱后，版籍荡然，而因战事所生的烦苛的赋役，又使人民相率逃徙，于是赋敛无定则，而租庸调制也就行不通了^[1]。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发生杨炎的两税法。其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种以人的贫富，定税额的多少，确实是救济当时的良法。但是，人的贫富，不易测定，所以推行的时候，也要发生许多弊病，陆贽所说“两税以资产为宗，少者税轻，多者税重，然而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能窥；有场圃囷仓，物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少而日收其赢；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计估算缗，失平长伪”，便是指这一点而言。不过杨炎的两税法，很为简易，所以宋、元、明、清都沿用此法，没有重大的改变。

杨东莼文集·专著卷：授田制度与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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