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敦尼王朝：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

精彩看点

皇帝拥有绝对统治权—皇帝特别信任的四个官职—罗马市政官和禁卫军长官地位较高—行省总督的职权—市政自治权—地方自由缺乏永久性保障—税收的压力—行政体制越来越官僚—市政议员职位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工商业领域子承父业成为一种负担

安敦尼王朝时期，皇帝拥有绝对统治权。国家层面没有任何制衡皇帝权力的法典或条例。残存的珍贵法典也是由于皇帝默许才保留下来的。从表面看，安敦尼王朝的贵族享有高官厚禄，但实际上没有实权。罗马元老院开会的目的，是给皇帝提出建议，或者以正式形式通过皇帝颁布的法令。然而，罗马元老院完全没有掌控权。各行省的地方自由几乎不受中央政府干涉。市政自治也没有受到皇帝的猜忌。不过，皇帝可以随时将地方自由与市政自治搁置一边，或者将其作为压迫国民的工具。此时，帝国政府正在缓慢地从人心涣散的共和形式向专制制度过渡。与后来广泛存在的官僚机构相比，安敦尼王朝时期，罗马帝国中央政府机构寥寥无几。

起初，官员是皇室的仆人，后来才出现了骑士职位。皇室最初的组织形式与罗马贵族家庭一样。受过教育的奴隶或自由民通常来自希腊。他们负责在富人家里写信、整理图书或管理账目。他们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部分人做卑贱的工作，部分人从事机密要职。由于缺乏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早期的皇帝会把自己的家仆当作左膀右臂，让其帮助自己处理大量政务。软弱无能的皇帝往往会成为自己手下傲慢无礼的仆人攫取财富的工具。仆人往往通过帮助皇帝解决烦恼或将皇帝的恩惠卖给出价最高者来赚取巨额金钱。

然而，2世纪的皇帝们非常强大。他们思想独立，不曾屈从于此类卑鄙的幕后阴谋。因此，这一时期关于罗马帝国自由民的负面影响的记载很少见。不过，哈德良任命渴望在晋升阶梯上爬得更高的骑士时，自由民担任的直接服侍皇帝的职位看似很有尊严，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实权。在这些职位中，只有以下四个职位能得到皇帝的特别信任。

第一，财务官，即御用财政官。财务官掌管着国库和皇帝所有财政收入的账目，是最重要的职位。诗人斯塔提乌斯描述了一个历任几位皇帝的财务官的自由民：他权力大、责任重、工作繁杂。这段描述的主要内容如下：

罗马帝国的所有物产都由财务官全权负责，无论它们来自帝国的哪个角落，如伊比利亚半岛金矿的金子、埃及的谷物、东部海域的养殖珍珠、塔林敦的羊群、亚历山大港手工厂制造的透明水晶、努米底亚森林的木材及印度的象牙制品。所有开支也由财务官负责。所有军队的日常物资都要经过财务官之手。用于储备罗马粮仓、修建沟渠和神殿、装饰皇宫及维持皇家铸币局正常运转的资金也都由财务官负责调度。财务官没日没夜地工作，寝食难安，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更别提寻欢作乐了。

第二，国务秘书，即皇帝的书记官。国务秘书当然需要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及精彩绝伦的文笔。诗人斯塔提乌斯说：“国务秘书必须能加快皇帝的公文在全国传播的速度，能指导部队行军，能从征服军占领的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及图勒最偏远的地方接收胜利的喜讯。他要起草任命官员的文书，让民众获悉谁获得了百夫长^[1]或护民官的职位。国务秘书必须跟踪了解尼罗河的水位是否上升到了庄稼丰收需要的高度，埃及是否有降雨，并且开展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调查。无论是伊西斯还是墨丘利^[2]，都得不到这么多的最新消息。”后来，国务秘书处负责统领两个部门，一个是希腊语部，另一个是意大利语部。当时，希腊语部备受瞩目。希腊语因文风淳朴、语言优美而受到追捧。在希腊语部任职的官员认为升职加薪是迟早的事。

罗马军团中的百夫长

小塞内加

第三，护民官。护民官有义务打开臣民写给皇帝的请愿书或投诉书，可能还需摘录其中的内容。如果小塞内加^[3]描述的情况属实，护民官的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因为卸任该职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波里比阿称自己几乎没有时间抚慰内心的悲伤。在小塞内加的描述中，盖乌斯·尤利乌斯·波里比阿说了下面这番话：

你要听那么多人的请愿与诉求，要整理那么多文件，还要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务中挑选出紧急事务呈给皇帝。你必须拥有坚定不移的勇气，绝不能哭，因为你要倾听很多请愿者的哭声。要想擦干这么多身处困境之人的眼泪，并且帮他们赢得仁慈的皇帝的怜悯，你必须先擦干自己的眼泪。

第四，宫廷内侍。宫廷内侍往往因其能力与口才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初，这一职位似乎有些不太体面，因此主要由奴隶或自由民担任。不过，随着宫廷越来越多地采用东方国家的观念与语言，宫廷内侍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有时，宫廷内侍甚至会凌驾于软弱无能或邪恶残暴的皇帝之上，就像法兰克王国宫廷的宫相^[4]曾战胜傀儡国王一样。

皇帝在官场上的朋友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罗马的显要人物。他们因皇帝的信任而受世人敬重，并且作为御前会议或顾问团的成员向皇帝提建议。他们会与皇帝讨论国家大事—每次参与讨论的人数由皇帝决定。罗马贵族一直沿袭着一个古老习俗，即按照官职级别和影响力来划分朋友。皇帝的宫廷也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对追求名利的人来说，要跻身御前会议和顾问团这两大特权阶层并非易事。每次外出巡视，皇帝都会从御前会议成员中挑选随行人员。这些随行人员的一切花费由皇帝承担，包括膳食。1世纪，这种显赫地位存在一定风险。对喜怒无常、疑神疑鬼的暴君来说，哪怕是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都足以让其臣子丢掉官职。不过，安敦尼王朝时期，情况乐观得多。该时期，御前会议成员备受尊重。只有国事需要时，皇帝才会请他们列席，但不会让他们亲自侍奉自己，或者仅仅是为了社交需要而随时召集他们。最终，御前会议大臣成为一个纯粹的荣誉称号，被视为皇帝的朋友或行宫伯爵^[5]。

与现代国家官员不同的是，罗马帝国的官员不会被指派到诸如现在的战争部、内政部、财政部等重要部门任职，但在严格规定的范围内，每位官员都拥有一定权力。罗马市政官、禁卫军长官、行省总督与军事护民官等，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其中，在地位和皇帝的信任程度上，有两个职位高于其他职位。一是罗马市政官。皇帝不在罗马时，罗马市政官会代表皇帝维持首都的社会秩序。罗马市政官可以全权处理罗马的治安问题，有权对奴隶或扰乱治安的人采取直接行动，由此逐渐拥有了一种类似高级法院刑事管辖权的权利。二是禁卫军长官。起初，禁卫军长官只是罗马卫戍部队几千名士兵的指挥官。军团在远离首都的边疆作战时，禁卫军的士气至关重要，因其可能会影响皇帝的安危。有时，禁卫军的忠诚似乎是靠金钱、荣誉或婚姻关系维系的。有时，皇帝会同时任命两名禁卫军长官，通过让他们竞争达到制衡双方的目的。不过，对皇帝来说，禁卫军始终是很危险的。4世纪，禁卫军被全面禁止佩剑入殿，会有单独的指挥官收取禁卫军携带的剑。当时最杰出的律法学家已经被任命为政务官^[6]，取代了早期皇帝在司法部门担任的职位，并且最终形成了具有民事审判权的最高法院。

罗马元老院复原图

除意大利半岛外，整个罗马帝国被划分为若干行省。每个行省的地方政府都由罗马派来的一位长官管辖。被兼并后一直和平安宁并且不需要武装力量驻守的地方，则由罗马元老院派出一名总督^[7]管理。对于边境及其他有动乱或内战的危险地方，皇帝会以自己的名义委派一名将领，并且赐予他一定特权。毫无疑问，残暴和贪婪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像共和国时期那种滥用职权的现象早就不存在了。皇帝和元老严密监视官员，并且严厉制裁违法者。各行省的知名人士都在罗马元老院任职。在罗马元老院，所有真正的冤屈都能得到申辩的机会。每个地区都有一名皇帝的代理人，随时记录和上报所有叛国行为。此类文书由政府专门设立的驿站快速运送至皇帝手中。皇帝和元老很少安排文官参与武装部队的管理。政府部门给官员支付固定俸禄，有效遏制了贪污腐败。帝国统治不再只是代表罗马或贵族的利益。尽管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备感孤立无援，但逐渐消失的优良品德在罗马民众中再次焕发生机，改善了罗马城令人窒息的氛围。

到地方任职时，每位行省总督都会带一队随行人员。其中，一些人得到了国家的明确批准，可以享受相应待遇。这些随行人员中，有的是深得行省总督信任的密友，他们经验丰富，能力超群，可以为行省总督提供帮助；有的是受过培训的律法学家，可以在法庭上担任陪审员，指导行省总督做出正确的判断；有的是渴望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年轻贵族；有的是为旅途提供消遣娱乐的文人，他们还可以为行省总督起草文书；有的是训练有素的财务预算师；有的是公共工程建筑师。这些人员可以满足行省总督的不同需求。除公证人之外，这些人员都不是常任官员。总体来说，行省总督的随行官员数量很少，与行省的人口和规模不成比例。由于中央政府机构很少，地方自治尽管有很多不好的变化即将发生，但仍然得到了尊重。

对市政自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没有表现出多少猜忌。几乎每个城镇都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许多地方发展的行政形式都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干扰。每年，各城镇都会选举产生地方治安官，并且由地位显赫的公民和上一任官员组成的城镇会议负责处理所有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务。罗马的公众议事集会沉寂很久后，公民大会不定期举行，积极讨论公民生活细节。这些活动并不是掩盖民众受奴役现实的无聊形式。在管理城镇事务方面，民众发现自己仍然有积极参与的空间，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与此同时，帝国官员也会赋予民众应有的荣誉。

我们只需要追寻安敦尼王朝一些主要行省的历史，翻一翻遗留在石头或青铜器物上的无数铭文的副本，从外在形式看看昔日共和国遗留下来的历史故事。可能会有人像赫罗德斯·阿提库斯一样成为希腊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或者像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一样找到机会，用雄辩的言辞安抚集会者的情绪，调和邻近城市的矛盾。对希望在自己家乡成为显贵的富人来说，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值得的。为了担任一两年公职，富人会出资建造图书馆、水渠、浴场、学校或神殿，甚至有时为了显示自己慷慨大方而不惜花费巨资。他们会为各种事务争论不休，如罗马执政官或市政官的职位、各种荣誉投票、参加剧院活动优先选座的权利、暂时换上他人头像的雕像，甚至是已经通过审批刻在城市建筑上阿谀奉承的铭文。

然而，透过表象看本质，听听诸如普鲁塔克等伦理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行省生活的真实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行省官员的公共服务意识日益薄弱，保障自由和自治的措施也越来越少。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地方自由缺乏永久性保障。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市政当局寻求干预。罗马一如既往的是所有雄心勃勃、心怀希望之人向往的中心。地方政要职务是通往罗马元老院或御前会议的天然垫脚石。而在一些不重要的岗位任职，会处于晋升阶梯的最底端。除非能在罗马声名鹊起，否则没有人能爬上顶端。一些名门子弟放弃了祖先的头衔，用拉丁语重新起名，给人以他们是某位皇帝后代的错觉。市政官员怀着阿谀奉承的想法，亲手剥夺了自己以往拥有的自由，撕毁了古老的传统宪章，处处唯行省总督马首是瞻，卑躬屈膝地拜倒在其脚下。

谈到这些不明真相、头脑不清的市政官员时，普鲁塔克的语气十分强硬。他提醒读者，谨遵医嘱不洗澡和不吃饭的病人，很快就失去了健康的体魄；想在公共生活的每个细节上都向皇帝及其臣属求助的人，会发现自己付出的代价是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利。上述市政官员贬低罗马元老院、地方法官、法院和民众的作用，使自己管辖的地区陷入势单力薄和遭受奴役的状态。

普鲁塔克告诉市政官员，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不要摆出一副独立的样子，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力。摇尾乞怜或放弃现有自由都是没有必要的愚蠢行为。市政官员只能勉强维持现有地位，无法得到永久性保障，因为以前各城市之间的团结关系已不存在。此时，除了对皇帝的忠诚，各城市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相互联系的纽带。作为自由个体，市政官员通过地方会议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他们可能已经有效地表达了民众的意愿，并且自愿建立了反抗压迫的组织。然而，这种组织很难维持下去，除非以零散的形式分布在不同地方。与此同时，帝国政府会对这些孤立无援的组织直接施加压力。

第二，行省总督开始插手更多事务。皇帝任命的行省总督或将领对市政自治或地方自由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满足于维持和平秩序与维护国家利益，而是开始干涉民众生活的所有细节。一场街头骚乱，一次财政危机，或者一位建筑师在公共工程中的失误，都足以成为行省总督取代下级权力、改变整个地方吏制的借口。有时，行省总督还会废除豁免权，任性地抛弃以前的惯例。他们贪婪地扩张权力，毫不顾忌下属和民众的怨声载道，也不顾忌曾经建立的情谊。有时，像小普林尼这样有责任心的人，会为了国家局势和秩序而介入民众生活，或者希望通过执行皇帝的计划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热忱，而不考虑旧时的特权或惯例。这些人并无任何邪恶用心或自私目的。

第三，皇帝越来越受民众爱戴。帝国制度是一种个人统治形式，在位的皇帝越强大、越独立自主，就越想让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感受到他的权力。2世纪的罗马是一个拥有精明强悍、孜孜不倦的皇帝的时代。这些皇帝的活动范围遍及罗马帝国广阔领土的每个角落。一遇到问题，熟知皇帝性情的官员就会向皇帝求助。大道上的皇家驿站一直在运转，在各行省和罗马之间来回运送文书。小普林尼关于浴场、消防员行业联盟、勘测员的选择或一个应征入伍的逃亡奴隶的身份等问题从遥远的比提尼亚传来；图拉真认为有必要专门写封信禁止几名士兵的岗位调动，或者批准运走一名死者的骨灰。在皇家驿站运送的文书中，此类内容很常见。

在像安敦尼·庇护这种谨慎的皇帝的统治下，专制主义的影响一度被掩盖。然而，随着帝国权力越来越集中，1世纪管理不善的弊端已广为人知。民众并没有被普鲁塔克蒙蔽。与其他社会形式相比，普鲁塔克更喜欢皇帝专制，视皇帝为天堂派往人间的代表。不过，他坚持认为，如果皇帝不能学会自我控制，世界将面临严峻的危险。普鲁塔克说：“皇帝应该像太阳一样，到达最高点时，移动最缓慢。”

我们如果了解罗马帝国君主制后期的一些实际弊端，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实行的社会制度的高风险性。

第一，税收的压力。与广袤的领土范围及许多属地的财富相比，进入国库的资金似乎不多。政府的大部分开支都用在开发地方资源上了。城镇有自己的领地，还会征收特别税款。其余开支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军团士兵的报酬和养老金；二是粮食或金钱馈赠；三是皇帝私人开销，包括皇室开支及宫廷内侍的俸禄。前两类开支数额变化不大。除了在达契亚战争或马科曼尼战争等危难时刻，军费开支或士兵报酬几乎没有变化。在罗马，需要分发粮食的人数也几乎没有变化。当然，如果忽视对大城镇民众的慷慨馈赠，是很危险的。第三类开支是一个分水岭，可以把勤俭节约的皇帝与挥霍无度、可能会因铺张浪费而耗尽国库的皇帝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关于个人节俭或自我放纵的问题。因为宫廷内侍人数不多，所以他们的薪酬在预算中所占比例不大。正是因为傲慢任性和恣意妄为，所以像卡利古拉或尼禄这样的暴君耗尽了国库，最后不得不通过烧杀抢掠来填补国库的空虚。然而，暴君搜刮富人、放过普通大众后，留给无私的统治者韦斯巴芗的难题便是加重税赋，从而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与抗议。

总体来说，至少在赋税方面，安敦尼王朝对整个罗马帝国的民众实施了恩惠政策，用明确的税赋管理制度取代了行省总督的苛捐杂税和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税。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各个地区实行什一税，由中间商统一负责，分配代理人征收。这些中间商和代理人往往会肆无忌惮地从中谋利。对国家资源来说，这种征税方法纯属浪费；对臣民来说，这种征税方法是压迫，充斥着不平等与艰辛。对此，奥古斯都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全面调查各地情况，作为公平分担税务的依据。第二项措施是由各行省的财政机构控制收税员许可证的发放。拥有许可证的收税员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取佣金。

后来，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马库斯·奥勒留统治时期，中间商制度被废除。帝国政府不再对部分地区征收什一税，取而代之的是全国统一的土地税。共和国时期，意大利半岛长期享有豁免权，靠掠夺其他地区发展。罗马帝国初期，尤利乌斯·恺撒下令向意大利半岛以外的商人征收关税^[8]。奥古斯都则提出征收市场通行费。与此同时，奥古斯都不顾罗马富人的愤慨叫嚣，征收了财产继承税。这些税收及其他名目的税收是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此外，帝国经济来源还包括作为国有遗产和分布在各省的皇室遗产而被纳入帝国范围的土地和矿山。

属于马库斯·奥勒留的凯旋仪式的雕刻

由此可见，个人挥霍无度或社会危机对税收制度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们乐于过节俭生活。正如我们看到的，涅尔瓦宁愿变卖宫廷宝物也不愿给子民增加新负担。后来的皇帝们却不像涅尔瓦一样谨慎。举行盛大而隆重的凯旋仪式，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为持续增长的政府官员付薪，财务部门贪墨成风，给蛮族首领支付养老金。诸如此类的开销及其他花费导致国库持续亏空，每年都难以为继。后来的皇帝们经常征收各种新赋税和通行费。由于手工业与商业越来越不景气，从事农业生产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最后，很多人公开谴责税收压力给大众带来痛苦：城镇收税员蛮横无理，征收人头税时，令可怜的手艺人绝望无助，不得不卖儿鬻女；女性被迫过耻辱的生活；土地所有者逃离贫瘠的土地寻求蛮族庇护。种种迹象表明，民众纷纷破产。

第二，行政体制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专制。早期，国家常任文职人员人数很少。据史书记载，在罗马，公证人、财务员、警卫人员和引座员会出现在地方法官会议上。这些人似乎被允许成立行业联盟，以便捍卫自己的职业权利。同时，职务会赋予他们某些既得利益，有时甚至可以买卖这些既得利益。然而，文职人员数量有限，重要性不大。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行省也有类似职位。行省总督的随行人员以朋友或侍从的身份到行省上任或返回罗马。毫无疑问，这些人员的职务具有时效性。

政府对文职人员的管理过于松散。中央政府的限制加强后，这种管理制度很难维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职工作的整体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家事务的增多，财务员和作家的数量迅速增加。国家为文职人员的职业地位提供了保障。然而，奇怪的是，从事文职工作被称为服兵役^[9]。不同从业阶段采用的许多头衔都是从军队中借用来的。政府给文职人员统一配备了制服，并且以皇帝的名义委任职务。同时，各部门的文职人员还需遵守特定的军纪。原本各官职阶层的领导享有荣誉、特权和显赫名声。然而，后来国家开始加强对这些人员的控制，要求他们长期履职，除非找到替代人选，否则不允许退休。政府还强迫文职人员的子女学习父辈的技能，并且将来接替父辈的岗位。由此，一个庞大、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逐渐产生了。在这种官僚体系下，每届文职人员都被强加上某种社会责任，在军事化管理下任人差遣。

第三，市政议员职位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希腊或意大利半岛的市政会议制度普及到罗马帝国所有地区后，在市政会议任职成为部分罗马公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利乌斯·恺撒的市政法案规定了市政会议的职能。与罗马元老院一样，市政会议由前官员或其他身负盛名、家庭富有的罗马公民组成。

一个多世纪或更长时间以来，尽管各行省市政议员的工作并不顺利，市政议员却备受推崇。他们中的一些主要人物非常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为民众服务。随着帝国集权化日趋严重，地方特色越来越不受重视。从铭文中可以发现，像赫罗德斯·阿提库斯这样愿意慷慨解囊促进家乡发展的热心人士越来越少了。由于市政议员职位不再那么受重视，旧的社会关系就颠倒过来了。人们不得不轮流担任市政议员。由此，该职位不再是一种荣耀，而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图拉真统治时期，无人愿意担任公职的现象出现了。马库斯·奥勒留统治时期，这种抵触情绪变得更加强烈。智辩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坦率地告诉我们，他多么渴望能摆脱身上的职务。他曾哭泣，斋戒，祈祷和恳求神，直到在梦中看到一位白衣圣女来拯救自己。梦醒后，他接到了帝国的派遣令，也获得了自己期盼已久的豁免权。

尽管中央政府设立了更多荣誉职位，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戴上象征特定职位的镀金项链，因为担任公职的责任越来越重。设立市政议员的目的，不仅是要竭尽所能满足当地需要，也是要提高帝国的税收，为军队提供物资，通过馈赠粮食和发放钱款来取悦民众。有人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只求能摆脱公职。然而，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市政议员的职位变成了拥有私有土地应付出的代价。有钱人成了无法辞职的官员。他们卖不掉土地，因为财政部门有扣押土地的权力。官员不能自由自在地去旅行，因为这会浪费公共时间。他们也不能一直不结婚，因为他们有义务养育几个孩子继承自己的职位。他们甚至没有权利选择担任祭司—只有家境贫寒的人才可以担任祭司。但“祭司必须待在祖国的怀抱里，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庄严的仪式”。

在绝望中，官员试图逃跑，但遭到了无情的追捕。他们的名字与最底层的逃犯一起被张贴在布告里。即使躲在教堂围墙内、矿山和采石场中，甚至脏乱不堪的乞丐窝里，他们也会被追踪到。

尽管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文职人员的数量还是不断减少。因此，政府不得不招募新人，并且赐予他们土地，使他们拥有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呼吁增加人手来填补政府职位的空缺，如从各个阶层新招一批收税员，从而扩大税收队伍。无论是虚弱懒散、通过自残逃避入伍的退伍军人子弟，还是自暴自弃或自甘堕落的执事^[10]，或者是被逐出教会、被认为灵魂邪恶、无药可救的祭司，都被认为可以胜任收税员的职位。政府没有把这些人送到医馆，而是送去了罗马元老院。

第四，工商业成了世袭的负担。中央集权制影响了原有的健康机制。沉重的负担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武力强迫人们继续从事他们回避的工作。早期的皇帝们确实支持工商业发展，尊重自由手艺人的劳动尊严，并且促进行业联盟发展，使工商业者形成了相互保护和自我尊重的意识。许多行业联盟，特别是为国家服务，为罗马市场运输货物，或为驿站、兵器库、码头提供劳工的行业联盟，都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及奖励了一些财富。

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激发劳工的积极性，劳工不愿继续努力工作。因此，政府对劳工的控制越来越严苛。政府把劳工像苦役奴隶一样拴在工作岗位上，以免社会福祉受损或者令政府在关键问题上名誉扫地。政府的这种做法已扩展到许多手工业行业中。由于高额的税收或不明智的限制措施，这些手工业已经萎靡不振。人们有可能在绝望中舍弃这些手工业。在农村，政府迫使强壮的劳动者留在田间地头，以免城镇居民因农民渎职而忍饥挨饿。在隶农制和农奴制下，农民不得随意闲逛，不得从事其他工作，而是被紧紧地捆绑在他们耕作的土地上。为了确保安全，政府规定：军队不能完全由应召入伍的志愿兵构成，土地所有者必须按照配额提供人员入伍，退伍军人必须留在营地将孩子抚养到入伍方可返乡，驻扎在边境的殖民军需终身服役。

因此，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每个阶层的人都感受到了专制政府的暴政。政府榨干了每个社会有机体赖以生存的血液，深深打击了民众服务社会、忠君报国的热情，导致政府失去民心。于是，为了巩固统治，政府将人们束缚在工作岗位上，导致政府机关所有部门的职位成为世袭阶层中的一种苦役。

不幸的是，奴隶的辛勤劳作只能代替自由人的部分劳动。由于自由受到限制，罗马帝国越来越贫穷，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弱。蛮族猛烈地敲击罗马帝国的大门时，政府缺乏把成千上万自由民团结起来的强大凝聚力，只剩下孤立无援的城镇和村庄。政府官员环顾四周寻找防御工事时，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此时，中央政府失灵。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似乎已经缩小为一个缺乏组织结构的松散零件。

【注释】

[1]百夫长，罗马军团中的军官，领导一个百人队，战时负责指挥作战，平时负责组织军事训练。—译者注

[2]墨丘利，罗马神话中的一个神，负责为诸神传递消息，也是旅行者、商人和小偷的保护神。—译者注

[3]小塞内加（前4—65），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及剧作家。—译者注

[4]宫相，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一个官职，掌管宫廷政务并辅佐国王的亲近官员，后来逐渐掌握了法兰克王国的实权。—译者注

[5]行宫伯爵，罗马帝国时期皇帝赐给身边近臣的一种贵族头衔。—译者注

[6]政务官，古罗马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负责司法和行政事务。—译者注

[7]一般是资深罗马执政官或资深裁判官。—原注

[8]此处指港口货物税。—原注

[9]此处指民兵。—原注

[10]执事，又称助祭，是基督教的一种神职，辅助高级神职人员处理教会事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