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库斯·奥勒留统治时期,几近完美的政府即将出现,因为整个世界都掌握在一个探求真理的人手中。马库斯·奥勒留出生于一个长期定居在西班牙南部的家庭,后来出任罗马执政官。八岁这年,马库斯·奥勒留成为萨利圣学院的教士,被称为“马尔斯教士”。马库斯·奥勒留虽然很年轻,却是教士中的佼佼者。在皇室隆恩的沐浴下,马库斯·奥勒留迅速成长。......
2023-08-16
精彩看点
罗马民众热爱文化艺术—罗马帝国的文化主要源自希腊—被称为智辩家的学者—伟大的伦理学家爱比克泰德—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代表的哲学理念—普鲁塔克始终如一的平静生活—文学艺术家和修辞学家辈出—演说家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老底嘉的帕雷蒙的演讲才华—雅典文坛巨星赫罗德斯·阿提库斯—阿普列尤斯展现了当时作家的一些共同特征—讽刺作家卢奇安对宗教的独特见解
安敦尼王朝时期,罗马帝国有大量图书馆和学校,还有很多作家与读者。这些都是教育盛行的外在体现。罗马民众对高雅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对某种文学风格是否优美的研究空前细致,对优秀作品的评判空前活跃。不同流派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也空前频繁。然而,这些学者的所有学术研究都收效甚微,没有产生创造性成果,没有建立完美的文化纪念碑,也没有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罗马民众对写作的热爱及对绘画的狂热,催生了大量文学和绘画作品。不过,其中大部分作品刚问世就失传了。剩余作品如今几乎毫无价值,只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与文学作品相比,我们对当时的文学家更感兴趣。他们的社会地位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文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些文学家的作品中,我们可能会了解到他们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却很难用他们的观点来丰富我们的思想与想象力,也无法用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提升我们的品位。
狄摩西尼
安敦尼王朝的文化主要源自希腊。当时,希腊文化早已传播到遥远的东方。在安纳托利亚人口众多的城镇中,希腊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希腊文化曾越过叙利亚,几乎传播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很久以前,希腊人就在北方野蛮民族聚居地建立了殖民地,把文明生活带到了偏远的部落。在此过程中,人文科学广泛传播。在学校里,人们学习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的语录,模仿并很好地保持了其语言的纯洁性与优雅。教授西方文化的教师来自雅典及其邻近城市的学校,带来了当时最新的文学作品和流行风尚。希腊人甚至把希腊语和希腊文化传到了遥远的高卢。希望突破自己狭小圈子禁锢的学者常常用希腊语写作和思考,因为当时希腊语被视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通用语。古罗马语[1]很快失去了竞争力,变得越来越不纯净。除少数人之外,学识渊博的人都拒绝使用古罗马语写作。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位皇帝即使撰写只给自己看的回忆录,也不用古罗马语,而是用希腊语来表达最深刻的思想感情。
学者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学术性的。大多数人喜欢听而不是阅读文学作品。学者的主要活动包括演讲、辩论、开会、读书、写颂词和参加各种智力竞赛,因为他们既不满足于待在家乡为左邻右舍宣讲新思想,又不愿意通过著书立说名扬四海。不过,他们会长途跋涉,到各地游历。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锻炼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巧言善辩的能力。早期的学者既是苏格拉底的竞争对手,又是柏拉图嘲笑的对象,被称为“智辩家”。这意味着学者认为自己即使不够明智,也算博学多才。“智辩家”这个词的使用并没有否定他们中最著名的那些人。卢修斯·弗拉维乌斯·斐洛斯特拉托斯曾为一些著名学者写传记。这些著名学者是知识渊博的修辞学教师,四海为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也都能找到热切的听众。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但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习惯仍然存在。尽管共和国时期激烈的政治辩论已销声匿迹,但公共演讲仍然受到热烈追捧。甚至从童年起,人们就开始接受训练,学习优美的语言,并且渴望学习新颖的演讲技巧。
苏格拉底
据说,有智辩家游历到当地时,居民会对新来的陌生人充满好奇。他们聚集在战神山上的保罗教堂周围,渴望听到或亲自讲述一些新鲜事。有时,德高望重的学者也会带来很多仰慕者,因为人们无论老幼都会为了追求知识而远行。仰慕者会追随某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很多年,就像中世纪的学生为了追随某位名师而从欧洲某所著名学校转学到另一所著名学校一样。然后,消息迅速传开,智辩家会选好时间和地点做公共演讲。当地治安官会前来表达敬意,有时甚至皇帝也会屈尊驾临,带头为智辩家鼓掌。偶尔,为了成名,有些自负的年轻人会来挑战拥有高超演讲技巧的智辩家。有时,个别智辩家会带着对新发现真理的全部热情维护一些离经叛道的悖论,倡导一种道德体系或一些新鲜的文学品位准则。厌倦了千篇一律、到处游历的学者生活,以及像游走在世界各地冒险的骑士[2]一样的生活时,智辩家会像但丁·阿利吉耶里时代的著名学者或者后来令人钦佩的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3]一样,张贴用来反驳所有外来者的论题,随时准备迎接外来者提出的关于任何论题的挑战。有时,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会在街上当众演讲,粗鲁地抨击城市生活的奢侈和放荡,要求听众寻找真正的幸福源泉,并且挖掘自身潜能。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一样,智辩家们不分高低贵贱地吸引各阶层的人。他们引用的超凡脱俗的例子令普通人感到震惊。当智辩家用平凡朴实的语言讲述要死得其所时,人们常常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然而,很多时候,愤世嫉俗只不过是一些身健体壮的乞丐、总是提出各种苛刻要求而令人讨厌的正派人士及深陷淫欲泥潭却仍想保持好名声的人的伪装。
在日常用语中,智辩家通常用来指代两个社会阶层。为了得到大众的敬重,这两个社会阶层的人互相竞争,互相鄙视,又自命不凡。但实际上,他们的社交生活有很多相似处。对世人来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其中,第一个社会阶层包括伦理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声称有积极的生活准则或永恒的真理,对其追随者而言意义重大。自从希腊哲学分为两大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哲学的目标与方法也发生了改变。实际上,尽管柏拉图主义、逍遥学派[4]、享乐主义及斯多葛学派的名字仍然在沿用,但它们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每种学说都失去了最初的鲜明特征。哲学已经失去了抽象推理的活力、魄力和辩证法的敏锐性,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上。哲学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涵盖了异族宗教长期以来没能涉足的领域,守护了人类的良知与尊严。旧障碍被消除后,自然法则、地方惯例和传统标准在罗马帝国实现统一大业前被抹杀时,阿谀奉承开始削弱英雄气概时,民众不再认可法律权利而只承认一个反复无常的专制君主时,只有哲学岿然不动,始终建立在提高道德秩序的坚实基础上,仍然维护人类的尊严与荣誉。哲学不仅对身处学校、安静的学术园、花园及门廊的老师产生了影响,还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哲学为老师赢得了名望、官职,以及作为权威人士公开演讲的机会。哲学丰富了贵族的精神世界。贵族经常借助哲学来认识世界。哲学对罗马帝国的统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影响力堪比宫廷贵妇的作用。一些哲学家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说的话被奉为神谕。有时,哲学家会通过私人书信或者问答的方式指导朋友的言行举止。有时,哲学家聚会时讲的私密对话会被追随者写进日记里。传教士也以哲学家的身份从一个城镇游历到另一个城镇。他们拥有顽强的意志,使用朴实无华的言辞,用当地方言与人交流。他们崇尚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谴责人性的贪婪。
当时,最伟大的伦理学家是爱比克泰德。史书中对他最早的记载是“被卖到罗马的奴隶”。早先,爱比克泰德将位于弗里吉亚的家送给了自己的罗马主人做宅邸。他的主人似乎为人粗俗不堪,欺软怕硬,从未仁慈地对待过他。据说,在一次荒唐的玩笑中,主人打断了爱比克泰德的腿,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奇怪的是,之后主人竟然派一瘸一拐、体弱多病的爱比克泰德去听斯多葛学派最著名的老师讲课。这可能是因为主人觉得他身体太过虚弱,不能从事其他工作,所以才想让他从事文学工作。年轻的爱比克泰德很好地利用了这次学习机会。几年后,他获得自由,选择了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当时,爱比克泰德虽然穷困潦倒,但很有耐心,勇敢而不张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掌握了所学的一切知识。没有哪一位修士的房间能够比爱比克泰德的房间更简陋。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和一盏铁灯。铁灯被偷走后,他又换上了一盏陶土制成的灯。
爱比克泰德没写过任何作品,也未在公众面前假装自己是圣人。不过,与朋友聊天时,他总是娓娓道来。追随者纷纷聚集在他周围,聆听他对某个道德问题活泼而生动的阐释。一些追随者甚至记下了爱比克泰德说的话,并且在自己的生活圈中传播。爱比克泰德由此声名远扬。爱比克泰德的好友尼科美底亚的阿利安做了两点总结:一是爱比克泰德会用简短而严肃的语言记录生活准则,有点像将军对士兵的训话;二是爱比克泰德的餐桌谈话并不墨守成规,他总是以温柔和蔼的语气向听众传递心声。爱比克泰德避开了形而上学的细枝末节、所有悖论或讲究的文采。他的思想非常通透。他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观点,偶尔会穿插突如其来的雄辩和生动的修辞。爱比克泰德的观点体现了斯多葛学派关于人要勇于承担责任的主张。长期以来,斯多葛学派的观念为成千上万以自我为中心、意志坚定的人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伦理学家秉承的信条主要包括:承担责任;适时克制欲望;以高尚的情操对待一切转瞬即逝的财富和一切人类无法控制的事情,尽力始终保持理性,避免意气用事。很少有人能全部做到体现人性与尊严的事情。有时,爱比克泰德也会措辞严厉,对周围人提出苛刻的要求。例如,他要求人们不要因失去朋友、妻子或孩子而感到悲伤,也不要愚蠢地怜悯所爱之人遭受的疾苦,从而扰乱内心的平静。一个人要避免悲伤,就必须斩断情丝,因为悲伤本身就是一种对缺失之物的爱。如果没有同情心,那么我们充其量是品种优良、头脑敏锐的动物。
然而,爱比克泰德不能抹杀掉所有人类情感。谈到神的眷顾之情、神创造的道德之美及忘恩负义者的麻木不仁时,他使用的语言甚至达到了抒情诗的高度。爱比克泰德也不会让听众满足于只是拯救自己灵魂的自私想法。他希望人们永远记住人类的兄弟情谊,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世界。谈到真正的哲学家时,爱比克泰德会借用《圣经》中的观点:哲学家是受神感召、被神赋予恩典、具有崇高信仰的使徒,会毕生献身于传教事业。在对哲学家的描述中,也许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爱比克泰德给自己树立了一面镜子,以便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用丰富多彩和热情洋溢的语言弥补了自身道德体系中禁欲主义的缺憾。
阿伽门农
赫克托耳与妻儿
也许我们可以从史书中简要了解爱比克泰德的性格和思想。提到典型的犬儒学者[5]时,爱比克泰德说,如果一个人贸然闯入别人的领地,那么神会惩罚他。例如,主神宙斯曾派阿伽门农[6]率兵攻打特洛伊。阿伽门农手下的将领中,除了阿喀琉斯[7],没人能打败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当时,忒耳西忒斯[8]想趁阿伽门农与阿喀琉斯内讧,直接取代阿伽门农的位置,结果却遭到了士兵的羞辱,并被驱逐。所以,一个人想要成为犬儒学者,要先仔细思考,估量一下需要付出的代价。对犬儒学者来说,只有一件破烂斗篷远远不够,除勉强度日之外,他们还需要更多东西,如象征权杖的木棍和钱财等。与此同时,他们还要粗鲁无礼地对待生活似乎过于奢侈或放纵的人。做一名犬儒学者并不难,但必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根除虚妄的欲望,克服愤怒、嫉妒、怜悯等情绪;用荣誉感代替所有提防他人的想法;没有需要隐藏的秘密,不会因害怕被放逐或死亡而畏首畏尾;有信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泰然处之,与神交流。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犬儒学者。真正的犬儒学者认为自己有一项使命必须完成,那就是成为一名真理传播者,去教导不辨善恶之人。犬儒学者既要做先知,了解安全途径,又要做预言家,警告同伴远离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告诉世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悠闲自得、财运亨通、位高权重,也不在于反复无常的事物中潜在的机会,而在于拥有精神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
阿喀琉斯
世人会问,如果没有可珍视的美好事物,还有可能幸福吗?哲学家有义务证明,即使是无家可归、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流浪汉,身上只有一件斗篷,头顶只有蓝天白云,也仍然可以享受完全的自由,不受焦虑与恐惧折磨,也不用承受烦躁不安的痛苦。不过,任何人都不能轻率地认为,自己是应神的召唤去过这样的生活的,而不仔细考量其中的职责与危险。人人都需要好好反省自己,学习神的旨意,成为神的使者。有些犬儒学者也许会被激怒,像可怜的动物一样遭受殴打,但必须像爱兄弟一样爱施暴者。犬儒学者不能向皇帝或其臣属求助,只能向神求助,还要经受住神对自己的考验。在他们追求的理想世界里,没有使命的召唤,所有人都可以天真地享受平静家庭生活的幸福。没有妻子或家庭负担的士兵最乐于服兵役。而那些感受到神召唤的犬儒学者必须放弃作为丈夫或父亲的乐趣,必须超越公民职责的狭窄范围,牢记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爱比克泰德尽管对自我克制要求很高,但认为不应把禁欲主义或苦行僧式的悲观情绪作为生活目标。尘土或害虫没有圣洁可言。形容枯槁、满面愁容并不能赢得神的好感。传教士也没必要活得像乞丐一样。爱比克泰德认为,给自己强加苦难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会要求世人像疏远叛徒一样回避生活中的乐趣。他只要求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坚持真理与荣誉,暂时放弃其他乐趣。
就像在旅途中,船靠岸时,你可以上岸取水,在岸边拾贝壳之类的东西,但必须保证船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并且当舵手招手示意时,你必须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回到船上一样。同样,在人生旅程中,有妻有子固然是好事,但要确保你已做好准备,当“舵手”召唤时,要立刻出发,不再回头。
狄奥·赫里索斯托姆的生平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明安敦尼·庇护执政时期罗马人崇尚的哲学理念。他并非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不喜欢英雄主义论调。然而,正如爱比克泰德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我们想象中的圣人一样,狄奥·赫里索斯托姆觉得自己受到了神的召唤,要为他人无私奉献一生,要以满腔热情为每个阶层的人布道,并祈求神原谅。狄奥·赫里索斯托姆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在,记述了自己追求哲学的理由,以及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做的忏悔。
当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在家乡普鲁萨身居要职。之后,因为一场史上有名的动乱,他才去了罗马。在罗马,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因能言善辩而闻名。后来,他因直言不讳而招致图密善的憎恨,所以不得不逃离罗马,开始流离失所的生活。在流浪期间,正如第一章已经提到的,图密善遇刺驾崩的消息传到北部边境营地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出面平息了军团兵变。在流放的岁月里,他隐姓埋名,却无法隐藏自己的才华。他那破烂不堪的斗篷被看作犬儒学者的象征。经常有人向他征求意见。在诸如良心的问题上,狄奥·赫里索斯托姆的能言善辩起不了多大作用。因此,他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重大的社会责任问题,并且以更高的智慧寻求真理。通过理性思考,狄奥·赫里索斯托姆认识到了人类愿望的虚荣,感受到了自己以前的目标是多么渺小,决心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献给比个人抱负更崇高的事业。对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一视同仁,并且愿意做焦虑、绝望之人的心理医师。他为社会繁荣时期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而感到遗憾,也为人们在失去亲朋好友时总是向虚幻的神寻求安慰而感到遗憾。
我们对狄奥·赫里索斯托姆生平与性格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作品是与道德有关的文章;第二类作品是对任何听众都适用的布道词;第三类作品是他在流浪期间公开发表的演讲。从第一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崇高的思想随处可见,富有人性。在一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里,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不仅大声疾呼仁慈与怜悯,还对奴隶制本身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他非常同情当时的工匠与农民,认为他们没有幸福可言,其社会地位也因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目中无人而大大降低。谈到劳工的尊严与前景时,狄奥·赫里索斯托姆用一种前所未有的语气和无比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旅行者在厄维亚岛遭遇海难的画面,展示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人们对大多数乡村居民的孤独感无动于衷的事实。
第二类作品反映了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努力推动哲学影响世界的积极态度。作为和平的倡导者,他适时发表了睿智言论,缓解了世代仇恨带给人们的痛苦,减少了爱琴海地区小城邦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猜忌。在罗马帝国的虎视眈眈下,这些小城邦能幸存下来着实不易。各个小城邦之间的争议主题有时是关于行省法院的选址问题,有时是关于某个小亚细亚大都市的荣誉称号问题,有时是关于渔业或畜牧业的微弱权利问题。这些争议导致敌对城邦的居民在街上发生冲突,并且引发激烈的争吵。最终,罗马统治者对这些动荡的小城邦及其虚荣的居民失去了耐心。在这种情况下,狄奥·赫里索斯托姆需要运用所有的聪明才智和辩论技巧,让各个小城邦的居民保持克制与忍耐。他积极协调,在改善各个小城邦之间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狄奥·赫里索斯托姆非常珍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既不屈从于聚众闹事的暴民,也不屈服于反复无常的皇帝。令亚历山大港民众非常震惊的是,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一边公然蔑视他们放荡不羁的粗俗幽默,一边又巧妙地恳求他们尊重哲学。在皇帝面前,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彬彬有礼,态度坚定。与图拉真谈论皇室的职责时,他既不失坦率,又能获得图拉真的信任。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劝诫人们不要去追求虚无的荣耀,还亲自证明了这是一件非常危险和虚幻的事。很快,视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为老师和朋友的城邦居民厌倦了他的劝诫。为了羞辱他,民众把别人的头像装在他的雕像上。因为自己出生于普鲁萨,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对普鲁萨有特殊的感情。然而,普鲁萨民众在盲目的愤怒中背叛了他,向罗马总督控诉他是叛国贼。
狄奥·赫里索斯托姆事业的变动与普鲁塔克始终如一的平静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普鲁塔克出身于喀罗尼亚的一个古老家族。他从古典艺术的源泉中汲取了灵感,曾在古典艺术发源地—雅典学习。青年时期,普鲁塔克前往罗马。在这里,除了承担为民众服务的职责,他还不时地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充分利用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文学作品及首都文化圈的思想与人交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普鲁塔克回到了家乡—喀罗尼亚,并且此后一直住在这里,以免这个小镇会遗忘他。在政府事务和宗教事务中,普鲁塔克正直、热情,赢得了所有乡邻及许多他国使臣的尊重。
普鲁塔克不希望思乡之情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但在希腊的鼎盛时期,他内心充满了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不遗余力地为同胞谋福利。普鲁塔克告诉身边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阅读伯里克利[9]的长篇大论和关于旧共和制的故事时,必须谨记那些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集会中一定要谨言慎行,因为当时已经处在帝国时期了。普鲁塔克说,像孩子过家家一样,穿上父亲的官服,把自己打扮成大人,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然而,真正受尊重的人并不缺乏大展宏图的机会。打开家门,为流浪者提供庇护所;对他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不会因自己的肆意炫耀而伤害他人的情感;为粗心大意的人无偿地提供建议;让分离的朋友重新聚在一起;鼓励善行,打击阴谋诡计,为全人类谋幸福。无论是否有官职在身,这些都是一个公民终其一生需要履行的义务。
伯里克利
普鲁塔克以文学家的身份进行艺术创作。他并非只会取悦民众或者唤醒民众对英雄时代的记忆。他还是一位民众信任的伦理学家,以神的使者的身份引导人们践行良知。事实上,普鲁塔克不需要维护新的道德准则,也没有自诩进行原创性研究。他并不想让人眼花缭乱,也不想教导理性思维,而是想启迪人生,触动心灵,指导言行举止。亲友和邻居都会就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向普鲁塔克寻求建议。普鲁塔克也心甘情愿地与亲友和邻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或反思成果。他像学校校长一样召开会议时,贵宾蜂拥而至,来倾听主题演讲,并且以严肃的态度聆听他的劝诫。有时,听众会受邀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不过,普鲁塔克不允许听众提任何轻浮的问题。当然,听众也不能表现得意兴阑珊,因为这样非常不礼貌,“就像受宴请的客人几乎不动主人摆在他面前的食物一样没礼貌”。听众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就像现在的网球运动员紧盯着网球一样”。听众必须谨记自己不是在剧场里闲逛,而是坐在一所伦理学校里学习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演讲或者公众会议结束后,少数贵宾留下来与普鲁塔克进一步讨论问题。偶尔也会有饱受良心谴责的人留下来倾诉自己无处言说的苦楚,祈求聆听普鲁塔克触动灵魂的告诫。普鲁塔克家的大门永远敞开,任何需要鼓励或建议的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从这种熟悉的交往中,以及他们讨论的与良知有关的案例中,伦理学论述产生了。在罗马、雅典及喀罗尼亚小镇上,很多人都在阅读这些论述,同时将普鲁塔克关于道德论述的成果扩展到文学界。
普鲁塔克并不总是等着他人来求教,而是不时地去寻找那些似乎需要他指点的知己好友,满怀柔情地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适时提醒他们。普鲁塔克会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宣传哲学思想。他亲身测试了精神疗法的效果,以谦卑洗涤灵魂。普鲁塔克曾说过下面一段话:
我是为了别人才开始撰写名人传记的,但自此我喜欢上了这些名人。对我来说,这些名人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美德来规范自己的生活。我仿佛与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屋檐下一一迎接他们时,我会沉思他们的行为中没有展现出来的美好灵魂。
然而,普鲁塔克痴迷于研究古老的史书和浪漫的故事并非没有其他原因。事实上,普鲁塔克尽管富有同情心,宽厚仁爱,但思想有些守旧。在家里,普鲁塔克总是沉浸在书本的世界中。不过,由于住在希腊的一个小镇上,他对当时正在影响大众的新思想了解得不多。与此同时,基督教教会倡导令人耳目一新的高尚品格,普鲁塔克长长的古代圣贤名单里却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品格。狄奥·赫里索斯托姆已经敢于对奴隶制提出质疑,并且像现代作家一样为无产者的悲哀和劳动者的尊严感慨万千。此后不久,马库斯·奥勒留向世人展示,谦虚谨慎、慈悲为怀可以在异教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而竭尽所能地追求完美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开花结果。然而,普鲁塔克的宗教思想与道德观念似乎还停留在久远的柏拉图时代。尽管已经过去五个世纪了,普鲁塔克却没学会任何新的行事法则。
普鲁塔克相信,天上的神是统一的。尽管他意识到了偶像崇拜是一种虚荣的寄托,但对他来说,宗教的本质在于庄严的仪式,而不在于教义或生活准则。由于旧时的宗教信仰已消失殆尽,普鲁塔克不得不把无形的世界与神联系在一起,自由地运用奇思妙想来证明希腊神话是符合逻辑的。他始终坚信宗教具有神圣的教化作用。
在道德方面,普鲁塔克的理想仅限于培养和完善个人目标。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然而,他谈论的内容多是关于幸福的,而不是关于责任的。由于精神境界过于狭窄,所以他无法理解大奸大恶之徒与大善大义之人的行为。普鲁塔克的冷静从容会让人联想到希腊。在设计方面,神殿把简单的优雅与完美的艺术有机结合在一起,没有基督教教堂的阴郁与神秘感,也没有对未来世界的憧憬。
然而,当时大多数学者并不自诩有像普鲁塔克一样深刻的思想。他们回避哲学,就像回避一位言语刺耳、粗鲁无礼的导师一样。这些学者是文学艺术家、文字爱好者或修辞学家。流利的语言和温文尔雅的谈吐为他们赢得了享誉世界的好名声,也让他们获得财富与尊严。然而,他们没有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发展做出贡献,也没有留下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朽作品。
大多数学者研究早期演说家,探究特殊才能的奥秘。然而,自从共和国时期党派斗争使当权者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激情,时代就变了。即使是法庭上的诉状,也有些冷冷冰冰,毫无生气。当时,所有重大案件都会被上诉到皇帝或官员面前。事实上,演说家试图让自己回到过去,重启历史上著名的辩论话题,并且把古代教条的争辩框架带入日常生活中。人们厌倦了这些陈词滥调时,演讲者就会借助悖论重新激发人们的幻想,甚至会用一些出乎意料的主题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如歌颂发烧、秃顶、灰尘、烟雾,甚至是苍蝇和蚊虫,或者用一些逻辑不通的连词来验证他们的诡辩技巧或辩证法的微妙之处。对其他人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就像小普林尼钦佩地赞美过的伊塞乌斯[10]或后来的即兴演说家一样,他们把选择权留给观众,只注重展示自己记忆中的各种形象及高超的演讲口才。他们的每个音调或每个手势都具有艺术价值。他们在辩论中使用的逻辑推理技巧经久不衰。
有时仅仅是选择哪种语言风格的问题。希腊人通常喜欢更简单清晰的风格。然而,罗马人的品位较高。他们对修辞学家昆提良所认可的西塞罗的卓越表现并不满意。因为罗马人采用的是拉丁语的标准,并且以能熟练地使用从老加图或昆图斯·恩纽斯那里收集来的古文字或短语为荣。能把这些借用的文采和谐地融入演讲中就是雄辩的证明。如果这种文学上的别出心裁足够多,那么思想贫乏和感情冷淡就没那么重要了。
修辞学家昆提良演讲的场景
来自锡尔塔的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自称是安敦尼王朝时期的第一位演说家,有幸与三位皇帝成为朋友。其中,第三位皇帝是他的学生马库斯·奥勒留,也是他一生的挚友。20世纪初,听说在记载《卡尔西登会议法案》的羊皮卷下发现了马库斯·奥勒留与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往来的书信时,学者们热切地期盼能阅读这些书信。然而,他们很快就对当时罗马盛行的迂腐思想与矫揉造作之风嗤之以鼻。令人惊奇的是,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把自己最喜爱的艺术称为当时唯一严肃的学科。他提出了以下观点:
哲学不需要固定的风格,不注重文辞藻饰,也不要求有激动人心的话语。老师可以喋喋不休地开办枯燥乏味的专题讲座。学生的才智却几乎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学生只需要懒洋洋地表示同意,或者发表几句乏味的评价就可以了。老师慢悠悠地说着“第一”“第二”,用一些新学的词进行老生常谈时,学生可能会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这样一来,学习的过程就结束了—不需要晚上熬夜学习,不需要背诵或朗诵,也不需要仔细研究同义词的用法或翻译方法。
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认为,要让哲学规范道德行为只是一种假设。哲学涉及的范围很广,足以涵盖各个思想领域。修辞学的使命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演讲触动情感,指引人们。语言无比神圣,非常珍贵,即使不善言辞之人也不能等闲视之。至于思想,只要演讲措辞贴切,就不会缺乏思想。尽管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也有老学究的虚荣心,但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坦率真实、头脑简单的人。他会维护自己在文学艺术界的声望,对靠微薄收入生活心满意足,从不利用自己对马库斯·奥勒留的影响力来谋取财富或荣誉。
很少有人像马库斯·科尔内留斯·弗龙托一样,只要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艺就知足了。实际上,智辩家的收入很高,可以拥有奢侈的生活。从修辞学到哲学的转变非常明显,就像脱离世俗的快乐、变成戴大兜帽的修士一样明显。然而,正是在隶属于罗马帝国的希腊各城邦中,智辩家以最自信的姿态展示了自己的辉煌成就,并且控制公众的思想。当时,安纳托利亚处于辉煌鼎盛时期的城镇中,流行着一种时尚艺术和文学。犬儒学者以作家和评论家的身份为这种时尚艺术和文学定了基调。
老底嘉的帕雷蒙
大名鼎鼎的老底嘉的帕雷蒙,是很多人引以为傲的亚细亚大都市士麦那的城主。他把自己的家安在士麦那而不是临近的城镇上,因为士麦那有“缪斯女神的庇护所”之称。出行时,老底嘉的帕雷蒙乘坐的敞篷马车上挂满了银饰,后面还跟着一长队奴隶和猎犬。据说,老底嘉的帕雷蒙非常骄傲自大,认为市政当局的地位远不及自己,只有皇帝和神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士麦那因其居民而享誉内外。为了听老底嘉的帕雷蒙演讲,学者蜂拥而至。争吵不休的不同派系学者因老底嘉的帕雷蒙的斥责而感到羞愧。听了老底嘉的帕雷蒙对和平的颂赞后,他们忘记了彼此的争吵。为表敬意,哈德良封赏老底嘉的帕雷蒙,慷慨地赏赐了他很多财物。哈德良甚至把自己对以弗所的喜爱转移到了士麦那,并且赐给老底嘉的帕雷蒙一大笔钱来美化士麦那。老底嘉的帕雷蒙的自大完全可以与他的名望相提并论。在雅典演讲时,他不像其他演说家一样以赞美这座闻名遐迩的城市作为开场白,而是语出惊人地说:“雅典人啊,你们享有盛誉,很快我就会知道你们是否配得上这样的盛誉。”有一次,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为了名扬四海,前来挑战老底嘉的帕雷蒙,请他选个时间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老底嘉的帕雷蒙毫不犹豫地做了一段即兴演讲。听过演讲后,这个年轻人心知自己毫无胜算,便趁着夜色灰溜溜地逃走了。哈德良为雅典神殿举行庄严的落成仪式时,民众认为没有老底嘉的帕雷蒙的公开演讲就不算一场完整的仪式。辉煌的一生即将结束时,老底嘉的帕雷蒙对站在床边的崇拜者说:“一定要保证我的坟墓牢不可破,不要让太阳照射到我。一切都将归于沉寂。”
与此同时,以弗所的民众把法沃里努斯从其家乡阿尔勒请来。法沃里努斯的卓越才华为以弗所带来了荣耀。然而,以弗所以前还有一位杰出学者。这位学者与法沃里努斯都无法容忍身边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存在。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警句、隽语与恶言恶语兼具的“口水战”。他们的支持者也加入各自阵营来壮大声势。在帕加马,麦西尼的亚里士多德斯[11]虽然还在教书,但放弃了哲学,整日流连于剧场及其他享乐场所,令古板严肃的学者感到震惊又愤慨。当时,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城镇也有自己的修辞学校和智辩家。
赫罗德斯·阿提库斯
雅典的知识界因有一群才华横溢的人而星光熠熠。雅典有自己的大学,有政府捐赠的桌椅,有许多优秀的教师。最重要的是,它拥有更加引人注目的赫罗德斯·阿提库斯。赫罗德斯·阿提库斯把自己的巨额财富、丰富学识和高雅品位都献给了故乡,使雅典在文坛上备受称赞。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的父亲提比略·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赫罗德斯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古老家族。提比略·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赫罗德斯曾在家中发现一个大宝藏。但在涅尔瓦承认该宝藏属于其家族之前,他不敢宣称自己对这个宝藏持有所有权。对宝藏的使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赫罗德斯非常慷慨,经常在家中宴请客人。到他临终前,几乎全镇人都借过他的钱。他不遗余力地为儿子的教育投资,为其聘请的都是当时一流的老师。赫罗德斯·阿提库斯成绩优异。年少时,他被带到潘诺尼亚,在哈德良面前展示口才。然而,因一次明显的失败,年轻的赫罗德斯·阿提库斯自尊心严重受挫,非常绝望,差点跳入多瑙河自杀。他怀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后,再次踏上求学之路。在雅典和小亚细亚担任罗马帝国的地方长官期间,他积累了大量知识,还与杰出学者交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罗马生活了几年后,赫罗德斯·阿提库斯最终回到故乡安顿下来,从此成为雅典社会的中心人物,被公认为当时最知书达礼、不会傲慢地炫耀财富的人。很快,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吸引了雅典大学极具前途的一些学生。对学生的到来,他表示热烈欢迎,始终如一地鼓励和帮助他们。奥鲁斯·格利乌斯[12]描绘了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关照勤学苦练的学生的愉快场景。
奥鲁斯·格利乌斯
在雅典求学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经常请我们到塞菲西亚的乡间别墅。我们在大片树荫下躲避盛夏的烈日,在豪宅里愉快地散步。凉爽的院落和波光粼粼的水池让街头巷尾都回荡着水花飞溅的声音和鸟儿的歌声。
许多想扬名立万的学者都曾来到雅典,兴奋地聆听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的演讲。听众散去后,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会留下来评论演讲。赫罗德斯·阿提库斯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评论。此时,演讲厅不再掌声如雷。
不过,如果有著名的演说家来到雅典发表公共演讲,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就会和朋友一起来捧场,向杰出的陌生人致以谢意,并且在致谢中展示自己的演讲口才。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会受到这种热情接待。一个叫菲拉吉尔的人到雅典前,轻率地给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写了一封傲慢无礼的信。到达雅典时,菲拉吉尔发现自己计划演讲的剧场里挤满了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的追随者。随后,这些追随者发现菲拉吉尔的高谈阔论不过是旧词新唱。他们嘘声四起,喝倒彩,把可怜的菲拉吉尔赶下台,不给他任何挽回声誉的机会。有时,演说家自身的才能并不足以使自己摆脱虚荣心的困扰。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曾希望在泛雅典娜节发表演讲,因害怕遭到竞争对手的嫉妒与反对,向评委会提交了一份软弱无力、平淡无奇的演说稿。然而,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真正演讲的内容比他提供的演说稿精彩得多。对此,赫罗德斯·阿提库斯感觉自己被骗了。
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特别注重措辞的纯正性。众所周知,他并不满足于以过去最好的模式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甚至参考了一位住在阿提卡市中心的老隐士的语言特点。“住在这个地方,”赫罗德斯·阿提库斯解释道,“阿提卡人说的阿提卡语最纯正,这里的古老民族还没被陌生的外族取代。”我们可能会发现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喜欢古代文体的奇怪例子。事实上,赫罗德斯·阿提库斯纪念碑上的部分碑文是用古希腊文写的,这似乎说明他想复兴古代文体。
对希腊伟大宗教中心的尊重,也体现了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对过去的崇敬之意。他并未像哈德良那样用庄严的艺术品装饰雅典,而是出资建造了新神殿和剧场来表达对德尔斐、科林斯和奥林匹亚的敬意。希腊的许多地方都有赫罗德斯·阿提库斯赞助的艺术品。为了迎合当时的流行趋势,他花费巨资打造艺术品。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放弃了在科林斯地峡开凿一条运河的想法。
尽管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学术成果卓著,广施恩惠,但雅典人还是对他感到厌倦了,或者说强大的对手联合起来想要摧毁他。马库斯·奥勒留忙于马科曼尼战争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因压迫罪被上诉到行省总督面前,随后被带到了塞尔曼。小福斯蒂娜一直对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存有偏见。她教导口齿不清的小皇子为雅典人民祈福。遭受丧亲之痛与民众的背信弃义后,伟大的演说家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彻底崩溃了。他拒绝为自己辩护,甚至在突然被带到马库斯·奥勒留面前时破口大骂。然而,他对马库斯·奥勒留的指控都没有证据。当然,马库斯·奥勒留也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草率地给老朋友定罪。
阿普列尤斯
到访过赫罗德斯·阿提库斯位于塞菲西亚的别墅的人中,可能有一个叫阿普列尤斯的学者。他离开迦太基,到雅典的演讲厅和图书馆继续自己的研究。阿普列尤斯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浪漫主义学者和修辞学家。他很好地诠释了诡辩训练的多面性。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诡辩训练已经普及。阿普列尤斯是当时社会特征的一个奇特例证。他把自己的性格特征与社会特征结合起来,贯穿在各类作品中。其中反映的道德与宗教倾向在当时的其他作家身上也有体现。
第一,阿普列尤斯在思想或风格上没有独创性。他的每部作品都受到了希腊模式的影响。其著名小说《金驴记》是根据卢奇安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的,时喜时悲的剧情奇怪地穿插在一起。其中,对豪放大胆的绿林大盗及令人毛骨悚然的魔法的描述,都是从希腊浪漫主义故事中随意取材的。阿普列尤斯发现,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如丘比特和普绪喀[13]的美丽传说就富有传奇色彩。这类传说为阿普列尤斯笔下平淡无奇的小说提供了素材,使他茅塞顿开。只有比阿普列尤斯更纯洁、更高贵的心灵才能想出这样的故事。阿普列尤斯富有诗人的想象力,其文风可以轻松地从严肃过渡到愉快。不过,他的学识有限,一些不恰当的古语和华而不实的辞藻反倒破坏了其作品价值。
第二,阿普列尤斯的作品缺乏完美艺术的淳朴自然。他过于追求轰动效应和炫耀作品的别出心裁,仿佛在向演讲厅里的掌声发起挑战。他的每部作品都包含生动的开头、精选的段落和感人的结尾。然而,这些内容是从许多公开演讲中收集来的,很像是为初学者提供的范文。
第三,作为一名严谨的哲学家,阿普列尤斯阐释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折中主义精神。他认同柏拉图理论中关于世上有超自然和不朽灵魂存在的看法,相信未知世界中充斥着等级不同的妖魔鬼怪:它们在人类世界中穿梭,用鬼影吓唬世人,有时还会通过魔法和咒语控制人的意志。这与希腊神话中的圣人形象或思想完全不同。
第四,在阿普列尤斯身上,一种超人的洞察力及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在小说中,阿普列尤斯生动地描述了一些人伪装成神职人员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在世界各地游历,利用虔诚信徒的胆怯和轻信捞取钱财。然而,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除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之外,都没有受到迷信的深刻影响。所有神秘的古老信条对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得斯都有强烈的吸引力。他渴望参加神圣的仪式,揭开世人看不见的神秘面纱。谈论以神圣的形式打开幻想的大门、启迪思想时,他总是激情四射,无比兴奋。
我们已经看到,安敦尼王朝的学者几乎完全依赖前几个时代的知识积累。在修辞学、历史学、宗教和哲学领域,他们都以过去积累的知识为依据,重新提出观点相反的话题。在阿普列尤斯容易轻信又知识丰富的头脑中,所有的文学思潮都可以和平共处。然而,在卢奇安看来,文化打破了所有偶像崇拜形式,民众失去了信仰、真诚和自尊。
萨莫萨塔的伟大讽刺作家卢奇安,尽管生于叙利亚,但其才能和语言都是纯粹的希腊模式。卢奇安早年学过雕刻,但很快就放弃了,转而致力于写作。在安条克的酒馆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后,他开始了智辩家的游历生活。与其他智辩家一样,卢奇安通过鹦鹉学舌式的歌功颂德来获得闲散听众的赞赏。中年时,卢奇安厌倦了这种无聊的生活,找到了一种更适合展现自己才华的文学风格,创作了许多对话集与散文。他把各种形式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风尚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并没有刻意追求庄重、典雅的风格。
揭露早期希腊神话故事中荒唐可笑的细节并不是一件难事。许多作家曾试图证明,这种幼稚的幻想与所有道德准则和严肃的思想格格不入。然而,卢奇安用一种完全漫不经心的语气来看待这些荒唐可笑的细节,没有丝毫兴奋与激情,也没有公然抨击。在卢奇安的对话集中,希腊诸神毫不避讳地谈论着自己的虚荣心与激情,言辞直白得令人反感。
摩摩斯
卢奇安对东方国家宗教崇拜的各种形式嗤之以鼻。而安敦尼王朝时期,为了满足个人崇拜的强烈需求,公众开始崇拜东方国家的宗教中的各神。卢奇安的作品描绘了民众的轻信心理。他们希望在异国宗教仪式的感召、神秘和刺激中寻求新的精神慰藉。卢奇安还生动地描述了希腊诸神的惊愕神态。希腊诸神发现,自己的议事厅里挤满了形态各异、互不相识的神。嘲弄、谴责与讽刺之神摩摩斯挺身而出,表示抗议,拒绝接受外来的神与希腊诸神平起平坐。
阿提斯
阿提斯[14]、科律巴斯[15]、萨巴兹俄斯[16]及密特拉[17]一句希腊语都不懂,一问三不知,这非常糟糕。不过,希腊诸神还可以勉强忍受他们。然而,裹着像木乃伊一样的衣服的埃及人,脖子上顶着一个狗头[18]。他吠叫时,有什么颜面让信众倾听呢?孟菲斯斑驳的公牛身后跟着女祭司和长队神职人员,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很惭愧地告诉大家,埃及人把所有圣鹮、猿猴、山羊和成千上万个更加荒谬的其他事物当作神,用来蒙蔽我们。我不能理解,各位朋友,你们怎么能忍受让他们得到与你们一样的殊荣,甚至有些神的地位已经超过你们了。朱庇特,你怎么能让他们把羊角挂在头上呢?
有人提醒摩摩斯,这些都是神秘的象征,而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局外人绝不能嘲笑他们。摩摩斯也承认,只有各宗教的创始人才能区分哪些是怪物,哪些是神。
卢奇安的戏谑并非来自比狂热崇拜更纯粹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他持绝对怀疑态度,认为其毫无激情可言。在卢奇安看来,未知世界不会有更高层次的生命,人死后也不会变成神或圣人。他对既定信仰的攻击并非无稽之谈。卢奇安毫不留情地嘲笑即将封圣[19]的人,说他们非常狂妄地表示对财富与荣誉不屑一顾,他们唯一的追求是世人的敬重,他们能很好地控制愤怒的情绪,将自己与为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相提并论。然而,他们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付出代价,并且免不了要接受富人的钱财资助。
卢奇安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为吝啬、目不识丁的主顾服务时遭受的屈辱,或者在为某个想要提高品位的贵妇培训时被贬低到与侍女一样的地位,甚至被命令看管贵妇最喜爱的狗,并且处理狗的排泄物。卢奇安的作品逐一呈现出几种从事哲学领域工作的激进分子形象,包括备受欢迎的演说家、穿着犬儒学者服装的传教士、预知未来的先知、奇人异士、占星家及江湖骗子。这些人都是激进分子。实际上,他们或多或少都拥有以下物品或特征:一根象征权杖的木棍、一件斗篷或一个钱包,以及厚颜无耻或巧舌如簧的品性。
卢奇安喜欢并敬重古代那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吗?事实并非如此。在拍卖会现场,几位历史名流的名字出现了。对他们的作品,卢奇安出价很低。这说明他不看好这些作品的价值。卢奇安曾为希腊著名伦理学家们画了一幅亡灵图,却没有刻意去改变他们声名狼藉的形象。
就这样,玩世不恭的卢奇安带着讽刺的意味敲响了宗教信仰与古代政治体制的丧钟。在他缺失人文关怀的笔触下,天才人物与英雄形象,坚定信念与崇高思想,似乎一个接一个地化为灰烬,归于尘土。他认为,宗教不过是老妇人口中所讲寓言故事的延续,是滋生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摇篮;宗教哲理是虚幻的;热情是宗教欺骗世人的伪装;宗教生活是一场不光彩的争夺战,没有阳光照耀,任何信仰或希望都无法从绝望的自卑中解脱出来。
【注释】
[1]古罗马语,即拉丁语。—原注
[2]此处的骑士是指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阶层,由另一位骑士或封建领主册封才可拥有“骑士”头衔。骑士有自己的封地,同时必须为自己选择效忠的领主作战。在文学作品中,骑士是勇敢、忠诚的象征及英雄的化身。—译者注
[3]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是《论人的尊严》。—译者注
[4]逍遥学派,古希腊哲学学派之一,由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创建,因亚里士多德与弟子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而得名,所以也称为“漫步学派”。—译者注
[5]犬儒学者,犬儒学派的学者。犬儒学派是古希腊的哲学学派之一,创立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该派提倡回归自然、禁欲,否定社会与文明,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译者注
[6]阿伽门农,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迈锡尼国王,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时的联军统帅。—译者注
[7]阿喀琉斯,希腊神话和文学中的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被称为“希腊第一勇士”,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核心人物。—译者注
[8]忒耳西忒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最丑陋的士兵,为人粗俗,爱惹是生非。—译者注
[9]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重要领导人,希波战争后重建雅典,鼓励文化艺术事业,开创了雅典最辉煌的时代,即“伯里克利时代”。—译者注
[10]伊塞乌斯,古希腊十大演说家之一伊索克拉底的弟子,古希腊著名演说家、政治家狄摩西尼的老师。—译者注
[11]麦西尼的亚里士多德斯,1世纪左右西西里岛的一位逍遥学派哲学家。—译者注
[12]奥鲁斯·格利乌斯,2世纪罗马的作家和语法学家,代表作是《阿提卡之夜》。—译者注
[13]普绪喀,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人类灵魂的化身。在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中,普绪喀是一位美丽的人间公主。女神维纳斯嫉妒她的美丽,便派儿子爱神丘比特向普绪喀射一箭,使她爱上一个丑陋的怪物。丘比特被普绪喀的美貌吸引,不小心让金箭划伤了自己,爱上了普绪喀。几番波折后,在诸神的帮助下,丘比特和普绪喀终成眷属。—译者注
[14]阿提斯,弗里吉亚的一个农业神。—译者注
[15]科律巴斯,伊阿索斯与亚洲大地女神西布莉的儿子,弗里吉亚的祭司。—译者注
[16]萨巴兹俄斯,弗里吉亚和色雷斯的骑士之神及天空之父。—译者注
[17]密特拉,古代印度、伊拉克掌管光明和善行的神,后来也是太阳神。—译者注
[18]此处是指埃及神话中的亡者与坟墓守护神阿努比斯。—译者注
[19]封圣,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是指正式承认某个人成为基督教的圣人。圣人一般都是殉教者或者有重大贡献的教徒,是基督教教徒的典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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