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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敦尼王朝: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态度

【摘要】: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基督教确实令人生厌,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教徒不易管理。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同样的措施捍卫本国的宗教信仰不受宗教狂热分子的威胁。这次骚乱很可能是由针对基督教新教义产生的激烈争论与分歧引发的。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和罗马民众常常把基督教与犹太教混为一谈。每时每刻,基督教教徒都面临被指控的危险。对角斗的血腥恐怖场面,基督教教徒感到厌恶。除了受到罗马民众的指控,基督教教徒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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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教徒最初并没有遭到迫害—尼禄折磨基督教教徒—基督教教徒遭到指控—基督教教徒的行为被故意曲解—基督教被全面禁止—罗马帝国政府无法信任基督教的原因—宫廷与民间对基督教的相反态度—波利卡普殉教—高卢、维也纳和卢格杜努姆的迫害风暴—讽刺诗人卢奇安笔下的基督教—哲学家塞尔索抨击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拥护者的努力—查士丁殉教

一个多世纪以来,罗马帝国政府几乎没有将基督教看作一个独立的宗教,只是把它当作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曾怀疑过它,也曾蔑视过它,但并未迫害基督教教徒。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来说,基督教确实令人生厌,因为当时的基督教教徒不易管理。经历过一场几乎被灭族的可怕斗争后,基督教在犹太行省、塞浦路斯和埃及的激烈叛乱中兴起。在所有大型手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传教时,基督教教徒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然而,对基督教教徒来说,他们的宗教是受人尊敬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政策是,罗马公民崇拜的所有神都可以供奉在万神殿,都可以和平共处。

基督教教徒在罗马街头开展传教活动,动摇人们的传统信仰时,政府部门开始介入,制止并惩罚扰乱公共秩序的人。共和国时期,罗马元老院和罗马执政官经常采取措施阻止信仰东方国家宗教的人定居罗马。罗马帝国初期,统治者采取同样的措施捍卫本国的宗教信仰不受宗教狂热分子的威胁。例如,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大量传播粗俗迷信的异教徒被驱逐到撒丁岛。当时,撒丁岛瘴气弥漫。被驱逐到这里的人只能听天由命。克劳狄乌斯[1]统治时期,有记载显示犹太人发动暴乱,政府甚至颁布了一项简易法令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境。罗马帝国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用“冲动的基督教教徒”这样的字眼描述某次由克瑞斯图斯煽动引发的骚乱。这次骚乱很可能是由针对基督教新教义产生的激烈争论与分歧引发的。由于引发骚乱的人各奔东西了,骚乱很快平息下来。最新颁布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也随之撤销了。此后,在合法的犹太教庇护下,新兴基督教教会竟然没再引起政府的注意,也没有受到攻击,悄无声息地发展了一段时间。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和罗马民众常常把基督教与犹太教混为一谈。然而,从庞波妮亚·葛莱西娜的故事可以看出,宗教的排他性可能无法彻底跨越民族和社会阶层的障碍。庞波妮亚·葛莱西娜是一位罗马贵妇,因私自改信其他宗教而被丈夫奥鲁斯·普劳提乌斯及亲属组成的家庭会议控告违反了罗马律法。被宣判无罪释放后,庞波妮亚·葛莱西娜远离俗世,常年过着与世无争的冥想生活。信奉基督教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从信奉其他宗教的作家略带轻蔑的描述中,可以了解早期基督教信仰。

苏埃托尼乌斯

尼禄

尼禄残暴不仁的故事以更加骇人听闻的语言描绘了罗马民众对基督教日益加深的仇恨和基督教在初期面临的各种危险。这种记载首次清晰地出现在古典历史学家的书中。尼禄肆无忌惮地折磨基督教教徒,目的是想通过嫁祸可怜的基督教教徒和自由民,转移人们对那场导致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的大火[2]的注意力,或者至少减轻民众的不满情绪。塔西佗说:“基督教教徒遭受迫害,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犯了纵火罪,而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怀有敌意。”尼禄肆意残杀,很可能是因为其皇后波培娅·萨比娜曾遭受犹太人的嫉妒。在重视礼教的新时期,罗马民众为什么越来越敌视基督教教徒呢?

尼禄与罗马大火

波培娅·萨比娜

当时,犹太人无法与西方民族和平相处。罗马、亚历山大港及其他大城市,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地方,经常发生冲突和骚乱。犹太人特有的习惯引起了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反感。对犹太人的勤劳节俭和高尚道德品质,其他宗教信仰者视而不见。犹太人信奉一种古老的民族宗教。只要他们能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这种宗教就能延续下去。从表面上看,基督教教徒与犹太人来自同一民族,具有相同的风俗。然而,实际上,基督教教徒执意将自己与犹太人分离开来,甚至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基督教教徒围绕精神信条的优点进行的无意义争论耗尽了世人的耐心,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基督教教徒如果背弃最初的信仰,即犹太教,就必须放弃保护犹太人的法律权利。

除此之外,基督教教徒很难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因此难免会激起他人的反感情绪。基督教教徒如果不想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不想让自己庄严的宗教崇拜形式使他人感到震惊,就必须避免与朋友和邻居欢聚一堂。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家庭仪式,但作为基督教教徒,他们不能参加表示祝福或哀悼的家庭仪式,因为基督教教义不允许教徒触碰不洁之物。即使是喜庆的节日里,对欢乐气氛,基督教教徒也显得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能在祭坛上做礼拜,也不能参加游行仪式,更不能把花环挂在神像上。基督教教徒如果应召入伍,按照要求,必须把皇帝作为守护神来崇拜。他们如果做不到,就会被指控为不忠君爱国。每时每刻,基督教教徒都面临被指控的危险。因此,他们会远离公共生活就不难理解了。其他人在度假时,基督教教徒却不敢去剧场,因为在那里,自己的正义感和行为准则会受到挑战。对角斗的血腥恐怖场面,基督教教徒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非常危险,感觉自己周围充斥着邪恶的诱惑力,也对当时完全屈服于欲望和罪恶的世界感到绝望。基督教教徒感受不到他人崇拜的雕像的艺术美,也看不到这些古老艺术形式的象征意义。然而,后来这类雕像被用来装点神圣的教堂。基督教教徒对自己的行事方式要求很高,不能认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行为举止,常常对别人认为很平常的事情深表不满。因此,罗马民众将基督教教徒视为极端的狂热分子,认为他们逃避社交生活的乐趣与礼节,是脱离国家、民族及一切自然联系的宗派主义者。

尼禄迫害基督教教徒,将基督教教徒像火把一样点燃

不仅如此,由于不参加任何民族宗教的礼拜仪式,并且回避民族宗教的所有习俗,基督教教徒被认为不够虔诚。到访过基督教教徒家中的人,没有看到用来摆放家庭守护神拉尔雕像的小壁龛或神龛。或许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没有摆放任何神像的小礼拜堂,就像曾经的征服者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在耶路撒冷见到的圣殿一样。从一开始,基督教教徒就拒绝崇拜任何皇帝。尽管尼禄的残酷行径染上了基督教教徒的鲜血,政府的残酷镇压犹如世界末日和未来审判,但基督教教徒拒绝崇拜尼禄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除了受到罗马民众的指控,基督教教徒的行为还经常被曲解。像其他时代一样,偏听偏信、毫无分辨力的民众沉迷于放荡不羁的疯狂妄想中。无论是基督教教徒为纪念兄弟情谊、表达感激之情而举行的友好集会,还是《圣经》中关于圣餐礼的描写,都被恶意曲解。基督教教徒发现,中伤自己的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害怕谎言被揭穿及利益受损的骗子。一旦对基督教产生怀疑和厌恶情绪,罗马民众就会把基督教教徒看作不够虔诚的离群独居者,还会编造出最荒诞的故事来丑化他们。罗马民众甚至宣称尼罗河旱灾蔓延、瘟疫肆虐、粮食歉收及地震灾害都是基督教教徒引起的,是神在表达对他们的愤怒。

早期基督教教会面临的危险,主要来自下层社会无知的反感。正是基于这一点,尼禄才将愤怒的罗马公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基督教教徒身上。尼禄的残忍尽管很可怕,但只是个人行为,并没有改变基督教的法律地位。尼禄执政时期,基督教还没有被明文禁止。因此,基督教教徒没有理由害怕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或法官,除非罗马民众大声疾呼要铲除基督教教徒。曾有人含糊地指出图密善统治时期迫害过基督教教徒,但当时的编年史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像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和弗拉维娅·多弥蒂拉这样的罗马贵族,似乎因偏离其祖先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了惩处。

随着2世纪罗马帝国黑暗时期到来,基督教还是被全面禁止了。从小普林尼的信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出这一变化。担任比提尼亚与本都[3]总督和法官时,小普林尼曾写信给图拉真,说新宗教信仰者基督教教徒被带到自己面前,请示图拉真该如何处置。

小普林尼表示,以前自己从未和基督教教徒打过交道,也从未出庭审理过类似案件。他曾质疑:基督教这个名字本身是否有罪?还是只需要关注基督教教徒的行为是否合法?关于基督教的消息,是一个匿名者透漏给小普林尼的。这个匿名者还指名道姓地举报了很多基督教教徒。经调查,有些人完全否认匿名者指控的罪行。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自己曾受到引诱,但早就退出基督教教会了。小普林尼尖锐地质问基督教教徒的宗教习俗和信仰。基督教教徒回答说,以前他们会偶尔见面,一起唱圣诗,以神圣的誓言约束自己,不被黑暗的势力束缚,避免自己受诡诈、撒谎等行为的玷污。此外,他们会定期举行聚会,吃圣餐,直到所有这类社交活动被一项特别的法令禁止。为了证实这些供词的真实性,小普林尼严刑拷打两名女奴。然而,她们只承认自己是基督教教徒,没有招供其他内容。即使再三威胁,她们也没有屈服。

弗拉维娅·多弥蒂拉

在小普林尼看来,基督教教徒不屈不挠的固执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不过,这只是他的个人想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命令,他不敢凭自己的判断行事,因为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包括各个年龄段、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正如小普林尼所说,基督教迅速传播到各城镇、乡村,甚至是偏僻的小村庄;古老的神殿几乎被遗弃;没有人购买祭品参加祭祀活动。直到后来,对遭受惩罚的恐惧才使人们恢复了以往的祭拜仪式。

从后来基督教教徒的处境来看,我们确实有理由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但至少可以相信图拉真既简短又沉重的答复。图拉真并没有敦促官员围绕该项指控展开调查,也不允许他们接受任何匿名信。在给小普林尼的回信中,图拉真制定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规定,任何愿意崇拜罗马宗教诸神的基督教教徒都应得到宽恕,而冥顽不灵之人必须受到惩罚。该法令正式确定了基督教的法律地位和罗马帝国的相关诉讼程序。基督教教徒不能再寻求犹太教的庇护,因为任何包庇基督教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任何人都有可能站出来检举基督教教徒。即使是行省总督和法官,也无法赦免基督教教徒的罪行。

事实上,像图拉真这样开明的皇帝并不愿意相信罗马民众幻想的恶意诽谤。罗马民众甚至认为基督教的神秘力量潜藏着巨大的风险。罗马民众认为,基督教关于平等和兄弟情谊的理念听起来像是一场社会革命的口号—其信徒主要来自数百万劳苦大众。信徒之间的意气相投更像是蓄谋已久的阴谋。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却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基督教教徒经常在夜间集会,这违反了相关法规,即未经政府部门批准,任何新组织不得成立。基督教教徒拒绝遵守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做法,甚至拒绝崇拜皇帝,这是不忠君爱国的表现。他们似乎要与过去决裂,愤世嫉俗地蔑视现有政权。即使面对皇帝,基督教教徒也不愿屈服,声称自己要遵守更高级别的法律,这是对绝对权力的挑衅。毫无疑问,一些人视基督教教徒的勇敢抗议为寻衅滋事。基督教教徒敏感地惧怕偶像崇拜仪式,就像罗马士兵不敢头戴月桂花环出现在将领面前[4]一样。因为顾虑安危,基督教教徒请雄辩家德尔图良写了一篇为他们辩护的文章。然而,也有人公开吹嘘基督教教徒毫不畏惧死亡,急切地渴望获得殉教士的称号。在文章中唯一一次提到基督教教徒时,马库斯·奥勒留也是这样想的。他说,灵魂随时准备与身体分离。但对这种分离,基督教教徒并不痛苦难过,而是能够泰然处之。

德尔图良

整个安敦尼王朝时期,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图拉真正直善良,哈德良求知若渴,安敦尼·庇护仁慈机智,但他们都对基督教教徒的温和、善良无动于衷,也都不承认快速壮大的基督教势力。基督教的迅速壮大,很可能令当权者感到震惊。事实上,人们认为小普林尼的信一定是被人篡改过了。因为之前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却在信中声称对其信徒人数了如指掌。许多证据表明基督教正在蓬勃发展。对此,基督教教徒感到无比自豪。罗马史学家查士丁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包括野蛮部族,不曾在祈祷中听到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名字。”神学家伊勒讷乌斯认为,基督教教会已经遍布整个宇宙。德尔图良以生动的语言描述道:“我们尽管属于过去,但遍布所有城镇、整个罗马元老院、所有军营、宫殿和法庭,甚至整个罗马帝国。只有神殿还没被我们占领。如果不诉诸武力,我们只要提议分裂,就可以同你们一较高下。你们会因孤立无援而感到恐慌。”经验丰富的探墓者发现,即使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在罗马最古老的墓穴中,仍有很多传教士将基督教教徒的尸体埋葬在神秘的石阵中。

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对罗马帝国来说,新兴基督教迅速壮大是真正的危险因素。皇帝们并没有迫害他人的癖好,也没想过把基督教教徒作为围追堵截的对象。不过,随着民众呼声日渐高涨,行省总督们经常得到命令,无须向上级法院上诉即可执法。当卑微的罪犯从面前经过,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只是冷眼旁观,偶尔会好奇为什么这些犯人不愿在祭坛上参加祭拜活动。还有一些人则乐于通过牺牲几个顽固的狂热分子来收买民心。当然,他们也害怕听到民众高呼:“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配做皇帝的忠臣。”

神学家伊勒讷乌斯

因此,史实令人难以置信。一方面,图拉真的法令下达后,笼罩在基督教教徒头顶上的乌云更加阴沉密布。民众的愤怒情绪也愈加严重。另一方面,在教会历史上,罗马帝国的每一位皇帝都被描写成曾为保护基督教教徒不受攻击或缓解紧张局面而做出过努力。后来,在写给亚细亚行省总督盖乌斯·米尼西乌斯·丰达努斯的信中,哈德良严厉批评了民众肆意攻击基督教教徒的行为,认为这可能会助长恶意敲诈、诬告及勒索的风气。哈德良强调,审理基督教教徒必须经过司法程序。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含糊其词的谣言而被捕,除非有违法行为,否则不应被定罪。实际上,这是对基督教的纵容行为。因为哈德良心中所想与图拉真颁布的法令—拒绝崇拜罗马诸神是违法的—背道而驰。即使如此,这对受迫害的基督教教徒已是一种恩惠,因为这可能会抑制告密者的贪婪,并且增强司法的公正性。

哈德良的信尽管远比据称是由安敦尼王朝其他皇帝写给安纳托利亚代表的信可靠得多,但并非确凿无疑。简而言之,另一封信的意思如下:

我认为,诸神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臣民,也能保护不屑于崇拜他们的人的名声与安危。基督教教徒宁愿赴死,也不愿背叛他们崇拜的上帝。因为忠于自己的原则,所以基督教教徒最终成功了。其他人因害怕自然灾害而惊慌失措,所以忽略了向神祈祷与献祭,而他们迫害的基督教教徒表现出了真正的宗教信仰。

行省总督们经常写信给皇帝,汇报基督教的事情。其中一位皇帝的回信内容如下:

除非基督教教徒犯了叛国罪,否则无须过问。我也会遵循同样的做法。请警告告密者,他们如果再提出此类无理取闹的指控,也会受到惩罚。

以如此强硬态度提出的帝国命令,肯定会使基督教教徒免受攻击,并且在基督教教会历史上书写新纪元。因此,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辩护者的著作中,该命令都备受推崇。不过,很可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阻止民众情绪的爆发或告密者的恶意攻击。这些措施有迹可循,受到基督教教徒感激之情的渲染,被人为地夸大了。基督教教徒宣称,慷慨仁慈的历任皇帝支持罗马帝国时期最高贵的宗教运动。

波利卡普

可悲的是,在有哲学家之称的马库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关于殉教者的记载就占据了很多页,详细讲述了基督教教徒遭受的苦难。对此,善良正直的马库斯·奥勒留却无能为力或无动于衷。最早的记载可以在士麦那教会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描述了德高望重的波利卡普最后的日子。罗马民众反对基督教教徒的愤怒情绪爆发了。目睹了一些可怜的受害者死亡后,他们大声疾呼:“把无神论者赶出去!把波利卡普揪出来!”波利卡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主教。他想留在城里履行职责。朋友们劝他先行离开,暂避风头。然而,无论走到哪里,波利卡普都会被人跟踪。最后,他实在跑不动了,只能躲在藏身处等待追捕自己的人。被捕时,波利卡普只说了一句话:“上帝的旨意会实现的。”被押送回城里时,波利卡普遇见了警务官希罗德。希罗德把波利卡普带到马车里,十分客气地问他为什么不愿尊皇帝为主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起初,波利卡普沉默不语。最后,他说:“恕我不能听从你的劝告。”威胁和暴力都无济于事。波利卡普平静地走到总督面前。聚集在周围的民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嚣声。总督劝波利卡普以皇帝的名义起誓,并且高喊:“打倒无神论者!”波利卡普严肃地望着人群,叹了口气,抬起头,用手指着他们说:“打倒无神论者!”总督又引诱波利卡普:“只要你发誓诅咒耶稣,我就放了你。”波利卡普答道:“我信奉耶稣八十六年了。他从未伤害过我,我怎能亵渎自己的救世主呢?”总督继续逼迫。波利卡普又说:“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坦白地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教教徒。如果你想听关于基督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约定一天,我好好讲给你听。”总督并非狂热分子,很乐意救波利卡普。因此,他让波利卡普自己说服民众。然而,波利卡普拒绝在民众面前为自己辩护。对任何威胁,波利卡普都无动于衷。最后,总督只能宣布“波利卡普承认自己是基督教教徒”。当时,住在士麦那的其他教派人士和犹太人都怒不可遏,大声疾呼说:“波利卡普是不敬神的鼻祖,是基督教教徒之父,是我们所信奉之神的敌人。他煽动许多人不再祭拜神,不再参与祭祀活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把波利卡普烧死。我们不必再细谈波利卡普殉教的事了。这件事的梗概很真实,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很有可能是后人经过想象加上去的。

波利卡普殉教

几年后,一场迫害风暴在高卢、维也纳和卢格杜努姆[5]等地再次肆虐。在给安纳托利亚的教友的信中,受难的基督教教徒详细描述了整个迫害过程,以及当时的一些主要人物,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长期以来,高卢、维也纳和卢格杜努姆附近的基督教教徒在所有公共场所都受到侮辱与唾骂。最终,这种愤怒情绪达到顶点。一群暴民开始抢劫基督教教徒的家,还把被囚禁起来的基督教教徒拖到法庭上审问。基督教教徒在地方法官和民众面前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信仰,所以暂时被关进监狱,等待罗马总督[6]到来。这些基督教教徒被带到自己面前时,罗马总督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他动用酷刑迫使基督教教徒认罪,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并且提供不忠于皇帝的罪证,甚至恶意恐吓他们。此时,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幸免于难。年迈的卢格杜努姆大主教波提纽斯被粗暴地拖到法官面前。被问到基督教教徒信奉的上帝是谁时,波提纽斯回答说:“如果你配知道,你早就知道了。”于是,波提纽斯惨遭毒打,随后被丢进地牢。两天后,虚弱的波提纽斯在地牢里停止了呼吸。一个叫布兰迪娜的妇女因从早到晚饱受折磨而十分虚弱,直到困惑的狱卒对自己可怕的工作感到厌倦,却惊讶地发现她还活着。从向上帝忏悔中,布兰迪娜得到了力量。她喊道:“我是基督教教徒。我们没做过什么坏事。”这种做法给她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一些被告是罗马公民,可以直接向马库斯·奥勒留提出控诉,从而了解马库斯·奥勒留对基督教教徒的态度。马库斯·奥勒留给出的答复是,可以释放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但必须处死所有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人。因此,尽管许多人已经否认了自己是基督教教徒,但在虔诚的基督教教徒的热情鼓励下,仍然被关押着的人勇敢地站到罗马总督的审判席前,承认自己是基督教教徒。随后,基督教教徒与犯罪的罗马公民一起被送往绞刑台,其余人则被送给了斗兽场的野兽。事实上,确实有一些胆小之徒在恐惧面前屈服了。然而,大部分人“百折不挠,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折磨,获得了巨大胜利及忠贞不屈的桂冠”。最后,布兰迪娜和一个大约十五岁的男孩—庞迪可斯—被带进了斗兽场。

波提纽斯在地牢里停止呼吸

这两人每天都会被带到圆形斗兽场看其他人遭受折磨。民众使用武力胁迫基督教教徒对异教徒的偶像发誓。然而,基督教教徒坚定不移,始终如一。民众对他们非常愤怒,既不怜悯男孩年纪尚幼,也不顾虑妇女身体柔弱,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却始终不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在姐姐的鼓励下,经历了各种痛苦折磨后,庞迪可斯还是死了。最后,布兰迪娜像一位高尚的母亲一样,在激励孩子们后,和孩子们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布兰迪娜离开监狱,幸福地走向孩子们。临刑前,她根本不像一个即将被扔给野兽果腹的人,而是像要去参加结婚晚宴。异教徒自己也承认:“从来没有哪个女人能忍受那么多可怕的折磨。”

斗兽场里的布兰迪娜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阅读这些英勇殉教者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们说明在盲目愤怒的民众中,迫害日趋严重,而地方治安官、行省总督及马库斯·奥勒留或他留在罗马的代表[7]都加深了迫害程度。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为无知辩护的借口。因为在世界上,很早以前,基督教就存在了。它的教义既不神秘也不隐晦,其最显著的特点在怀有敌意的批评家的书中也有体现。在过去几年里,基督教辩护者一直在与民众的偏见做斗争,并且呼吁马库斯·奥勒留做出明智的判断。

因此,即使是讽刺诗人卢奇安,也在自己的讽刺杂录中,用一页的篇幅反映了新兴基督教教会的高尚圣洁、超凡脱俗;信徒对死后升入天堂的热切期望,博大的同情心和深厚的兄弟情谊,以及对志同道合的渴望。这些特点使基督教教会很容易被虚伪的骗子愚弄。卢奇安描述了一个刁滑无赖的生活。这个无赖叫佩雷格里努斯·普洛透斯。他通过各种阴谋诡计让人相信他信奉基督教了。他油腔滑调的口才和虚伪的热情为自己在基督教教徒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过分活跃而不幸成为受迫害的对象,却为他赢得了基督教教徒和圣人的钦佩。佩雷格里努斯·普洛透斯身陷牢狱时,基督教教徒不惜一切代价解救他。解救失败后,基督教教徒努力地满足了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天一破晓,牢房门口就站着老妪、寡妇和孤儿。一位神父贿赂了看守,陪佩雷格里努斯·普洛透斯一起睡在地牢里。他们鼓励他,为他读《圣经》。连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教会都派代表前来慰问佩雷格里努斯·普洛透斯,并且为他辩护。针对此事,卢奇安评价如下:

卢奇安

他们从未如此努力地拯救过一个基督教教徒。为了救他,他们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这些可怜的人啊!他们以为自己会永垂不朽,所以对痛苦折磨毫不在乎,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圣经》告诉基督教教徒,彼此都是兄弟。因此,他们放弃信仰罗马诸神,崇拜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遵循《圣经》的教义。他们不注重物质利益,只求志同道合,全身心地相信上帝。

奥利金

在同一时期,哲学家塞尔索倾尽所有聪明才智抨击基督教教义,向世人证明自己已熟知其所有内容。然而,他并未花心思领会基督教教义。塞尔索的故事只在奥利金[8]的信中有所体现。塞尔索曾让基督教教徒说:“别让那些受过教育或有智慧的人加入我们。让无知者、像孩子一样幼稚的人来吧,我们可以安慰他们!”塞尔索实际上是在嘲弄福音中一个众所周知的悖论[9]。然而,抨击基督教教义时,塞尔索并未想过,一个他认为毫无理性的宗教怎么会产生那么多标新立异的观点和不同分支呢?在很多场合,他都认为标新立异恰恰是基督教的缺点。作为一个充满敌意的批评家,塞尔索却见证了基督教使身负罪名的人和绝望的人重拾平和与尊严的奇迹。他还发表过如下言论:

想引领我们了解神秘新教义的人一开始就声明:“让他与纯洁无瑕、清白无辜及过着美好、正直生活的人在一起吧!”现在,让我们听听基督教教徒发出的邀约吧。他们喊道:“无论是罪人,还是傻瓜、文盲,总而言之,所有可怜人都将得到上帝的眷顾。”

由此,我们可以把塞尔索关于信奉基督教的评论联系起来:“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完全改变另一个人。对他来说,作恶,已成为其禀性的一部分,即使是惩罚也不会改变他,更不用说怜悯了。因为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塞尔索了解耶稣的主要生平和性格特征,却并未被其高尚品格感染。他听说谦逊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是对哲学理想的曲解。塞尔索熟知上帝的旨意,深知上帝会如慈父一般关怀每个人。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依据的假设。对一个痴迷于“自然法则”的人来说,关于人性尊严和救赎的可能性的讨论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塞尔索认为,自然法则通过不变的规律演化而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些基督教拥护者已经准备好用哲学武器迎接对自己的攻击,从而维护基督教。不过,那个时代的辩护者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基督教教徒因为被控告成无神论者、厌世者、魔法师,所以迫切需要反驳这些无知的恶意中伤和肆无忌惮的诽谤,并且向罗马帝国的司法部门上诉。与从事神学知识论著的神学家不同,基督教教徒随时会面临被处决的危险。因此,他们决定直面眼前的危险,既要上诉,又要宣传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徒的秘密聚会总会遭受猜疑。为了回应这种谣言,基督教教徒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周日聚会中的所作所为—如何聚在一起朗读使徒回忆录和先知的著作。

朗读后,神父会规劝基督教教徒要效仿读到的善行。然后,基督教教徒集体起立祈祷。祈祷结束后,有人端出饼和酒水。神父再次以相同的方式祈祷并感谢上帝。众人齐声说“阿门”。随后,在场的人一起分享饼和酒水,彼此互致谢意,也会把饼和酒水送给没有到场的人。凡是有经济能力又愿意行善的基督教教徒,都会捐出物资,统一交给神父。之后,由神父亲自帮助孤儿寡母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包括与基督教有关的人和来自异国他乡的人。总而言之,上帝会守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有人说基督教教徒作恶多端,认为所谓的基督教教徒可能是诺斯底教派[10]的教徒,或者其他可疑教派的异教徒。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使引用了上帝的话,声称是受上帝影响才把心中的仇恨转化为友爱,把邪恶转化为善良,他们也绝不可能是上帝真正的追随者。基督教教徒虽然必须避开偶像崇拜形式,避免使用与上帝不相称的粗俗祭品,但并非不合群。当然,基督教教徒也不是魔法师。说耶稣的非凡事迹不过是魔法杰作,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上帝早就通过他十分信赖的神职人员告诉人们相关的预言了。基督教的精神理念,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诸如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非宗教人士也会有基督教精神理念。与希腊圣贤无法说服其追随者为信仰牺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上帝的命令得到了贫穷手艺人和奴隶的绝对服从。他们以殉教者的英勇牺牲精神证明了自己宗教信仰的纯洁性。对上帝忠贞并不影响基督教教徒对皇帝的忠诚,因为基督教所指的王国不是尘世的王国。他们希望自己死后可以升入天堂,惧怕死后堕入地狱,所以会在道德上严格约束自己。这些是最早为基督教辩护的相关内容,有时穿插着对其他宗教传说的攻击及民众对基督教教徒的诬告与警告。此外,还有邪恶之徒通过偶像崇拜的形式诱使人们崇拜活生生的神。在迫害基督教教徒的暴行中,或者在欺骗其他宗教教徒的圈套中,这些邪恶之徒干着无耻的勾当。

在查士丁之前,很少有人写殉教者传记。如果找不到关于查士丁殉教的记录,我们就只能从他自己的作品中了解他的事迹了。查士丁出生于撒马利亚的某个城市,但他的父母似乎都是外邦人。看到基督教教徒从容面对死亡的痛苦时,查士丁的注意力才被吸引到基督教上。查士丁的作品中有下面这段话:

我尽管崇拜柏拉图思想,但能听懂基督教教徒谈论的邪恶。看到他们对死亡和其他人惧怕的酷刑都无所畏惧时,我渐渐明白他们不可能是邪恶的好色之徒。有哪个放荡荒淫之人会情愿放弃自己享受的一切来迎接死亡呢?难道他不愿像以前那样活下去,避开统治者的注意,而愿意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词,让自己丢掉性命吗?

查士丁从一名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转变为基督教教徒,向基督教圣人探求高尚生活的真谛。然而,只有在听到基督教真理时,他的灵魂才燃起了希望的火焰。他知道,自己找到了追寻的目标,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哲理。查士丁披着和以前游历四方的学者一样的斗篷,试图把基督教教义传给别人,并且和各族民众谈论与信仰有关的问题。

查士丁

马库斯·奥勒留执政期间,查士丁以殉教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传教生涯。因此,可以推断查士丁曾经在马库斯·奥勒留面前为基督教教徒辩护。我们有理由相信,审判查士丁的司法长官是尤尼乌斯·鲁斯提库斯。而尤尼乌斯·鲁斯提库斯之所以能获得司法长官的职位,是因为马库斯·奥勒留特别重视早期的道德典范。

【注释】

[1]克劳狄乌斯(前10—前54),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译者注

[2]指64年罗马城发生的大火,这场大火几乎导致整个罗马城化为焦土。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尼禄为了兴建富丽堂皇的金宫,故意派军队放火。—译者注

[3]比提尼亚与本都行省,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位于小亚细亚。—译者注

[4]古罗马时期,月桂花环是赐给出征凯旋的军队将领的。士兵如果戴月桂花环,会被视为僭越行为。—译者注

[5]卢格杜努姆,即今天法国的里昂,罗马帝国时期叫卢格杜努姆。—译者注

[6]罗马总督,也被称为地方长官,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是古罗马一个或多个行省的首席管理者。—译者注

[7]马库斯·奥勒留正忙于马科曼尼战争。—原注

[8]奥利金(185—254),神学家、哲学家,基督教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9]悖论,一种看似矛盾或与常识相悖,但可能是真实的陈述。塞尔索所说的悖论,是指《哥林多前书》中看似与现实相悖的观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智慧的人会得到福报。然而,《哥林多前书》中说:“上帝创造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福报与智慧无关。人们得救,不是靠智慧,而是因为信奉上帝。”—译者注

[10]诺斯底教派,又称灵知派或灵智派,是起源于1世纪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古代宗教思想集合,有多个不同的团体,强调个人精神知识,而不是正统教义、传统和教会的权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