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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与研究成果展示

【摘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云南传播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合准备,而如何有效地启发和引领群众参与革命实践则是传播的首要问题。正是源于传播对象的精准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得以广泛传播。其后,无论是王德三的《苗裔三字经》、赵祚传的《农民四字经》,还是李鑫针对矿工编写的20多首歌谣,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对象精准化实践经验的后续运用。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云南传播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合准备,而如何有效地启发和引领群众参与革命实践则是传播的首要问题。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简言之,群众需要是群众实践的内驱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只有把脉群众需要,找准群众生活实践的痛点、难点和关切点,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群众的说服和掌握。

对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出于认同而选择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毋宁说他们是因为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选择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改变现状。王德三、李鑫、范世融等云南籍早期共产党员大都是经过歧途彷徨和困惑无奈之后,才逐渐放弃原有“科学救国”与“教育救国”的梦幻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路的[6]。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需要满足于传播对象的需要,还需要结合不同的对象来展开,云南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意到要根据传播对象不同的职业、阶层和地域进行不同侧重点的宣传。对青年群体往往采用文字刊载和演讲辩论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广大妇女则采用歌谣、滇剧、花灯等妇女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对产业工人则采用口头宣传和工人运动的形式唤醒其阶级意识;对于商人和小市民则在“抵制日货”等罢市活动中,经由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而开启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正是源于传播对象的精准化,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云南得以广泛传播。其后,无论是王德三的《苗裔三字经》、赵祚传的《农民四字经》,还是李鑫针对矿工编写的20多首歌谣,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对象精准化实践经验的后续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