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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楚雄师范学院论文集

【摘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形成中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在封建社会,爱国主要表现为一种“忠君爱民”的思想与行为。“爱民”是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精华与核心。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再次开始集体地涌现。以“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8]至此,中国共产党将爱国定义为对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爱,完成了对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基因之一,但无法准确地定义其来源于传统的哪一个家派。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形成中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历史上,在国家社稷处于危机或生死存亡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就会群体般整体涌现。在封建社会,爱国主要表现为一种“忠君爱民”的思想与行为。“爱民”是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精华与核心。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的“民贵君轻”都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但是在传统封建社会里,“爱民”中的“民”往往并不包括全体人民;“忠君”是封建社会爱国主义精神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无论是苏武牧羊的事例还是文天祥的爱国精神,里面都存在着“忠君”的影子。

1840—1949年,中华民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再次开始集体地涌现。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的探索与尝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尽管以国家的强大为目标,但其中往往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与“忠君”联系在了一起。到了辛亥革命,“忠君”这一传统的爱国主义形式得到了克服,但是其“驱除鞑虏”的纲领中并没有把“中华民族”作为“民”的整体看待。

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出生、成长于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以“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5]毛泽东长沙求学时,曾想报考警察学校、想做肥皂制造家、想成为经济学家。周恩来读书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童年的时候正处于戊戌变法的时期,他们最初多少受到过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毛泽东16岁时,迷上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他说:“我崇拜康有为梁启超。”[6]周恩来12岁时也开始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他说:“地理教员姓毛,是满族人,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7]部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陈独秀、董必武、朱德、林伯渠等都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李大钊较早地将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统一称为中华民族。他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说:“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8]至此,中国共产党将爱国定义为对中国大地上各民族的爱,完成了对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