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认识及变化

2023-08-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认识早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时便开始了，党组织和红军一路宣传其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因此，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对党有了模糊的认识。随着党的民族工作的展开，云南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并逐渐认识解放军、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对于共产党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从模糊、猜疑与畏惧到信任、爱戴与拥护的过程。

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认识早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时便开始了，党组织和红军一路宣传其革命主张和民族政策。另外，从1948年起，中共云南地方党组织已经在彝族、白族、回族、壮族、纳西族等民族中组织展开游击战争，建立的10块革命根据地绝大部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因此，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对党有了模糊的认识。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1950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滇，云南被整体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型制度建构中。随着党的民族工作的展开，云南少数民族群众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并逐渐认识解放军、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老人谈到自己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和“解放军”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或者是自治州成立的时候。有的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听老师讲起“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有的是从家里面的老人或其他乡亲口中得知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事情；有的则是听当时政府、工作队宣传而了解的。藏族的部分老百姓反映他们早在1947年便听当地的活佛讲过了。当时人们都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主席，是英雄的领导人物，说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当时听得最多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赞誉。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解放军和毛主席的认识逻辑是：解放军和共产党是一起的，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毛主席的领导。

少数民族对于共产党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从模糊、猜疑与畏惧到信任、爱戴与拥护的过程。云南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敌我矛盾、阶级矛盾交集在一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经常造谣破坏、挑拨民族团结，破坏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对于靠拢党的群众和积极分子，民族上层认为他们听合作社与“解放”（解放军、共产党）的话，吃“解放”的饭，做了“解放”的小娃（儿子），不要阿瓦理了，不再听他们的话，说“解放”今天东西多多给你们，以后你们还不起，还是要我们来还^[3]。在影片《勐垅沙》（1961年）中，旧权威布亢老爷对老百姓说：“共产党是河水，而我们是河水下的石子，河水是会流走的，而石子则还在那里。”面对各种各样的说法，老百姓茫然与迷惑了，而且他们害怕共产党走了，一切又回到从前，头人会变本加厉地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有的老百姓选择了畏惧、猜疑甚至仇视共产党和解放军。

为了赢得少数民族的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弥补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少数民族中造成的政治创伤，修缮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形成新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凝聚民心，重构少数民族的“政党—国家”认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工作队用各种“做好事，交朋友”来打破民族区隔，但人们对他们很冷淡，使他们吃了不少“闭门羹”。据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王连芳的回忆：1952年6月，工作队初进轩岗坝时，小孩子一见到我们就喊：“谢马了，谢马了（傣语，汉人来了）！”急忙跑回自家的竹楼。大人则回避不迭，或者把家门关上，从门缝里偷看观察工作队的举动。……队员们想方设法接近群众，坚持每天做两三件好事来感召群众。一开始，工作队到百姓家，男人跑、女人躲、娃娃哭的场面经常发生。……老百姓对工作队做好事也不理解。盈江县南算的一个工作队员帮一位老人挑水，他一走开，老人就赶紧把桶里的水倒掉。队员不领会老人的行为含义，一连好几天坚持给老人挑水，挑了倒，倒了又挑，直到与老人交上朋友后才明白，这里祖辈传下来的说法是汉人没有好的，怕工作队在水里放毒药，所以才一再把水倒掉。……这一切，使工作队领会到周总理告诫的“要准备受冷淡”“赔不是”的深刻含义^[4]。

有的老人回忆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很害怕，就逃到山里面躲起来。解放军沿途说自己和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跟以前的中央军不一样，他们不抢不打，是来帮助老百姓抓生产，是来保护他们的，喊老百姓不要害怕解放军。有的解放军还跑到山里找到老百姓，把老百姓接回来家里。尽管如此，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敢主动去跟他们交流，只有少数人会主动找解放军谈话。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剿匪反特的紧张时期尤其如此。因此工作队和解放军都很谨慎，随时到每家每户巡查，登记外乡来的人并缴收枪支。一开始老百姓恐惧、茫然、不知所措。当剿匪反特任务完成后，老百姓也渐渐明白工作队和解放军的这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慢慢地对工作队和解放军有了信任和亲近感。后来在交往相处过程中就觉得共产党、解放军心地好，是来帮助老百姓的，就慢慢地认可他们了。原腾冲县的盏西山区（现归盈江县）聚居着景颇族。国民党特务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受蒙蔽的景颇族群众携儿带女躲进深山老林。我军122团协助地方党委做群众工作，开展做好事、交朋友活动。解放初时的景颇人，生活相当贫苦。干部战士为了解决群众困难，捐献3000多件衣服，还把部队携带的自用大米、食盐分送给贫困户。遇有病人，部队的医生上门给看病，主动送药。行动是最好的宣传，于是逃离的人纷纷归来^[5]。

与此同时，老百姓也在悄悄地比较着工作队和土司头人到底谁才是真正对他们好的人。工作队在对少数民族发放救济粮食和贷款的同时，有的土司却乘机向群众催缴官租和苛捐杂税。想不到一给一要之间，群众的思想有了变化：土司和我们是一个民族、一家人，我们困难，他却不停地向我们要东西，甚至把人家救济我们的东西也拿走。工作队、解放军是汉人，却来救济我们，这是为什么？于是土司和群众间渐渐出现了距离，土司“为民族”的面目逐渐受到怀疑，有的群众还偷偷向汉族工作队员说：“我们和你们更像一家人。”就这样，群众从“谁关心谁”的事例中，朴素地划出了一条阶级界限^[6]。

云南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认识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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