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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全面小康平均主义误区,迈向真正的成果

【摘要】:但是,有人产生了全面小康是平均主义的错误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构成社会不公平的根源。(我国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就是最好的例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地处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由不平均向逐渐平均,由不均衡到逐渐均衡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13],“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14],体现的是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但是,有人产生了全面小康是平均主义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人群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全面小康不是平均主义。”[15]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整体目标,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市县、所有人届时都要翻番,更不意味着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届时都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16]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强调平均主义只会使效率越来越低,物质财富创造得越来越少,从而降低了能够提供“平均主义”的物质基础,造成普遍贫穷的社会现实,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是全面小康。

平均主义是构成社会不公平的根源。社会劳动者的天赋、身体、心理、接受教育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效率的不同。不同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的熟练程度不同,对劳动对象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不同,对劳动环境的适应也因人而异。这就形成不同劳动者在同一领域或不同领域的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同的。如果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保证质量,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主要矛盾。对一部分劳动效率高,贡献突出的劳动者实施奖励,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也是对他们的努力程度、敬业精神的一种回报,这能够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带动其他劳动者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反之,不考虑效率,只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可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会扼杀劳动者的个体努力,最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贫乏,整个社会沦为低效率的“平均”。(我国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就是最好的例证。)简言之,平均主义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体现公平原则,提高效率才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备的机制。

当然,没有公平的效率是社会矛盾激发的根源。过分强调效率而不注重公平,短期上看,虽然生产效率“提高”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但是从长远看,过分强调效率会导致两极分化。缺乏有效调节机制,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出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倒退的现象。

关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存在两种认识的误区:一是只注重公平而不注重效率,导致平均主义,造成普遍贫穷;二是只注重效率而不注重公平,导致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这两种误区本质上都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回顾我国对这一问题探索和实践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追求公平,实施平均主义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三大,我国坚持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六大再到中共十八大,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效率优先,更加注重公平”;中共十八大后,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7]。这就将效率与公平问题的标准设定为体现公平正义,将其作为制度的优势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地处理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由不平均向逐渐平均,由不均衡到逐渐均衡的发展过程,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效率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建立在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的基础上的活动,因而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促使生产者和经营者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公平体现了效率的公平,是建立在物质财富相对充裕的基础上体现的社会原则,因而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体现社会公平。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为进一步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为效率和公平明确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而且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