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一步讨论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的具体操作之前，需要区分和澄清几组基本概念，图7-2展示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基于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遵循了图7-2的路径，即它需要首先通过基于因素的类型学检验，然后整理出那些具有相同机制的路径案例和半负面案例。......
2025-09-29
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的理论优势
【摘要】：首先，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有助于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恰当的案例进行研究。而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优势在齐勃拉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再次，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样本缺乏时空维度的变化时，可以通过基于反事实分析的逻辑来增强因果解释力。[94]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对时空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过程的“控制”和机制的“冻结”来实现精确的因果关系。
前文以两本经典著作为范例进一步说明如何基于机制选择案例，以及具体的操作流程，笔者将重点讨论基于上述案例选择方法所具备的优势，主要从变量和案例选取、内外效度问题、因果机制与时空的关系，以及在反事实分析中的作用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有助于考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选择恰当的案例进行研究。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最具优势和便捷的操作方法仍然是通过正反案例的“配对比较”来增强因果解释力。[85]以表7-2中的双变量模型为例，在负面案例（即Y=0）中，类型2（X1=1，X2=0）和类型3（X1=0，X2=1）的差异只在布尔代数上是无法区分的。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差别，例如在讨论自变量X1和X2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数理公式本身无法区分这两个变量中，哪个是主要变量，哪个是次要变量。[86]因此基于因素的案例研究会面临选择哪个变量作为“主要变量”的问题，即在进行因果解释的时候，存在选择类型2还是类型3作为负面案例的困惑。而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优势在齐勃拉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齐勃拉特的研究中，正面案例是德国（建立联邦制），而负面案例则会面临是选择意大利还是丹麦的难题。从联邦制国家构建的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的联邦主义需求（即较强的联邦意识）是“启动”因果机制的必要条件，故而选择半负面案例时必须选择具有强联邦意识的国家。因此齐勃拉特选择意大利而非丹麦作为负面案例，并且在具体的过程追踪中，简单叙述了意大利曾经试图实行联邦制，但是由于缺乏地区制度而放弃，而丹麦等国则没有这种尝试。[87]
其次，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有助于兼顾内部和外部效度。传统的定性和定量两种范式之争很长时间内都是方法论研究最为核心的话题之一。马奥尼等人认为基于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的样本观测值是不同的，前者是案例间数据集的观测值，讨论的是结果的原因（即平均因果效应），而后者是基于过程追踪的观测值，讨论的是原因的结果。[88]案例研究中往往面临着内外部效度不能兼顾的问题，例如认为基于外部效度的定量分析长于检验因果假设，而基于内部效度的定性研究则长于产生因果假设。丹尼尔·利特尔（Daniel Little）认为，尽管案例间数据集会限制因果假设，但不足以取代这些因果假设，研究人员仍然需要考虑假设的因果链，然后根据新的证据对其进行检验。[89]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之所以可以兼顾两种效度/范式，其原因就在于它通过案例比较和反事实逻辑来实现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的理论化，即它可以通过对因果机制的分析与控制来解释中间过程和机制“冻结”所带来的不同结果，而不仅仅是哪些变量组合会导致结果是否出现。(https://www.chuimin.cn)
再次，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样本缺乏时空维度的变化时，可以通过基于反事实分析的逻辑来增强因果解释力。研究者可以在半负面案例中通过反事实分析“操纵”某些关键变量的值达到其最大强度，以及“冻结”某些点的机制，使它不能完全实现。反事实分析中最为基本的逻辑是基于“最小程度重写原则”（minimal rewrite）。[90]马奥尼用集合图来论证对中间过程的改写最符合该原则，因为事件发生/不发生的概率最为接近。[91]同样的，半负面案例的优势在于它更符合该原则，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些接近于成功而未成功的案例。这种优势在不存在正面案例时尤为显著，因为在特定时空下的历史不一定会出现理论层面的正面结果，只能进行反事实思考。例如有学者在研究“第二波现代化”时期的多民族帝国时，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功正面案例，就以“普鲁士道路”作为理论上的反事实而存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则可以视为半负面案例。[92]
最后，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限制，追求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往往会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因为不同时空之中会存在许多难以控制甚至难以察觉的干扰因素，导致最终产生与理论预期不同的结果。但是不同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理论必然被证伪，相反，有时候进一步细致考察这些“影响性案例”中的因果机制时，反而在逻辑上肯定和证实了相关机制的理论。因此可以看到的是，尽管许多因果机制最初源于案例的内部效度，但是通过精确的控制比较，因果机制同样可以得出具有很强普遍性与外部效度的理论。例如在生物学中，达尔文关于进化的机制就是一种几乎不受时空限制的机制，“变异→选择→遗传”的机制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生物演化的基本原理。[93]丹·斯莱特和齐勃拉特认为，控制比较能够兼顾内部和外部效度，产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但是需要以建立精确的因果关系作为基础。[94]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在对时空控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过程的“控制”和机制的“冻结”来实现精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看到，许多著作在其深刻的因果解释中所隐含的逻辑与机制，例如托克维尔对于波旁王朝改革的论述，斯莱特关于东南亚国家政权稳定性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超越其所论述时空的洞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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