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从逻辑层面而言，基于时空的案例选择更加符合密尔方法的逻辑和案例研究的同质性假设。时空的情境含义意味着外部环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变化，为了观察和发现这些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就需要对时期进行分段，从而保持背景因素的持续性。机制的时空性同样意味着案例选择需要接受时空因素的规制。因为作为研究案例的行为体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体系，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系的影响，而时空的规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这种影响。......
2023-08-16
社会科学方法新论：时空规制与案例选择
【摘要】：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具体的案例，选择出版的两部政治社会学著作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布朗利同样缺乏时空对自变量的规制，案例分析中运用最大差异原则，这种方法可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多重因果性和遗漏变量。首先，缺乏空间规制使案例选择缺乏相似背景。对本章而言，比宾斯基关于威权崩溃解释的最大启发在于，他用清晰的时空对案例范围进行严格框定，通过时空规制下的案例选择展示了理论的可靠性。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向具体的案例，选择出版的两部政治社会学著作进行比较。一本是托马斯·比宾斯基（Thomas Pepinsky）的《经济危机与威权政体崩溃》（2009），另一本是詹森·布朗利（Jason Brownlee）的《民主化时代的威权主义》（2007）。如表6-2所示，这两本著作的因变量相似，都是探索威权政体崩溃/持续的原因，但是它们的理论解释迥异。比宾斯基从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内制度变革来分析威权政治崩溃的原因，布朗利从政体内部的政党制度变革来分析威权政治崩溃的原因。我们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比较来展示时空规制的重要性。两者虽然都采取了类似方法研究问题，但由于对时空的理解和处理存在差异，他们的理论解释力就大相径庭。
表6-2 两部著作的比较研究
《民主化时代的威权主义》的核心自变量是政党制度，其他变量包括精英冲突、精英结盟、政党制度等，因变量是威权政体的持续存在。该书作者选了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菲律宾这四个国家。他认为是否能够排除反对党夺权或竞争是威权能否持续的关键。埃及和马来西亚存在能够有效排除反对派夺权的政党制度，威权能够持续存在；而伊朗和菲律宾缺乏一个阻碍反对派和反对者进入体制的政党制度，威权不太可能持续下去，政体更有可能崩溃或进行民主转型。我们知道第三波民主化中存续的威权政体很多，在全球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中生存/转型的威权政体数量超过30个，然而该书作者仅仅根据是否存在政党制度选择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显然，由于缺乏时空规制，作者的案例选择存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布朗利缺乏对因变量的时空控制，这导致了作者在因变量选择中缺乏概念同质性。在空间上，由于所选案例的空间跨度极大，作者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测量因变量，这带来的后果是因变量赋值标准的不一致。例如菲律宾威权政体的崩溃属于民主转型，而伊朗所谓的崩溃则是神权政治中左翼的复兴，两种并不能够相提并论。在时间维度上，由于作者没有进行精准的时间截断，同样削弱了其概念的清晰度。需要指出的是，转型的时间截断点应当在威权政体崩溃时，这同转型后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作者却为了保持时间的一致性而将无关叙述的时间节点延长到了2006年。并且由于“第三波民主化”概念的宽泛性，同属于第三波的“茉莉花革命”爆发后，埃及政府在2011年的崩溃显然削弱了作者的理论。
另一方面，布朗利同样缺乏时空对自变量的规制，案例分析中运用最大差异原则，这种方法可能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多重因果性和遗漏变量。首先，缺乏空间规制使案例选择缺乏相似背景。伊朗和埃及是中东国家，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宗教、族群问题、战争、国际干涉等因素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成为竞争性解释，极大地降低了作者理论的可信度。其次，作者在时间上是将存在争议的“第三波民主化”作为背景条件，而缺乏明确定义，直接将其当作分析的起点。尽管布朗利将自变量（政党制度）追溯到二战后的建国初期，甚至更早，对前期条件作了一些分析（Brownlee，2007），但作者没有对威权政体产生变异截断点进行控制，例如菲律宾的转型在1986年而伊朗的变化则是1997—2000年，这就使得作者无法控制冷战前后国际体系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情境差异。
《经济危机与威权政体崩溃》一书的核心自变量是政治联盟是否破裂，其他变量还包括调整政策和经济危机等，因变量是威权政体是否崩溃。作者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对比来验证其理论。经济危机发生后，由于印尼政府采取了开放资本账户和允许汇率浮动的政策，导致了本土印尼商人和华人之间的冲突加剧，使得政治联盟破裂，最终葬送了其政权（Pepinsky，2009）。而马来西亚政体的支持者基本是在本土固定投资的马来人，因此经济危机后，政府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和实行浮动汇率，而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和进行财政改革（Pepinsky，2009），使得支持者联盟没有破裂，最终克服了经济危机，使威权政体得以持续存在。
对本章而言，比宾斯基关于威权崩溃解释的最大启发在于，他用清晰的时空对案例范围进行严格框定，通过时空规制下的案例选择展示了理论的可靠性。在时间上，他将时间截断点定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于因变量威权政体崩溃或持续的判定就在危机发生后，以1998年5月印尼苏哈托（Soeharto）政权倒台和此后马来西亚马哈蒂尔（Mahathir）政权仍得以维系作为截断点，两者在时间上基本一致。在空间上，他所选择的两个案例不仅控制了文化、气候、地理环境等基本因素，并且两国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政府资源分配中存在显著的偏袒主义（favoritism）和拥有较高的外汇储备（Pepinsky，2009），这意味着两国对于外生经济危机的敏感性是相似的。作者通过时空规制较好地实现最大相似性比较，从而可以聚焦研究核心自变量的独立影响，因此其核心机制反而更具推广性。该书的核心因果机制是，经济危机→威权政府的应对政策是否导致支持者联盟的冲突→威权政府的崩溃/持续存在。比宾斯基通过对20世纪遭受过经济危机的威权政体大样本统计分析来检验理论的普遍性。作者发现在经济危机中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政权崩溃的概率显著增加了（Pepinsky，2009）。
《民主化时代的威权主义》和《经济危机与威权政体崩溃》都是典型的案例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这两部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好的案例研究需要具备基本的时空观念。前者由于在案例选取过程中缺乏了规范与合理的时空规制，在广阔的时空随意选取案例进行求同，其理论看似有较强的普遍性，但是大量的竞争性解释反而削弱了其理论的可信度；后者通过时空规制构建了一个能够较好捕捉因果机制的研究设计，从而使理论经得起推敲，甚至能够将核心机制推广到更大的样本和时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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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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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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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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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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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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