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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空进行案例选择的优势-社会科学方法新观念与成果

【摘要】:前文所述用时空对案例选择进行规制的理由可以反过来视为无视时空差异进行案例选择会带来的缺陷。笔者将在这部分重点讨论对案例进行时空规制所带来的优势,主要从案例选择、案例比较和案例的内外部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时空规制通过条件范围的限制避免了错误的案例选择所导致的误导性结论。

前文所述用时空对案例选择进行规制的理由可以反过来视为无视时空差异进行案例选择会带来的缺陷。笔者将在这部分重点讨论对案例进行时空规制所带来的优势,主要从案例选择、案例比较和案例的内外部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需要说明的是,基于时空的案例比较与求异法的逻辑(最大相似性原则)更为接近,但基于时空的案例比较并不仅仅限于对求异法逻辑的优化,因为将特定时空中通过求异法所发现的机制拓展到不同时空中时,则是基于一种求同法的逻辑,这样的求同法说服力更强。

首先,时空规制给样本选择本身带来了便利。一旦在理论和样本的选择中限定了时空范围之后,可供选择的案例数量就会急剧减少,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数量是有限的,故而时常可以实现“全样本分析”,研究者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所谓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即无须再面临如何从数量庞大的总体(population)中选取样本(sample)的困境。与此同时,研究者在跨越时空的案例选择中,往往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即只选择特定时间或者空间的案例是否存在风险,例如对于现代化研究就需要考虑是否要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在东欧和西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和之后各选一定的案例进行研究,但这又会降低案例的同质性,并且由于实际研究中资料和精力的限制,研究者通常无法满足同时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要求。在斯考切波(2013)关于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研究中,往往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案例选取问题,因为其隐含的时空范围是在18至20世纪各大洲内,无论是正面或负面案例的选取总可以找到各种“反例”,她被指责缺少了关于殖民地国家的研究,而加入这些样本之后其结论就无法成立(Geddes,1990)。但是如果限定了其时空范围在18世纪的西欧,那么案例的样本量就会减少至4个,即18世纪的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西班牙,也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因为已经构成了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全样本(叶成城,2017),同时也可以发现西班牙的案例被研究者忽视了(叶成城、唐世平,2016)。

表6-1 案例内比较的四种方法

其次,时空的规制在案例选取的层面可实现动态比较,类似于实现了从单一的时间或空间的“截面数据”到“面板数据”的飞跃。案例比较研究按照是否具备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变化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反事实比较、空间比较、时序比较和动态比较(Gerring,2007)。①反事实比较同时缺乏时空维度的变化,如地理、制度、社会等结构性因素,只能通过反事实假设来产生“变化”。②空间比较因为缺乏样本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只能对案例内部的数据进行截面比较。由于没有案例进行跨越时间的比较,我们对于案例的选取将仅仅限于截面数据,许多外生因素将很难被理论考虑在内。③时序比较倾向于采取历史制度主义方法,由于缺乏对照组,只能够通过自身在具体时间节点的变化,比较特定因素对于结果的影响。由于没有空间层面跨案例的比较,时序比较对于案例的选择将仅仅限于时间序列上的截断,而无法拓展案例的普遍性。④动态比较则兼备了案例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它考虑时空维度的变化,是最接近于实验状态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类似于药物实验中,设置了使用药物的实验组和使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来察看用药前后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分析,其案例选取总是倾向于采用“面板数据”,前者采用了面板回归而后者采用了动态比较。除此之外,动态比较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可以最大化情境因素的实证意义。一方面情境因素可以通过在时间上的变化察看其作为干涉变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空间比较过程中可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而实现同质性假设(Klingman,1980)。但是面板数据也仅仅是实现了一种相关性的共变或者探求充分条件,而无法去探讨因果异质性(causal heterogeneity)和具体的作用机制,只有过程追踪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最后,时空规制通过增加案例的内部有效性来提高理论的外部有效性。时空规制形成了对理论适用范围的限制,从而增加了案例之间的同质性。案例选择需要在它的推广性和同质性之间进行权衡,在确定的时空范围中选择案例可以增加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萨托利(Sartori,1991)提出可以通过对必要条件的限制,减少规律的适用范围来解决和减少例外情况。笔者认为对时空范围的框定就是对适用范围最重要的限制。时空规制通过条件范围的限制避免了错误的案例选择所导致的误导性结论。过去学者提出了条件范围的概念,正是意识到了无约束的命题系统所固有的易错性(Walker and Cohen,1985)。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从特殊的案例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变量和机制,以此来界定不同案例之间的相似点和不同点(Slater and Ziblatt,2013)。对案例的时空规制看似通过减少案例的推广性增加了其精确度,但这种精确度背后抽象的、概念化的因果机制反而可能会增加其推广性,因为它实现了关键变量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变化。正如计量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先测量出“本地平均处理效果”(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先在有限的时空中通过恰当的案例选择来进行因果解释是获得更具外部有效性理论的重要一步。不仅如此,时空规制还可以解决和综合许多看似矛盾的理论,这些理论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各自基于不同的假定而演绎出不同结论,而同时又各自声称自己的理论在各个时空中的普适性,通常也可以找到各种“反例”互相批评。例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存在激烈的辩论,一旦加入了时空的规制之后,就可以发现国际社会存在一个从进攻性现实主义逐步演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过程(Tang,2015)。这不仅增加了理论的精确度,而且也容易得出更具动态性、普遍性与综合性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