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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背景对案例选择的影响-社会科学方法新论

【摘要】:一方面,从逻辑层面而言,基于时空的案例选择更加符合密尔方法的逻辑和案例研究的同质性假设。时空的情境含义意味着外部环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变化,为了观察和发现这些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就需要对时期进行分段,从而保持背景因素的持续性。机制的时空性同样意味着案例选择需要接受时空因素的规制。因为作为研究案例的行为体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体系,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系的影响,而时空的规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这种影响。

正如迈克尔·曼所言,每一个事例都在时间中发展,这一动态本身必定是我们解释其有关结构的组成部分(Mann,1986)。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从时间上来看,时序、时机、节奏、情境等都会影响到研究者对于案例因果机制的理解(Grzymala-Busse,2011;Pierson,2004;郝诗楠、唐世平,2012);从空间上来看,距离、经纬度和地貌同样会影响到国家兴衰的因果路径(Diamond,1997;叶成城,2015)。时空因素在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和因果推断中是如此重要,我们将从逻辑和概念两个层面阐述时空对案例选择的重要性。

一方面,从逻辑层面而言,基于时空的案例选择更加符合密尔方法的逻辑和案例研究的同质性假设。在密尔自己的体系中,所有方法都归于求异法,而求异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控制变量并分离出原因,密尔甚至认为他的方法不能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卡拉曼尼,2012)。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往往通过大样本的随机因果效应或在小样本中用案例研究或过程追踪来加强理论的可信度,但无论是讨论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还是结果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都要基于案例的同质性假设。在因果推断中,案例之间的同质性意味着因果效应相同,即在不同案例中,同等的自变量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变化是相同的(King et al.,1994)。在标准的统计中,不可能估计个体的因果效应,而只能针对一个总体来估计平均因果效应(Goertz and Mahoney,2012)。在因果解释中,时空差异显然会对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机制产生干涉作用,从而使得同质性假设荡然无存。

时空差异往往隐含着大量的情境差异,例如距离所带来的影响在不同时空中是完全不同的。几千千米的距离在古代就可能造成彻底的隔绝,而在现代则仅是飞机几个小时的航程;再比如同在大航海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差异,同样距离对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时空限制可以保证案例比较的同质性和可比性,从而将相关问题的文化历史因素考虑在内(Ragin,et al.,1996)。故而存在较大时空跨度的研究往往会遭到质疑,因为宗教科技水平、生产力方式、地理环境、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等诸多因素都没有被控制,这些差异会削弱求异法的逻辑基础,从而降低理论的可信度,例如如果将近代欧洲和春秋战国进行比较就会面临类似的困境(许田波,2009)。

另一方面,从概念层面而言,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变量和机制都带有时空的烙印。时空存在着特定的情境含义,这种含义会对概念的定义产生影响,也可以视为一种隐含的控制变量。情境由多层非同步的政策、制度和各种背景条件所组成,它并非是自变量或者因变量的原因,但可以影响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Falleti and Lynch,2009)。时空的情境含义意味着外部环境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变化,为了观察和发现这些案例中的因果机制,就需要对时期进行分段(periodization),从而保持背景因素的持续性。因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人,对于特定概念及其理解是存在差异的,一旦所选择的案例时空差异过大,就会影响同质性假设,即便研究者使用了同一概念也是如此。例如18世纪西欧的封建地主制度尽管存在差异,仍然可以视为类似的封建制度,但它同中国战国初期的封建制度相比,就不能视作同一概念(Møller,2015)。

机制的时空性同样意味着案例选择需要接受时空因素的规制。在时间层面,案例研究中因果机制的研究都需要涉及机制的环境、初始条件,以及结果变化等重要的时间节点,这是进行因果叙述的基本前提。事件的发展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积累效应,在过长的时间段中我们往往很难区分因果机制。而忽略时间会对探究那些与时间共变的机制造成障碍,例如各类社会演化和学习机制。因此我们需要截取特定的时间段进行案例分析来避免无限回溯的问题,例如选取出现明显的路径偏离、前后因果关系不明确的关键节点(Pierson,2004;Slater;2010)。当研究者选择相似时间段进行分析时,往往也意味着空间上的相近或类似,否则就很难恰巧在相近时间发生类似的变化。在案例研究中,休厄尔(Sewell,1996)所说的在独立性和对等性之间加以权衡的问题并没有过去学者所想象得严重。因为作为研究案例的行为体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体系,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系的影响,而时空的规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这种影响。例如当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意识到英国所获得的优势时,就会通过变革来模仿和学习,而同时期的“东方世界”由于距离遥远则缺乏这种意识和动力,因此选择18世纪的西欧作为研究的时空时,就一定程度地控制了个案在空间上的互相影响(例如叶成城、唐世平,2015;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