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今天上课迟到了”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我们看一看就能知道,但我们看不出“张三不应当上课迟到”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哪怕张三以外的其他学生都没有迟到,也不能据此认为这个命题是真的;另一方面,即便上课迟到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也不能据此认为这个命题是假的。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一般的真理问题上与道德真理问题上都存在广泛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命题的特殊性。......
2023-08-07
早在1998年,政治学家保罗·皮尔森就在美国政治科学会年会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我们不能仅关注“是什么”(what),而且也需关注“什么时候”(when)。而在2004年出版的《时间中的政治》(Politics in Time)一书中,皮尔森进一步将“时间”进行了具体化(Pierson,2004)。在皮尔森的眼中,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仅仅是“快照”(snapshot)而不是“影像”(moving pictures);而很多所谓的“历史研究”也不过是虚假的。真正的历史研究应该从“理论上”来关注时间,因为“真实的社会过程都有其特殊的时间维度”(Pierson,2004)。《时间中的政治》所给出的有关时间的概念有许多,比如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顺序(sequencing)、事件(events)、持续时长(duration)、时机(timing),以及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outcomes)等(Pierson,2004)。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后文所要着重考察的便是时序(temporal sequence)与时机(timing)。
那么时间究竟有多重要?皮尔森正确地指出,如果两个事件或特定过程在某个历史时期同时发生与错时发生,其造成的结果一定有所不同(Pierson,2004)。简言之,这里的“错时”就是所谓的时序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厘清几件事情以“何种次序”(in what order)发生。加拉格尔(Gallagher,2002)比较中国与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经验研究可被视作有关时序的出色探索。该文章指出,正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及民营企业的建立)时序不同,使得中国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在政治失控及自由化压力下进行经济改革。
而“同时”则可能更多与时机相关。时机则主要讲的是“何时发生”或者是时间点的问题。最简单的时机问题就是看某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点上。比如拥有某种技术的时间是在中世纪或是现代时期?更为复杂一点的时机问题是:某件事情发生是否适时?是发生在某个“节骨眼”(conjuncture)上还是发生在无足轻重的关头?可以想象的是,在16世纪拥有枪炮肯定比在19世纪拥有要更有意义,而假如说西方征服者在发现美洲土地之时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抗病毒技术,那么之后的世界历史很可能会大不一样。而关于时序和时机,后文还将对其做更详细的展开,下面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皮尔森命题”的意义。
皮尔森上述论点的意义可以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来评估。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它不仅超越了“基于变量(或因素)的解释”途径,而且在方法论方面它能够成为定性研究复兴的一个抓手。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许多经典研究还是注意到了事件或社会过程的时序背景(Verba,1971),比如前面提到的摩尔,但是“科学化”与计量分析的引入却把时间变得十分表面化和边缘化。尽管一些基于量化的分析时常引入“时间序列”(time series)和“滞后变量”(lagged variables)来增加其“动态性”,但究其本源,定量化的多元因果分析一般基于的是“偏回归”或“偏相关”[4]。这种分析并不细究自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组合,而时间背景(时机)则索性被完全地抽离。换言之,正如导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多元回归模型几乎都属于“共时性分析”或“静态分析”。此外,基于变量(或因素)的解释还是一种“黑箱”(Blackbox)式的解释,它能够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但它并没有将变量之间的“联系机制”(linking mechanism)揭露出来。换言之,“黑箱”解释可以提供诸如“A导致了B”这样的知识,但无法告诉我们“A如何导致了B”。因此有许多学者提倡要不满足于现有的解释限度,要善于“打开黑箱”找寻“机制”(Hedstrom,2005),而寻求“基于时间的解释”也是“寻找机制”努力的一部分。从本体论上来说,时间与机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因果链条一般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的。
其次,从实际上来说,注重“时间”维度可以让实践者们重新思考那个经典的问题:我们能否采用“总体方案”来同时完成多重任务?一般来说,这种“总体方案”是忽略时序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时间紧迫”,因此都希望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做相对多的事。比如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民主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够同时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主的转型?国家建设、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实现顺序究竟应该如何排列?(Collier,2010)。此外,注重“时间”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先发”与“后发”之间的关系。先发者在无规则的“丛林”中横行,取得了收益之后,会设定一系列的“标准”与“地盘”,对后发者进行限制。而对于后发者来说,这些“标准”或“规则”缩小了它们可能的行动范围。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后发者优势”。但是我们仍不十分清楚“后发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且应该参照过去”或“在何种意义上学习别人的‘经验’”。实际上,先发者与后发者的最大差别在于发展的“时机”不同,因此在某一特定时间针对某一个国家的解决之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时间点上的其他国家(杜甘,2010)。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许多后发国家的领导人热衷于抨击或照搬过去先发国家的经验也算是一种“时间上的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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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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