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研究回归分析及问题解析

2023-08-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经过多年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从强调特定历史遗产的影响扩展到分析与比较多个历史遗产因素的作用，并开始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对各种历史遗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伊莱切斯还将历史遗产与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4类主要观点纳入面板数据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差异。影响结果的历史遗产往往是不同的组合，而非单个历史遗产变量，回归分析难以捕捉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其次，在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者们已经从强调特定历史遗产的影响扩展到分析与比较多个历史遗产因素的作用，并开始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对各种历史遗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定量分析中，可以进行多个遗产变量的回归，并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准确地检测某一遗产对转型的作用和比较不同遗产作用的差异。

谢尔·霍罗威茨（Shale Horowitz）区分了四类历史遗产：经济结构、文化、战争、总统的权力和政党制度，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文化和从事农业人口比例等遗产对转型有显著的影响。^[9]玛莎·德梅洛（Martha De Melo）则更为重视经济的初始条件对于原苏东国家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他将初始条件细分为转型时的工业化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等多个指标，检测其对转型的作用。^[10]伊万·柯察诺夫斯基（Ivan Katchanovski）探讨了市民社会的类型、经济伦理、社会资本、宗教、历史等因素对转型后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不同历史遗产所起到的正面或负面作用。^[11]吉兹格尔兹·埃克特（Grzegorz Ekiert）比较共产主义制度与不同历史遗产相互作用下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区分了共产主义制度遗产在中欧和东欧国家转型中的不同作用。^[12]通过这些回归分析，学者们基本确立了原苏东国家的转型受不同历史遗产显著影响的理论命题。其主要结论是，虽然历史遗产可能并不是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也没有哪个遗产或遗产组合是民主转型的充要条件，但历史遗产中所包含的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经济等状况会促进或阻碍一国的民主转型。

伊莱切斯2007年的研究是对各种历史遗产的总结性考察，他将现有文献中所出现的历史遗产统一纳入多元回归模型，以检测各个遗产对民主转型的不同作用。^[13]这些历史遗产分为5个类别，分别是地理、文化与宗教、经济、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政治制度，并将历史遗产操作化为17个变量：与欧盟接壤、到西欧的距离是地理类别变量，基督教（信仰者是否为多数）、伊斯兰教（信仰者是否为多数）和帝国经历是文化与宗教变量，每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耗费、自然资源状况、对非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出口量和1989年经济改革指数是经济类别变量，198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9年城市化程度和1989年教育程度是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变量，独立国家经历、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民主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僚制度和少数民族的比例是政治制度变量。伊莱切斯将上述17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得出了影响最为显著的7个历史遗产变量：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与宗教变量），1989年城市化程度（社会条件与现代化程度变量），独立国家经历、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比例（政治制度变量），每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耗费（经济变量）。各历史遗产变量的具体作用是，基督教（信仰者是否是多数）与民主转型正相关，伊斯兰教（信仰者是否是多数）负相关，少数民族的比例负相关，独立国家经历正相关，1989年城市化程度正相关，每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耗费负相关，二战前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负相关。

伊莱切斯还将历史遗产与解释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4类主要观点纳入面板数据模型以比较其解释力差异。这4种观点分别是：总统制不利于民主转型，^[14]民主派的力量大于威权派会促进民主转型，^[15]原苏东国家加入欧盟的动机会促进民主转型，^[16]原苏东国家越靠近西欧越促进民主转型。^[17]模型结果表明，这4种解释中只有总统制和加入欧盟的动机对民主转型具有显著作用，其他2种解释的作用不显著。历史遗产变量的作用总是显著的，并且它对方程残差的解释力要远大于这4种解释，即相比于这4类观点，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8]虽然伊莱切斯的分析得出了有趣的结论，但他所采用的回归分析方法可能使其结论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某些历史遗产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强烈的共线性，这会造成对自变量作用的错误估计，例如某个历史遗产可能对转型的作用很小，但它包含于民主转型效果较好的国家中，当其他国家不具备该遗产变量时，回归分析就可能会得出该遗产对民主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二，回归分析测量的是各个变量对于某一累积性结果的平均作用和线性作用，它并不能说明是产生某一特定结果的特定原因。^[19]也就是说，回归分析只能得出各个历史遗产因素对民主转型的平均作用，但却无法指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主转型中的不同结果。换言之，在原苏东国家的转型中，有些国家形成了稳固的民主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却建立了威权或半威权的制度，回归分析却无法说明产生这些结果的充分的“因素组合”（configuration of variables）和必要的“因素组合”。^[20]

第三，回归分析通常是估计单个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影响结果的历史遗产往往是不同的组合，而非单个历史遗产变量，回归分析难以捕捉多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结果的影响。原苏东国家的历史各不相同，不同的历史遗产组合可能对各国的转型作用不同。这是因为任一历史遗产因素总是与其他历史遗产因素共同构成一国转型的起点，而如果忽略不同历史遗产组合，则可能会形成对单个历史遗产因素的片面理解。

与以自变量及其影响为导向的回归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是以案例和导致结果的原因为导向，它主要寻找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21]即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多种条件组合。定性比较分析是由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在1987年提出，他将布尔代数和集合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二分变量的定性比较分析技术。^[22]之后，拉金又在2000年提出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技术。^[23]此后，定性比较分析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回归分析在大样本（large-N samples）和对变量平均作用的研究中具有其他分析方法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中小规模样本（moderately large-N samples）的分析中，定性比较分析可能具有一些优势。首先，定性比较分析关注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不易受到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中小规模样本的分析中，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对产生结果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它强调导致的结果可以有多个因素组合，进而可以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方式和渠道，并且定性比较分析还可用于多重原因的不同组合分析，^[24]当某一结果是由多种原因的不同组合所导致，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测量不同原因组合对结果的净影响。

在原苏东国家的转型中，包含的样本数为26个，^[25]并非是大样本。同时历史遗产间可能存在共线性，而且历史遗产变量在各个国家中也体现为不同的组合形式。例如在匈牙利，其历史遗产组合为西方基督教和独立国家经历，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遗产的组合是伊斯兰教和二战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因此在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作用的问题上，相较于回归分析，定性比较分析或许是更适合的分析方法。本章将定性比较分析引入到对历史遗产与转型的因果关系研究中，并采用模糊集与多值集技术通过分析更细致地讨论这些历史遗产因素和不同历史遗产组合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作用。

历史遗产研究回归分析及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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