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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行动、结果:苏东政治转型的历史遗产视角

【摘要】:[5]除以上三种主流研究视角外,还有一些学者更强调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肯·乔伊特是较早研究历史遗产对民主转型作用的学者,他认为,列宁主义的遗产将型塑民主转型的路径,在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经济状况会对转型道路产生重大影响。[6]除了共产主义时期的遗产外,也有学者关注其他的历史遗产,比如安德鲁·雅诺什认为,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持续并显著的作用。

西方学者对原苏东国家的民主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其一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精英的行为和权力格局上。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人通过精英行为与策略选择来讨论由共产主义到西方民主的过渡;[2]史蒂文·菲什(M.Steven Fish)、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菲利普·罗德尔(Philip G.Roeder)等学者则关注转型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权力格局,认为政治团体的权力平衡与非极化有利于民主化。[3]其二是强调制度选择对转型的影响。如约翰·石山(John Ishiyama)和马修·维尔滕(Mathew Velten)认为,总统制与议会制对转型会产生不同的作用。[4]其三则强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扩散对原苏东国家的影响,杰弗里·克普斯坦(Jeffrey Kopstein)和戴维·赖利(David Reilly)认为,各国因地理分布上的差异会受到不同的国际影响,在地理分布上越靠近西欧国家,则越会促进该国的西方民主化进程;马库斯·库尔茨(Marcus J.Kurtz)和安德鲁·巴恩斯(Andrew Barnes)则认为,原苏东国家加入欧盟的动机会促使该国接受欧盟的要求而推进民主转型。[5]

除以上三种主流研究视角外,还有一些学者更强调历史遗产对原苏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历史遗产指的是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地理上的遗产。在上面提及的三个主要研究视角中,即使承认某种遗产会对转型造成影响,也只是将其视为控制变量,并不作为主要的理论假设。而在强调历史遗产的研究中,历史遗产构成了理解原苏东国家转型过程和结果的起点,其基本假定是:起始点的不同会影响转型的路径与结果。

肯·乔伊特(Ken Jowitt)是较早研究历史遗产对民主转型作用的学者,他认为,列宁主义的遗产将型塑民主转型的路径,在共产主义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经济状况会对转型道路产生重大影响。[6]除了共产主义时期的遗产外,也有学者关注其他的历史遗产,比如安德鲁·雅诺什(Andrew C.Janos)认为,前共产主义时期的历史遗产(比如文化和民族遗产)也具有持续并显著的作用。[7]在初期的历史遗产研究中,学者们大都只是关注特定政治遗产的影响,比如政党政治的发展情况、首次大选的结果等遗产对转型的作用。[8]这些研究还未对各种历史遗产和民主转型的关系进行整体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