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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0
案例总结：强力支持理论，削弱竞争，负面案例陷阱
【摘要】：以上的案例研究强烈地支持了本章的理论，同时显著地削弱了几个竞争理论。其次，本章讨论了两个在定量分析中经常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负面案例，两次车臣战争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因为即便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这两场战争也容易被认定为表明石油与族群战争相关联的正面案例。
以上的案例研究强烈地支持了本章的理论，同时显著地削弱了几个竞争理论（见表3-1总结）。首先，两个正面案例（亚齐和南苏丹）可以视为冒烟手枪式检验（smoking-gun tests）的正面路径案例，[104]它们表明在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即便不会促使中央政府垄断该石油，也会促使它采取行动控制石油。然而由一个族群控制的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行动会导致对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内部殖民化的加剧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少数族群对政府的不满和仇恨。在这两个案例中，被统治的少数族群的领导者和群众的思维模式都如同本章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他们把核心领地内的石油称为“他们的”石油，将中央政府开采这部分石油资源的行为指责为新殖民主义式的掠夺，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收益或争取完全独立以掌握更大的自主权。
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石油若存在于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则国内爆发族群战争的风险会加剧。这一规律同样也表现在包括石油（安哥拉的卡宾达、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与其他矿产资源（布干维尔的铜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的西巴布亚的铜、金和镍，西撒哈拉的磷酸盐与摩洛哥，见表3-1）在内的、涉及自然资源的其他案例中。[105]
这两个正面案例也清楚地表明，石油在极少情况下是族群战争的根本原因，而仅是起到关键性辅助作用的直接导火索。在这两个案例中，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内发现（和开采）石油是族群冲突（再一次）爆发的直接刺激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时间的族群统治和历史上发生的族群战争所遗留的族群间的不满和仇恨，这与早期族群政治理论和近期一些实证研究相一致。[106]这些不满和怨恨的长期积攒在后来的政治动员中被巧妙地利用。[107]与科利尔和霍夫勒所提出的理论相反，族群不满（和仇恨）是比贪婪更深刻的族群战争的原因。[108]
我们如何可以自信地得出种族不满（和仇恨）是族群战争的深层原因，而不是出于对石油和其他资源的贪婪这个结论？也许对于一个反事实问题的事实性解答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这个反事实的问题是，即使没有石油这个因素，族群战争会不会爆发？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亚齐和南苏丹分别发现天然气和石油之前，第一次亚齐叛乱和第一次苏丹内战（1955—1972年）就已经爆发了。同样，在对车臣境内的石油进行生产（1785—1794年和1817—1864年）之前，车臣人早已做出反抗俄国统治的行为，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也与石油无关。
其次，本章讨论了两个在定量分析中经常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负面案例，两次车臣战争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其中两次车臣战争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它提醒我们应该谨慎对待定量分析得出的表明变量相关关系的结果。因为即便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这两场战争也容易被认定为表明石油与族群战争相关联的正面案例。[109]然而至少从车臣人的角度来看，石油与这些冲突的发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同时亚齐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以及本章所做的其他定量分析[110]都强烈反驳了莫雷利和罗纳的论点，即石油的相对分散或集中程度是石油与（族群与非族群）内战之间的关键联系因素。[111]因此本章指出，错误的理论指导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定量研究得出错误结论，而这种结论与现实世界的事实是极不相符的。相反，这两个案例和本章的定量分析强烈地支持了本章的观点，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是将石油和族群战争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
加蓬作为负面案例（或负面路径案例）表明，即使一个国家民族语言多样且石油资源丰富，并且可以被视为石油生产国，但是当没有一个群体可以轻易地将石油霸占成为其财产时，族群和平就可以实现。因此加蓬的案例强有力地印证了本章的理论，即在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是导致族群战争的关键因素，而一个国家内石油的简单存在和民族语言的分化本身都不是导致族群战争的因素。加蓬的案例连同本章进行的其他定量分析[112]严重削弱了只关注国家层面上石油收入、租金与出口，而不考虑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的理论。[113]事实上，本章的定量分析显示，一旦将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作为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的国家层面的石油生产对于作为因变量的族群战争的回归结果也变得不再显著。
最后，亚齐和南苏丹的案例也强烈地质疑了一些理论，它们强调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产量（和价值）的作用。[114]在这两个案例中，少数族群从始至终都试图破坏由跨国石油公司控制且得到中央政府背后支持的石油生产活动，使得石油生产本身成为正在进行的族群战争的内生性原因。但是1976年亚齐叛乱的爆发，虽然是在石油被发现（1971年）之后，但却是在对气田的实际生产（1977年）之前。因此这一事实支持了两个较早的定量研究的结论，它们对石油产量或价值作为石油与国家层面（族群和非族群）内战的关键指标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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