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石油位于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时,少数族群更有可能反抗由其他族群掌控的中央政府。石油的这种族群地理分布特征会增加族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或加剧正在进行的族群冲突,使其演变为族群战争,因此这样的国家通常会爆发族群战争。本章还提出了两个关于石油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战争间关系的主要机制。......
2023-08-16
苏联解体后的两场最血腥的冲突是两次车臣战争。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车臣已经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并拥有一个石油工业园区。因此一些学者很容易将两次冲突归类为“资源战争”。[85]
车臣的石油最早是在中世纪发现的。然而在俄罗斯帝国用两次残酷的、并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1785—1794年和1817—1864年)“平息”车臣后,直到1890年,石油的商业生产才正式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车臣的石油产量达到了2150万吨(约占苏联石油总产量的7%),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减少到了600万吨。[86]
不出所料,许多定量研究因为没有采用次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所以将两次车臣冲突视作能证实石油与族群战争(内战)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的正面案例。[87]即使我们使用次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时,这两次车臣战争也容易被误认为是正面的案例。车臣人的核心领地(车臣)有大量的石油,而这两场战争毫无疑问也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然而车臣的石油并不是造成冲突的深层原因,甚至不是重要的导火索,尽管石油是造成这两次冲突继续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88]
1990年11月,曾是苏联红军空军少将的贾哈尔·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当选为车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也许是感觉到苏联“内爆”(implosion)一触即发,从一开始,杜达耶夫就采取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1991年8月,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爆发,在格罗兹尼的车臣温和派不能或不愿意采取反对立场时,杜达耶夫抓住机会,宣布车臣独立主权的合法性,以及车臣从此脱离苏联的决定。1991年10月,杜达耶夫以压倒性多数当选车臣共和国总统。
苏联解体后,尽管莫斯科和格罗兹尼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但车臣和俄罗斯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直到1994年才爆发。这场战争不是由车臣叛军发起的,大多数学者把责任归咎于已故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面对支持率的日益下滑,叶利钦试图通过轻松的小规模战争来增强自己的地位和连任态势,尽管叶利钦的一些高级军事顾问对此表示强烈抗议。[89]这次战争的结果是俄罗斯屈辱性的失败,最终迫使俄罗斯撤出了车臣。1997年5月,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无限期推迟了政治和解,这暗示着车臣事实上的独立。
这一岌岌可危的停火状态一直持续到1999年。在1997年至1999年的停火期间,车臣内部政治日益激化,这其中包括加强了同犯罪活动和“圣战运动”的联系。在车臣激进分子入侵邻国达吉斯坦共和国、袭击俄罗斯军队的突击站、轰炸莫斯科的三间公寓之后,当时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作出回应,表示会以压倒性的力量一劳永逸地解决车臣问题。
人们当然可以说,不仅在车臣,而且在大高加索地区,石油一直是俄罗斯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因此这种考量与本章理论中的第一个主要机制是一致的。但在第一次战争之前,即使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车臣的石油储备也最多是一个极小的考虑。俄罗斯最关心的是俄罗斯联邦的解体和整个外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化,以及担忧在北约扩张和华盛顿“大博弈”话语的阴影下失去对高加索地区和里海全部油田的控制权。[90]
然而从车臣方面来看,这两次战争的驱动力与上述两个正面案例是截然不同的。与亚齐的自由亚齐运动和南苏丹的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不同,在整个冲突中,车臣叛军很少试图以车臣石油的名义来证明他们与俄罗斯的斗争的正当性,或者以车臣的石油为噱头动员取得车臣人民的民意支持。相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对俄罗斯数世纪以来的统治所形成的不满和(古老的)仇恨情绪,以及他们对于独立的渴望。第一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叶利钦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第二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杜达耶夫统治下的车臣日益混乱和激进化,其中也卷入了“圣战运动”的因素。[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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