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章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理论中所阐述的机制确实曾经导致过族群战争,而当这些机制处于休眠状态时,通常会导致族群和平。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检验,只能借助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加蓬的案例是负面案例。在定量分析中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两个负面案例是两次车臣-俄罗斯战争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2023-08-16
前统一苏丹于1953年脱离了英埃统治,获得了独立,但自其诞生就受到了紧张种族局势的严重威胁。[71]最关键的是,因为苏丹南部的代表被排除在独立谈判的过程之外,新独立国家从一开始就是由北方主导的。更糟的是,这个由北方主导的苏丹国家在独立后立即通过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对南方进行内部殖民化。
1955年初,苏丹中央政府决定将南方军队(赤道军,其人员均来源于苏丹南部的两个赤道省份)从南方调配到北方。驻扎在托里特的赤道军于1955年8月18日发生了叛变,随后又有驻扎在朱巴(Juba)、耶伊(Yei)和马里迪(Maridi)的其他赤道军叛乱。这场叛变伴随着对该地区北方人民从掠夺、殴打到屠杀的广泛暴力行为。[72]为了镇压叛乱,苏丹政府承诺赦免和平投降的叛乱部队。然而最终政府违背了它的承诺,处决了三百个士兵。[73]当冲突最终被压制的时候,一些拒绝投降和成功逃脱的人成为阿尼亚尼亚第一运动(Anya-NyaⅠ)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Movement)的支柱。[74]因此托里特兵变标志着苏丹南北冲突的开始。1969—1972年期间,双方都被战争所累,苏丹政府[在1969年通过政变成为总统的加法尔·尼梅里(Gaafar Nimeiry)的领导下]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在约瑟夫·拉古(Joseph Lagu)的领导下]达成了和平协议,并在1972年3月12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协议。
第一次苏丹内战与石油无关,因为直到1979年才在苏丹南部发现石油。这场战争是南苏丹对苏丹的权力结构(寻求南方自治权)和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进行的一次反抗。
然而第一次南北冲突为第二次南北战争(1983—2005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南方和北方的许多政治家都反对1972年的和平协定,许多北方政治家认为,北方对南方作出了太多的让步,而南方政治家则寻求独立,认为他们受到北方政治家们的欺骗。[75]最重要的是,一些历史上属于南方但在苏丹独立后归为北方的地区,本应归还给南方,但这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承诺。1979年在南部发现石油后,这更成了不可能实现的诉求。加上进行南水北调(也运往埃及)的琼莱运河工程,许多南方人认为:“喀土穆证明了自己更关心南方资源的开采,而不关注这给该地区带来的回报是极低的,这种态度更符合古老苏丹国家对内陆地区的剥削,而不是现代国家的建设。”[76]
随着1979年雪佛龙公司和道达尔公司在上尼罗河和琼莱省发现石油,事情开始加速恶化。就像重演独立进程一样,北方主导的苏丹国家“决定把南方排除在石油事务的任何决定之外”[77]。更糟糕的是,1980年苏丹中央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是重新划定边界和使原属于南方的油田归入北方领地。[78]1981年,一个关于炼油厂所在地的争端也加剧了事件的恶化。北方希望它位于其管辖范围内,而南方则另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苏丹中央政府对位于南方的石油采取的行动恰恰反映了其“内部殖民化”的逻辑。[79]
1982年10月12日,苏丹总统尼迈里(Numayri)进一步疏远了南方,签署了苏丹与埃及“一体化宪章”,大多数南方人对此持有强烈不满的态度,因为这意味着(南)苏丹进一步的阿拉伯化,以及被北方的进一步统治。在1983年,尼迈里除了控制南方的石油和在北方建造炼油厂外,还命令苏丹南方的军队转移到北方(1955年托里特军队叛变前期的重新上演),推动南北对抗走上了不归路。
在第二次苏丹内战期间,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是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与苏丹之间的关键战场。“石油增加了战争的赌注,并使双方对战场做出了更多的献身。”[80]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在1983年7月的宣言中声称要“试图重绘南部地区的边界,并建立一个位于本提乌以外的炼油厂,然后直接将本提乌的石油输送到苏丹港(全部位于北方)”,这是支撑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与喀土穆进行斗争的十一个诉求中的两个。[81]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在成立后不久就破坏了石油开采装置并阻断了琼莱运河,以中断雪佛龙公司和道达尔公司的石油生产。[82]1985年12月,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占领了伊罗勒,迫使雪佛龙公司暂停在本提乌的石油开采作业,这实现了他们阻止北苏丹在南方开采石油的目标。[83]
造成苏丹南北冲突更为关键和更深层次的原因不是石油,而是深切的族群怨恨。虽然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抢劫石油,以及冲突的两个关键点的确是炼油厂的地理位置和石油收益的分配,但石油并不是南北方族群战争的原因。苏丹人民解放军/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加朗(John Garang)在1985年很好地阐述了苏丹内战的深层原因:“苏丹战争的核心问题是单一族群的统治、自主独立以来主宰苏丹政治的宗派和宗教偏执,以及国家发展的不平等……除非族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宗教偏见被破除,苏丹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得到保证,战争是南方唯一的选择。”[84]因此石油仅仅是一个直接的触发因子和加速因子,对酝酿已久的冲突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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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通过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章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理论中所阐述的机制确实曾经导致过族群战争,而当这些机制处于休眠状态时,通常会导致族群和平。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检验,只能借助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加蓬的案例是负面案例。在定量分析中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两个负面案例是两次车臣-俄罗斯战争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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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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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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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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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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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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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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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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