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章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理论中所阐述的机制确实曾经导致过族群战争，而当这些机制处于休眠状态时，通常会导致族群和平。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检验，只能借助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加蓬的案例是负面案例。在定量分析中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两个负面案例是两次车臣－俄罗斯战争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2023-08-16
亚齐与印度尼西亚：观念、行动、结果
【摘要】：更糟糕的是，印尼新政府部署武装力量吞并了亚齐这片领土，因此大多数亚齐人将爪哇族主宰的印度尼西亚视为新殖民主义者。当时，亚齐的阿伦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气田之一，其开采量“占印度尼西亚天然气和石油出口总量的30%”。1976年，迪罗在亚齐一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宣布的独立宣言中明确将爪哇族主导的印度尼西亚认定为新殖民主义者。
亚齐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最北端，1965年人口约为200万，2005年为400万人，约有90%的人口是亚齐人。[49]亚齐并入印度尼西亚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令人不安。尽管荷兰人未曾完全控制过亚齐，在没有征询亚齐人意见的情况下，于1949年把亚齐让给了印度尼西亚。更糟糕的是，印尼新政府部署武装力量吞并了亚齐这片领土，因此大多数亚齐人将爪哇族主宰的印度尼西亚视为新殖民主义者。[50]
1953年在达鲁伊斯兰叛乱（Darul Islam Rebellion）旗帜下的第一次亚齐叛乱与石油无关，直到1971年，亚齐境内才发现存有天然气。事实上，这次叛乱不是为了分裂国家，它的目标是将印度尼西亚建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尽管叛乱不是分离主义，但它的确带有严重的民族情绪。虽然亚齐的宗教领袖加入这次叛乱，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厌恶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领导下的世俗化，而不是抱怨将亚齐纳入北苏门答腊省的决定，而大多数的亚齐人加入叛乱是由于后者。[51]1957年4月，雅加达承诺将亚齐恢复为一个省，并给予其特殊地位，导致对叛乱的支持迅速瓦解。1959年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承认亚齐“特殊领土”地位，同时对它授予了政治、经济和宗教事务上较大的自主权。
印度尼西亚移动公司（MOI）于1968年开始在亚齐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并于1971年发现了巨大的阿伦气田[52]。由印度尼西亚移动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共同创建的合营企业于1977年开始合作生产。当时，亚齐的阿伦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气田之一，其开采量“占印度尼西亚天然气和石油出口总量的30%”。正如本章的理论所预测，印度尼西亚将亚齐及其天然气视为重要资产，并采取了各种严厉措施对它进行控制。[53]印度尼西亚国家采取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措施包括对气田周围地区的亚齐人民进行残酷的恐吓、攻击，甚至强制清洗（“重新分配”），并鼓励爪哇族人移民到亚齐。[54]
在自由亚齐运动（GAM）或亚齐—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ASNLF）的旗帜下，哈桑·迪罗（Hasan Muhammad di Tiro，1925—2010年）于1976年发起第二次亚齐人叛乱，这次叛乱的确与亚齐的天然气有关。[55]实际上，1974年，迪罗在竞争天然气管道建造权时失败了，他失去了对柏克德公司（Bechtel）的竞标，这可能是其决定叛乱的直接导火索。[56]但是天然气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导致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
亚齐第二次叛乱的目标是亚齐独立，这次叛乱的分裂主义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1965年苏哈托总统在一场血腥政变后上台，实施了“新秩序”，但在1968年之前，整个印度尼西亚只有亚齐没有获得特殊地位。第二，迪罗渴望把亚齐复兴为曾经掌控大部分苏门答腊岛土地的那个强大的国家。1976年，迪罗在亚齐一苏门答腊民族解放阵线宣布的独立宣言中明确将爪哇族主导的印度尼西亚认定为新殖民主义者。[57]从根本上说，迪罗把爪哇族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尼西亚看作骗子，并认为亚齐是被荷兰非法移交给印度尼西亚的。
亚齐天然气的发现和生产，为迪罗及其同伴提供了动员亚齐人的一个关键点。从1976年起，他多次明确地把亚齐的天然气描述为他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在他的《未完成的日记》一书中。[58]然而迪罗和他的追随者做到了更多地透过亚齐与爪哇族新殖民主义斗争的棱镜来考虑天然气问题，而不是单单将其视为一个（由贪婪驱使的）经济问题。
迪罗首先声称：“我们亚齐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法律的见证下，是这片土地的合法所有者（以及它下面的天然气）。”[59]然而自1976年以来的天然气产业的繁荣给亚齐人带来的只是苦难，包括颠沛流离、压迫和相对剥削，以及外来族群涌入、精神腐败（如赌博、酗酒，以及糟糕的卖淫）和环境恶化。[60]的确，尽管天然气产业的繁荣，但天然气生产和出口产业只雇用了亚齐全省本土劳动力的一小部分，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引致贫困。[61]总之，天然气产业的繁荣是爪哇族新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一切罪恶的象征。
不出所料，迪罗辩称，自由亚齐运动对美孚石油公司（Mobil）的生产设施所进行的攻击是对印度尼西亚（及美孚石油公司）剥削亚齐，以及剥削所带来的一切罪恶的回应。用迪罗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印度尼西亚）事实上已经让我们付出了爪哇族印尼人压迫和殖民的代价。如果没有它们非法出售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所赚的钱，爪哇族将永远无法供给对我们发起殖民战争所需的资金。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做。”[62]在1977年8月15日的日记里，迪罗自豪地指出：“自由亚齐运动已经采取行动阻止它们（印度尼西亚移动公司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创办的合营企业）偷走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63]然后迪罗在1977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宣布：“在自由亚齐运动内阁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保护亚齐及被爪哇族印度尼西亚人及其外国同伙日益疯狂掠夺的亚齐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64]内阁会议后四天，自由亚齐运动向印度尼西亚移动公司和柏克德公司的所有外国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随即开始了对与天然气生产和加工有关的设施和人员的实际攻击，并且十分频繁。[65]
因此尽管“天然气对于了解暴力发生的驱动因素至关重要”[66]，但是天然气仅仅是第二次亚齐冲突的导火索或近因之一。正如克里斯汀·舒尔茨（Kristen E.Schulze）所指出：“事情的关键在于，液化天然气热潮的好处首先是给中央政府、外国公司和非亚齐的印度尼西亚人带来收益，而本地产生的收入却极少被用于当地的花销。这为叛乱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于自由亚齐运动和许多亚齐人来说，液化天然气行业集中体现了雅加达的一切错误——过度集中、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最终为保护这些精英利益而实施的压制……自由亚齐运动把天然气开采与雅加达的新殖民式开发等同起来，因此认为将石油公司定位为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是合法的。”[67]如果没有既存的深刻族群仇恨、亚齐第一次叛乱所遗留的动员和仇恨情绪，以及利比亚的支持，那么第二次叛乱就很难发生。[68]
在亚齐的案例中，本章所提出的核心机制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甚至在亚齐发现天然气之前，印度尼西亚已经开始在亚齐实行内部殖民化（委婉地称为“集中化”）。在亚齐发现天然气之后，中央集权驱动力加速收紧，使当地的亚齐人酝酿更多的怨恨。到发现天然气之时，所有发生暴力冲突的预备要素都已经到位，天然气只是提供了直接的导火索。
印度尼西亚与伊里安查亚（西巴布亚）之间复杂的历史同印度尼西亚与亚齐的混乱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案例都是被统治的少数族群聚居的核心领地中存有大量自然资源（金、铜、镍，现在是石油）。[69]迄今唯一的差别可能是西巴布亚的悲剧还没有明确的结束，而自2005年自由亚齐运动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达成和平协议以来，亚齐地区暂时进入了脆弱的和平状态。
亚齐的案例证实了本章的理论，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是导致族群冲突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证伪了莫雷利和罗纳的假说，即石油集中度是导致族群战争的关键因素。[70]根据他们自己的测量，亚齐石油的相对集中度评分是0.027，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值，然而族群战争却一再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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