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通过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章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理论中所阐述的机制确实曾经导致过族群战争,而当这些机制处于休眠状态时,通常会导致族群和平。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检验,只能借助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加蓬的案例是负面案例。在定量分析中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两个负面案例是两次车臣-俄罗斯战争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2023-08-16
接下来则是理论化水平。无论一项研究使用的方法是定性、定量还是其他,其理论化水平都应该是评价它的第二重要的标尺。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提出实证假说”(formulating empirical hypothesis)不是“理论化”(theorization)。而现在,许多定量和定性研究其实几乎没有理论化,只是罗列了几个实证假说而已。这一不幸结果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将“提出实证假说”和“理论化”等同起来的错误理解。
简单地说,除非你面对的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比如为何人在饿的时候就想吃东西),“提出实证假说”并不构成“理论化”。也就是说,提出几个可以验证的实证假说——无论是定量的还是非定量的——都不是“理论化”本身:至少,这样的做法的“理论化”程度是非常不够,甚至是非常低的。
在(绝)大部分时候,理论需要解释可能出现的“实证结果”(empirical outcomes)。因此理论应该支撑实证假说,或者说是,假说应该从理论推导而来,而没有理论支撑的假说只是对数据有可能展现出的相关性的猜测而已。不幸的是,现在的许多定量研究,它们所谓的理论部分只是罗列了一些(定量的)假说,然后就是回归结果。它们所给出的回归结果不容易理解,也非常难以确立是否稳健。笔者想,大家对这样的低俗实证研究的态度多半是一笑而过。[19]
这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原因。理论的一个核心作用就是约束实证假说的提出,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假说不能随意修改。而不受理论约束的实证假说其实很容易和实证结果相互“事后自圆其说”。也就是说,对具体的实证结果(无论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的事后(ex post)解释不是“理论化”,至少不是好的“理论化”,因为要“事后自圆其说”实在太容易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如果从一个理论推导出的多个实证假说得不到实证支持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理论本身持更加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因为一个好的理论必须做到逻辑自洽,并且整合了多个因素和机制。
学界有一种说法是“ideas are cheap”(想法不值钱)。事实上,好的思想永远是稀缺的。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走向了低水平的理论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实证研究的低俗化。
因此最好是先发展出一个好的理论,然后再从这个理论推出(好的)实证假说,即有理论支撑具体的(实证)假说。只有这样做出来的实证结果才有趣,才相对可靠[这方面,麦克唐纳(McDonald)发表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个范例[20]]。相反,如果一项定量实证研究没有好的理论,我们不仅难以判断它给出的统计结果是否可靠,甚至都不知道需要度量什么样的东西、怎么度量,更谈不上给出特定的统计模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同样的标准适用于定性研究。
以对内战,特别是族群冲突的研究为例。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早期工作[21]几乎没有理论。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许多结果都备受质疑,甚至被推翻。[22]相反,我们对族群冲突的研究则一直是以理论为向导。[23]因此我们给出的实证假说是清晰的,从而实证假说是否得到支持也是清晰的。[24]
归根结底,没有理论贡献的定量研究只是(更加复杂的)相关性描述而已,它和一个描述性的定性研究相比,并不一定更好,或至少是好得有限。
为了约束自己,也为了读者读起来一目了然,笔者认为,所有的理论都必须有从起初状态到结果的、带箭头的导向图(directed graph)。这个导向图还必须同时包含因素和机制,甚至时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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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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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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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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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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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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