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混为一谈的最糟糕的案例便是乔恩·埃尔斯特。埃尔斯特在号称是探讨研究社会行为(即行动)的工具的讨论中给出了两列社会行为,但其实在行动之外,他夹杂了很多观念和社会结果。此外,行动是事件的基本形式。[32]由于没能正确理解三类客体,以及解释三类客体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埃尔斯特的诸多讨论既不清晰也不一致。......
2025-09-29
在笔者的学术作品中,本章的风格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笔者将不拖泥带水,而是直击要害,只给出论断,而不追求精细的实证支持,甚至逻辑的严密。这是因为本章将是一篇“说教性”的文章,笔者的目标是给出笔者认为正确的方法论立场,而不去纠缠细节。
简单地说,笔者认为,尽管由KKV所引发的“定性与定量之争”带动了整个政治学界对方法论的深入理解及方法创新,但今天的社会科学需要的是“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只有懂得多种技巧并理解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够在面对实际的研究问题时,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组合,比较好地解决研究问题。在展开之前,需要做四点说明。
首先,鉴于“定性与定量之争”的内容纷杂,笔者在此不罗列,更不评论这场争论中的任何细节。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只能在其他文章中才可能仔细讨论这其中的某些关键细节,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的立场一直是“(我们需要)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
笔者必须强调一点,“定性与定量之争”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寻找因果解释”,到底是试图寻找“结果的原因”(causes of effects),还是仅仅是试图甄别“原因的影响”(effects of causes)。定量研究的优势在于通过甄别“原因的影响”,从而确立某些因素对于某一类社会结果有影响(或者贡献)与否。而定性研究的优势在于试图获得我们直觉意义上对某一类社会结果的“因果解释”,比如“为什么大革命会发生在某些国家”或者“为什么某些革命成功了,而某些革命失败了”。
显然,我们绝大部分人士都会同意这样的立场:我们通常所说的“因果解释”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因果解释”,即结果的原因。尽管确立某些因素对于某一类社会结果是否有影响(或者贡献)是重要的,但是这么做只是寻求“因果解释”的一部分。许多偏好定量分析的学者则错误地认为,寻求“因果解释”和甄别“原因的影响”完全等同(也见下面对KKV的具体批评)。[3]由此这些人士也错误地强调,寻求“因果解释”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用定量方法进行“因果推断”,或者说是甄别“原因的影响”。(https://www.chuimin.cn)
其次,笔者对任何一类方法并没有特别的偏爱。这是因为任何一类方法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并没有全能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懂得多种技巧,并且理解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我们才能够在面对实际的研究问题时,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组合比较好地解决问题。
再者,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其实远远不止定性和定量两种。按照笔者的分类,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至少有六个大类。[4]但是笔者确实认同,定性分析、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5]、定量分析是最重要的数据分析方法。[6]
最后,尽管笔者对方法论的理解仍是一个“学习进行时”,笔者自己独立,以及和合作者一起运用过的方法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中的所有的大类,包括行为体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地理信息系统(GIS)、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定性比较分析(包括既有的软件,以及我们自己新开发的软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概念分析[7]、形式化建模(formal modeling,包括博弈论、经济学模型),以及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事实上,笔者和笔者的团队还在试图为解决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具体研究问题而发展一些新的方法,但是笔者不是一个“唯数学化而数学化”的人。笔者始终认为,我们发展任何新的方法都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研究问题,而不是为了让东西好看或不让人看懂。
在本章中,笔者将主要阐述对方法论的理解,而不做太多的解释,许多文献也将不详细列出。更加详细的讨论只能在其他的文章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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