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第一印象是,尽管他们宣称是基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他们至少没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事实上,我认为杰维斯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证据的水平。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期间,开始有计划地去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解贯穿我此后的实证研究。......
2023-08-16
缘起
在我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之初,我从未想过我会花这么多时间来探索一些有关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在社会科学方面受过的正规训练只有两年(严格来说只有一年半,因为中间我回国实习找工作花了半年),除了正经地学过博弈论的入门之外,其间并没有修过别的方法论的课(尽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的方法课程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不过有两本和方法论有关的书使我印象深刻:一本就是当时试图一统研究方法的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简称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1994);另一本则是当时许多人都不以为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1997)。事实上,这两本书都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它们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对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第一印象是,尽管他们宣称是基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他们至少没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最为关键的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其实不止费希尔(Fisher),以及内曼(Neyman)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至少还有一种实验逻辑,那就是通常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最为核心的实验逻辑: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mechanism)或者说是“路径”(pathway)、“串联”(cascade)为目标的实验。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有丝分裂、减数分裂、三羧酸循环、细胞凋亡、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和复制过程、基因表达调控(如著名的操纵子理论)等机制或过程,都是由后一类实验贡献的结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是授予后一类实验的结果(关于这两种不同的实验逻辑,我将在别处详细讨论。工作论文版本,见:Shiping Tang,2019,“Two Logics of Experiment in Biology and Medicine:Mechanistic/Pathway versus Populational/Treatment”,https://fudan.academia.edu/ShipingTang/Papers)。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训练的人来说,自然是常识。
因为KKV认定,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就只有费希尔发明的“(农业)田间实验”一种。基于此,他们进而认定,从费希尔和内曼开创的基于群体样本的“随机控制干预”(Randomly controlled treatment,RCT)的实验才是最理想的实验,因而也是社会科学必须尽可能逼近的方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很多KKV的批评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即便在自然科学哲学中,这两个不同的实验逻辑也没有被清晰地定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观察数据,如何运用统计技术,逼近随机控制干预的境界而获得确定的“因果推断”(causal inference)肯定更加棘手。而在这一种实验逻辑上,如果社会科学都能够做严格地随机控制干预,那么就和自然科学同样的实验逻辑没有区别了。这背后的挑战非常棘手,也是绝大部分定量分析方法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唯一核心问题的话)。
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效应》是一本令很多人困惑的书。这本书肯定不能算是方法论的书籍。事实上,我认为杰维斯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证据的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主要兴趣是发展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年他上研究生的时候政治学还基本没有成型的方法讨论。但是《系统效应》是一本结合了本体论和认知论的书籍,它告诉我们“系统效应”是自然界和社会的真实存在,而且几乎无处不在。因此我们看待世界的认知论必须是“系统范式”(system paradigm)。而因为在KKV之后,大家更强调方法,反而没有人能够理解本体论和认知论这类问题的重要性。不过对于受过地质学和生物学训练的我来说,系统效应无处不在当然也是“常识”,加上杰维斯在这本书里更加旁征博引,我一下子就被这本书所折服,但是和我有交往的好几位同学却都不以为然。(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向当时一起上课的一两位同学提到并推崇这本书时,他们的发言是,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所云,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有何用。因为它不告诉读者该去怎样研究系统效应!因此可以想象当年杰维斯出版这本书的某些内容时的困难了。见《系统效应》的前言。)
在我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1999—2005年),我这些最初与研究方法的“接触”却并没有持续。那段时间,我写的许多作品都是相对偏政策类的,对方法的要求没这么多。如果非要说对方法论的讨论是有用的话,那便是我知道案例研究,特别是通过“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的案例研究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做法和化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领域中以甄别或者确立“机制”或者说是“路径”“串联”为目标的实验几乎是一个逻辑。因此在我早期的几篇偏理论捎带实证的作品中,我都是在不自觉地运用“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在那期间,我猜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自己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方法。
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期间,开始有计划地去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首先当然是定量方法,之后便是定性比较分析,基于模拟行为模型(ABM)的模拟方法(后来成为我对“计算社会科学”的部分理解),以及“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尽管我对这些方法的掌握程度有不同,但是我对这些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那时候,我已经确信,只有多种方法的融合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实证问题。(其中一个混合方法的作品是,唐世平、龙世瑞:《美国军事干涉主义:一个社会演化的诠释》,2012。)这些理解贯穿我此后的实证研究(我对混合方法的理解,见本书的第二章)。
那段时间,由于已经开始动手写《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我开始(重新)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其实是影响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对时间的“重新发现”也许和我曾经学习过地质学和演化生物学有关,而对空间的“重新发现”则可能来自我此前的地理知识。但是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杰作《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此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试图理解如何重新把时间和空间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这部分的一些理解,见本书的第三章)。
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前三年(2009—2012年),我也开始更加自觉地去运用不同的方法,并且在觉得既有方法不能让我解决我所面临的实证问题,或者说觉得既有关于方法的讨论(所谓的“方法论”)不能让我满意的时候,去有意识地发展方法或者讨论方法。
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这门课程的话,我几乎肯定不会去写收录在本书中的这些章节。我理解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方法课程(这些课程几乎都只教授某一种方法),而是一个介于方法和“社会科学哲学”之间,同时还要考虑其他诸多问题的课程。更具体地说,要写一篇好的博士论文(或者比较大的文章,甚至是一部实证社会科学的专著),需要从选题、理解文献(文献批评)、理论化、实证方法、具体的实证、讨论这六个方面有通盘的考虑,而具体的实证方法(和具体的做法)仅仅是一个环节而已。
我很高兴,从一开始,这门课就让选课的同学们感到很有帮助。(事实上,有好些选过这门课的同学都说,他们真的是上了这门课之后才知道如何做真正的研究。)
显然,开设这门课程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了教授这门课程,我只好继续给自己“补课”。我没想到的是,这使我对许多方法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方法如何结合起来使用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些认识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本书的内容。因此本书反映了我对研究方法的理解和探索所经历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学无止境。我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只要我们做科学研究,就肯定会碰到我们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希望本书的读者在不断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能够去努力探索,逐渐克服这些问题。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一定能够产生一些好的研究。
本书的安排
尽管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文章,但是它们之间都还是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全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讨论。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的安排非常简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偏理念性的两章。第一章是我认为我最近写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哲学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强调,整个社会科学只研究三个客体:观念、行动、结果。而更为重要的是,要面对这三个不同的客体,我们需要的认知论立场和方法可能是不同的。而此前的绝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的讨论,都隐含地认为,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能够几乎无差别地被用来研究这三个不同的客体。在第一章的基础之上,从批评KKV(1994)出发,第二章则指出,不同的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方法,并无抽象的优劣之争。要做得好都不容易,关键是面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因此一个更加好的路径肯定是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一点,我想已经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第二部分的两章试图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方法真的是没有抽象的优劣之争,只是在面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以及它们不同侧面的时候,不同的方法确实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的差别。因此第二部分的两章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试图去比较两种不同的方法,从而希望帮助大家在面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以及它们不同侧面的时候,混合使用不同的方法。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我(和合作者)“重新发现时间和空间”的结果。这个部分的四章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整体,除了目前还未能完成的“社会科学中的空间”。我希望在本书的下一版中,能够将“社会科学中的空间”也收入其中。
结语
我猜我将继续教授“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这门课程。我希望我还能从这门课程,特别是从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中学到更多的新东西。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指出本书的错误。尽管除了第一部分的两章是我的独立作品,本书的其他章节都是和不同的学生或者同事合作的成果,但我对本书的所有错误都负有最后的责任。
唐世平
2021年1月
有关观念、行动、结果 社会科学方法新论的文章
我对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第一印象是,尽管他们宣称是基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来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但他们至少没有完全弄懂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事实上,我认为杰维斯对研究方法的运用基本上停留在“花絮性”证据的水平。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期间,开始有计划地去学习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解贯穿我此后的实证研究。......
2023-08-16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客体的输入,那必然是不充分的解释,甚至是扭曲的。更具体地说,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主要挑战是涌现结果和多重因果。第六,因为涌现性和殊途同归性在驱动社会结果方面更为复杂和普遍,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社会结果的充分解释,尤其是在宏观层面,远比对行动的充分解释要求更高。这就对适当理解社会结果造成了巨大压力,更不用说“充分”理解了。[43]表1-2认识论的综合陈述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023-08-16
对这两种方法更详细的讨论将留待之后的研究。[96]不幸的是,许多统计方法支持者对推断交互原因的影响的讨论都只使用两个因素或变量作为例证。......
2023-08-16
在此情况下,本章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但是在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除了要考虑初始条件和必要因素的讨论之外,还加入了对机制的讨论。而在半负面案例中比较法中,负面案例的作用除了关注某些不存在的因素,更要关注一些虽然存在但被遏制的机制。表8-2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传统的负面案例比较法结果区别......
2023-08-16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社会事实只有三个大类:观念、行动和结果。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以分层的方式相互关联,同时行动和结果都有不止一个尺度。选民实际给克林顿投了票,这是一个行动。而克林顿赢得选举的事实则是一个结果。当实证社会科学家对观念感兴趣时,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行动和社会结果的直接或间接的观念动力。......
2023-08-16
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机制的重要性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是一个过程,其不同于一般定量研究中的中介变量,通过连续的过程,从而将不同因素联系起来驱动变化。这一将因素与机制割裂开来的现象对社会科学的讨论并不有利。故而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我们需要将因素与机制相结合进行讨论,才可以更加完善地论证我们所希望讨论的理论假设。......
2023-08-16
本章通过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章所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证明理论中所阐述的机制确实曾经导致过族群战争,而当这些机制处于休眠状态时,通常会导致族群和平。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检验,只能借助于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加蓬的案例是负面案例。在定量分析中被误认为是正面案例的两个负面案例是两次车臣-俄罗斯战争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2023-08-16
凯泽认为时空的条件范围选取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历史学的条件范围,它限定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例如17世纪的法国研究;另一种则是相对模糊的条件范围,例如欧洲的世袭君主国研究。此外,在控制了时空条件范围之后,笔者认为需要谨慎采用“可能性原则”来剔除那些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负面案例,因为界定某结果出现的概率极低与不可能之间存在较强主观性。......
2023-08-16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