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一个描述词,其意义乃是“古博真人”;他的真实姓氏,据说是李——那就是说一棵李树。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人,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万物的法则是道,行为的法则也是道,根究而言,这两种道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人生的本质因而是自然的节奏之一。老子认为在远古之时,人与其生活皆源自大自然,因而是朴实且安乐的,并且整个世界也是和谐快乐的。......
2023-08-16
中国文学的博大——浪漫文学——历史——司马迁——散文——韩愈论《佛骨表》
前面所论唐诗,只不过是中国诗史中的一部分。而诗,在中国文学中,仅是一小部分而已。要一一了解一代代的中国文学的概况或它在民间流传的程度,实在很难。中国的书价廉,原因之一是它没有版权的保障;在尚未与西方接触前,中国的线装书,新的一套20册,才美金1元,20大册的一套丛书才美金4元,而“四书五经”才美金2元。虽然书是这么便宜,但我们还是很难欣赏到中国的文学,因为中国书价的订定,不是以内容,而是以外表的形式和风格来决定的。中国诗一经翻译,它的形式和风格,就变质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学除了稍逊于希腊外,优于世界其他各国;这也许是东方人谦逊的缘故吧!
西洋人评价很高的小说,在中国却遭到贬值。在清朝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小说可言。甚至在今天,中国的学人仍然不给予小说它在入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即使是最上乘的小说,他们认为小说只是一种消遣的东西。但市井小民则没有这种偏见,从白居易和李白的诗歌,到匿名的长篇小说,他们都一概欢迎。这些大部头的小说,就像是一个舞台,用各种的方言俚语,活生生地叙述过去历史中那些具有戏剧性的故事。几乎所有中国有名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的形式。在这些小说中,很少是写实的,关于心理或社会分析的小说更少,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魔山》(The Magic Mountain)、《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和《孤星泪》(Les Miserables)等这种高水准的小说,实在少见。中国最早的一部小说叫《水浒传》,是在14世纪,由好几位作家执笔而成的;流传最广的是《红楼梦》,此书大约在公元1650年出世;颇有名的《聊斋志异》,作于公元1660年,此书那优美而简洁的风格,受到很高的评价;最有名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些大部头的小说,与18世纪的欧洲,以恶汉的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相似。这些小说都是产生于人们有闲暇的古老时代。
在中国的文学中,最受重视的是历史的作品;而其写作的风格也是最受欢迎的。世上没有一国能比得上中国有这么多的历史家,也没有一国的历史作品能比得上中国的那么多。甚至中国在早期的宫廷里,即置有史官,每天记下国家的大小事;从古至今,中国这种史学的作品,就量来说,实在浩瀚无比,非他国可望其项背。中国的《廿四史》达219大册,于公元1747年问世。从孔子删订的《书经》,一世纪后问世,批评、解释、使《四书》更为生动的《左传》,到魏王墓里发现的《竹书纪年》,中国的历史传记发展得很快,最后出现了旷世巨著司马迁的《史记》。
马司迁继承其父的职位,作宫廷的占星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历制。他也继承了父志,继续编纂他父子已经开始着手记录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他无意于创造什么美丽的风格,而只是期望把事件记得完整。他把《史记》分为五个部分:(1)本纪,(2)年表,(3)八书,(4)世家,(5)列传。《史记》包括的年代,几达3000年,全书共52.6万个字,一字一字的刻在竹简上。司马迁把他的一生献于这本书,他以最谦恭的序言,把这本巨著奉献给皇上和全世界的人:[11]
巨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我们在《史记》里找不到像 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历史学及批评家)的瑰丽,也找不到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有史学家之父之称)引人的杂谈和轶事的风格,也找不到Thucydides(公元前471?-400年,希腊历史家)的因果分析,也找不到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英国历史家)富有大陆音乐的美感;因为中国的历史没有从工业走向艺术。从司马迁到1100年后的另一个司马光,都试图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但中国的历史家就是那样刻意地忠实记载——有时还记些生活情形——每一个朝代或每一个王朝的事情;他们只求真实,不求美。也许他们是对的,历史应该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假如历史像吉本那样带着彩色,或像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及哲学家)那样说教,那么过去的事实就要被蒙蔽了。但我们也有许多无聊的历史家,他们虽亦能将国事著为巨册,然尽皆冗言。
中国的散文则比较有生气;因为艺术在中国是不被禁止的,优雅尽可发挥。在这一方面最有名的应是韩愈了。韩愈的文章重一时,传统上,凡要翻阅他的书的人都先得洗洗手。韩愈出自寒门,但愈困愈厉,刻苦读书,终而登进士第,官至监察御史,后值宪宗迎佛骨于宫中,他以有名的《佛骨表》进谏,不听,几遭死刑。当时的佛教,在汉朝只被视为一种印度的迷信,此教抵触了他的孔子思想,他认为宪宗迎这种使人丧失活力的迷信,必使百姓受害。因此,他不顾一切,于公元803年呈上一纸谏章。这篇谏文,可说是典型的中国散文,文辞朴实无华: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翫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
在这项迷信与哲学的冲突中,你当然可以猜到迷信要获胜了,因为凡人皆贪快乐,而不喜智慧。韩愈终被贬谪到蛮夷群聚的广东作刺史。韩愈无怨言,并尽心以身作则,用孔子的思想来教化这些蛮夷;他在那里的作为极为成功。故至今,在他的画像里,还常看到这句题词:“所过者化。”(译注:语出《孟子》)最后他又被召回国都,继续为国家效劳,到他死时,已重获了应有的尊重和荣耀。他的灵位得以入祠孔庙,因为他曾奋不顾身地为儒家思想而奋斗以抵抗曾经显赫一时,而今衰落的佛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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