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村酉日不饮酒，中国酒文化被传承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现在河南有些农村还有个老风俗，就是“酉日不用酒”，据说杜康死在酉日，为纪念杜康，凡酉日均罢酒不饮。所以说，中国有酒，最少说也是有文字以前的事情了。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一次在北京宴会上提及“杜康酒”，后来便风行起来。一盅白酒，他只消放在唇边略呷一口，就能说出这酒是六成、五成或五成半，分毫不差。从某种意义来说，酒是打开人们天性的钥匙，人们在半醉之中，往往流露出一个无拘无束的灵魂。

李準

家里不管再穷，请客喝酒劝酒却是非常殷勤诚恳。

酒到底是谁创造的？其说不一：一说是大禹时候仪狄创造的，但更多的说法是周人杜康创造的。杜康是河南人，河南关于杜康的传说也就多一些。据说杜康是个奴隶，平日行乞，把行乞来的馍块，吃不完暂储于树林的大树洞中，后来天下了雨，那些碎馍块被淋湿又发了酵，便产生了酒。现在河南有些农村还有个老风俗，就是“酉日不用酒”，据说杜康死在酉日，为纪念杜康，凡酉日均罢酒不饮。

这个传说当然是有几分荒诞了，但酒的产生过程，却也颇尽情理。酒是不是杜康所发明且不管它，但中国造酒的历史，确是很早的了。从五千年前的陶器来看，酒器已有很多种类，《诗经》就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周礼”也有“昔酒”的多处记载。再从象形文字来看，“酉”字很像一个酒坛子。所以说，中国有酒，最少说也是有文字以前的事情了。到了殷代，有“酒池肉林”的记载，做酒已经是很发达的行业了。

我的故乡豫西也产酒。旧社会最流行的酒是“宝丰酒”，是用高粱烧成的60度白酒。这宝丰酒也有千把年历史了。最繁荣的时期大约是在北宋。当时国都在开封，东京繁华，酒楼林立，酒的销量相当大。可是开封水质较差，烧酒的作坊大多在豫西。因此，当时的宝丰一带有“千村立灶，万家飘香”的记载，每天往东京运酒的小车，数十里“络绎于道”。

当时还没有杜康酒，杜康酒兴起是近20年的事情。是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有一次在北京宴会上提及“杜康酒”，后来便风行起来。现在较大的杜康酒厂就有两家：一是“汝阳杜康”，一是“伊川杜康”。这两种杜康我都尝过，质量还算上乘。

我这一生，也算与酒有“缘”。首先我父亲就是“豪饮”者。他可以喝一斤白酒不醉，拳也划得好。他在镇上开了个南货店，兼卖酒醋，所以从宝丰县来的贩酒农民，经常落脚在我们家中。这些酒贩大多推一辆木轮红车。红车是槐木做的大独木轮。车上两边装两大篓酒，每篓一百二三十斤。这种篓子是用荆条编成，里边糊以桐油纸，车攀是用黄麻编成，很长，车把手下边还留着一尺来长的绦穗子，所以这种酒车推起来，再加上吱吱哇哇的叫声，给人感觉有几分豪爽的味道。

父亲一生卖酒，对品酒很内行。一盅白酒，他只消放在唇边略呷一口，就能说出这酒是六成、五成或五成半，分毫不差。有时他先尝一尝，再用个小酒杯把酒点燃，结果往往与所推测相符合。

父亲卖酒自然有好多老主顾，我记得每天要到父亲店中喝酒的是南街蔡老三。蔡老三在镇上开了个剃头铺。他好像是外乡人，娶过一个老婆，后来被人家拐跑了，他也不去找，每天只是喝酒。

蔡老三每天喝酒，每次只喝二两，也不要什么菜，就那么干喝。在喝酒以前总是先用无名指在酒杯蘸一下弹在地上，以表示对鬼神的尊敬。蔡老三能讲很多故事，大多是讲冯玉祥的，有冯玉祥练兵、冯玉祥扒庙等等。蔡老三不识字，一辈子不和文字打交道，但在腊月二十七这天，却总要拿来一张梅红对联纸，要我写一副对联。那对联的内容是他背熟的：“进门来乌头学士，出门去白面书生”。每年老是这一副对联，内容从不更换。

1949年前的小理发店，最讲究的是“刮脸”。因为当时农民大多剃光头，不光头剃得锃亮，脸还要刮得雪白。蔡老三不大会用推剪和剪刀，但一把剃刀却用得极为娴熟，一刀剃下去，最少有三寸长，那种快感是很特别的，连剃时的声音也清脆悦耳。

蔡老三不但会剃头，还会“掐火”。“掐火”就是按摩一类技术。是理发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当街上人听到蔡老三有节奏的拍起顾客肩膀时，就知道他这一个活又做完了。

豫西的酒风没有豫东酒风厉害，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农村时体验到的。

我下放的那个县是西华县，是黄泛区。这一带是大平原，历史上黄河经常泛滥的地方。因此，民性豪爽粗犷，再加上豫东产高粱，酒坊也多，所以饮酒之风甚盛。那里有首民谣：“收了麦，淹了秋，好面馍卷鲤巴藕。”意思是说即使黄河把秋庄稼全淹了，也还要吃烙饼，卷小鱼吃。豫东人穿的很破烂，住房都是茅草房子极不讲究，但在吃喝的方面，却极不俭省。喝酒是很平常的事，过年时候，农民们每家都要用粮食换几十斤酒。

我到西华县当农民的时候，正值农村生产已接近破产的边缘，农民每年平均的口粮，大约是二百多斤红薯干，七十斤小麦，还有十斤左右豆类杂粮。但即使在这样穷困情况下，酒风仍然盛行。粮食酒是没得喝了，因为没有粮食了。但红薯干酒，家家户户却要换十斤八斤。到了冬春月，谁家修房缮房顶时，都要摆酒场。菜是很简单的，炒四盆粉条豆腐和萝卜之类蔬菜，酒却备得很充足。

中国人有个习惯，家里不管再穷，请客喝酒劝酒却是非常殷勤诚恳。有时诚恳得非让你一醉方休。我刚到西华农村时，不熟悉这里风俗。第一次给一家农民修房子当小工，上梁那天就喝醉了。开初，我自以为还能喝几杯白酒，不大拘束。谁知道猜拳、行令，什么“大葫芦、小葫芦”“说七”“猜心事宝”一大串儿的粗俗酒令，弄得我眼花缭乱。那里农民劝酒也厉害，有时跪在地上，头上顶着一杯酒，使你非喝不可。

从那次以后，我算领教了豫东农村闹酒风之盛。后来，在农村过了两个春节，更是开了眼界。一进入腊月，到处是酒摊子，村前村后都响起猜拳行令之声。村路上经常看到倒在地上的醉汉。人喝醉了把酒、食物吐在地上，狗吃了狗也醉了，所以还经常在街上看到蹒跚而行的醉狗，这在别处，是很少见到的。

豫东这种酒风，恐怕算是不正之风了，比之古代“家家扶得醉人归”更甚，因为全家都醉倒了。据周口一带来京的同志说：现在好多了，没有那么多人酗酒了，原因是一来人都忙了，忙着做买卖，搞副业，二来酒的烧坊也少了，因为红薯干价钱和粮食一样贵，没有人用它烧酒了。

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的心情变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不管农民、干部，都“噤若寒蝉”，一肚子话不敢说，连大声咳嗽一声也不敢，所以只好“借酒浇愁”，用猜拳行令声来发泄郁闷的感情，可倒真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了。

自古以来，诗和酒总是很接近的。“李白斗酒诗百篇”，苏轼醉草“水调歌头”，那些名篇绝唱，大多和酒有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酒是打开人们天性的钥匙，人们在半醉之中，往往流露出一个无拘无束的灵魂。

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写道：“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有美酒，有漂亮的“吴姬’，本来要走却不走了！多么坦白，多么直爽，使读者看到这位大诗人的心房跳动。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这首《水调歌头》是他41岁时，在山东诸城（宋为密州）作的。那天是中秋节，他喝得大醉。当时喝的什么酒，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倒真应该感谢那几杯酒，要不这首豪迈悲凉、千古绝唱的词出不来，文学史上将留下一块不小的空白。

前年美国诗人金斯伯格来中国，他也喜欢喝酒。据说他是每饮必醉，每醉必诗。有一次他喝了酒之后，即席赋诗，不打腹稿，脱口而出，洋洋洒洒数百行，佳句不断出现，使四座为之动容。

其实我想李白、杜甫、岑参、高适之流，当年即兴赋诗，可能也有这种风采。没有天马行空的不羁气概，很难写出自由奔放的诗。诗倒不一定非用酒来启迪引发，但诗必须在自由的灵魂中流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呼唤着共产主义的“人性复归”。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河南农村酉日不饮酒，中国酒文化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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