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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仙杨宪益与小酒徒的饮酒记

【摘要】:有杨宪益这位“酒仙”老大哥在前,区区小酒徒如我者又怎能不亦步亦趋?于是乎,小酒徒重登酒坛。每每举起酒杯,近40年酒坛兴衰尽涌眼底,我们在南京中央路福厚岗杨宅的草坪上,一面打桥牌,一面畅饮洋河大曲,以咸蛋、酱鸭佐酒的豪情历历如在昨日。如果由酒仙杨宪益召集一次“沙龙忆旧座谈会”的话,一定可以引出一大串酒人、酒徒们的历史悲剧。唯有宪益夫妇及钟灵老兄酒兴不减当年,尚无身份上的显著变化。

邹霆

常春藤则象征着割不绝、斩不断的人类希望,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活力。

今年8月1日前十天的样子,与吴祖光巧遇于老友杨宪益夫妇的“沙龙”。凡是到过杨宪益、戴乃迭家的朋友,几乎都知道杨、戴“沙龙”的主题与主体应该说是酒。缺酒,则那里的天地顿觉黯然;缺酒,那里的宾主就无从上下古今,海阔天空;缺酒,甚至连杨宪益脸上的线条都显得有些反常,戴乃迭的中国话也会显得格外生硬。因此,就出现了一条杨、戴“沙龙”里的不成文法:主人备肴,客人献酒。自然,这绝对不是说杨府缺少名酒佳酿,而是取“吃八方酒,会中外客”之意。

那天,祖光对宪益和我谈到他将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之请,编辑一本以谈酒为主要内容的文集,要我们“各赐宏文”。有杨宪益这位“酒仙”老大哥在前,区区小酒徒如我者又怎能不亦步亦趋?但,当时我确实把祖光的约稿之言,当作了酒后之话,不几天就淡忘了。待我8月下旬自海滨归来,竟然发现吴祖光署名的约稿信赫然在目,并且引用了曹孟德一句千古名言,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祖光写下的使我愧不敢当的几句话“夙仰足下文苑名家、酒坛巨将;文有过人之才,酒有兼人之量”,却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使我油然产生了“抒写与酒一脉深情”文章的兴致。

如果说世上存在着“酒缘”的话,我相信自己是自幼和酒有缘的。因为,我的父母生前也都是颇有酒德的“小酒徒”——意思是说,酒量不大,而一旦酒醉,也从来不发酒疯,从不借酒骂街或打人,往往是一睡了事,在睡乡中消解酒意。我生在大革命的时代,濡染了时代风气,奉“德谟克拉西”为圭臬,比我的先父多了一个毛病,那就是“酒后言多”,而言多则必失。于是,这才招来了50年代“高度加冕”的悲剧。且不谈世界观如何,只能说“酒害我也”。后来在漫长的27年当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活着,劳累、贫困、屈辱和数不清的危机感,使我不得不一度“禁酒”,以杜绝“祸从口出”的可能性。更何况,那时候食不果腹、衣难蔽体,更无一文多余的钱来沽酒。偶而到“酒仙”宪益大哥门前想讨几口酒喝,又怕我这个名牌“阶级敌人”累了老朋友,往往知难而退。

十年前,“四人帮”一伙随风而去,顶上的大山顿时搬去了一座。又过了三年,我的“两案”得到了平反,真的变成了“无冠一身轻”的人。渐渐地,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福,口袋里也有了几文沽酒的零钱。于是乎,小酒徒重登酒坛。这里,需要声明一句,我之所以自称“小酒徒”而不用“小酒人”的雅号,盖出于对鲁迅先生以及其师友的由衷尊重,别无它意也。

但,当我重回酒坛的时候,时代已经跨入80年代,宪益兄已向古稀之年迈进,而我本人也接近花甲了。每每举起酒杯,近40年酒坛兴衰尽涌眼底,我们在南京中央路福厚岗杨宅的草坪上,一面打桥牌,一面畅饮洋河大曲,以咸蛋、酱鸭佐酒的豪情历历如在昨日。但事实上是,我们中间的老友诗人、杂文家郑适和曲艺作家兼民间文艺家肖亦五二兄则均已作古多年了。而,郑适兄死于1966年暑假的往事,尤其使人感到蹊跷与不寒而栗。肖亦五兄也在历尽坎坷之后病逝。如果由酒仙杨宪益召集一次“沙龙忆旧座谈会”的话,一定可以引出一大串酒人、酒徒们的历史悲剧。

六年以前,我曾在香港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春意满京华,酒人小聚会》的记实文章,内容虽似无关宏旨,笔调亦近笑谑,可是据香江友人评价,小文一则却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坛一片初春风光,虽有料峭寒风而严冬尽矣,已成为人同此心的想法。那次我和老伴李璐,恭迎酒仙宪益夫妇,外邀黄永玉、梅溪兄嫂以及和我共同做东的酒人中之最年长者张友鸾,外加一位“今之刘伶”钟灵,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今之贵州饭庄)三楼小饮,确实形成了一次无拘无束的“酒话会”。如今思之,就算在这屈指可数的几位酒友中间,也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叹。首先是张友鸾老大哥虽然健在,且仍嗜杯中之物;但是,此公三年前已因目疾几乎致盲,行动颇为不便。永玉夫妇则已成为国际名人。“鸟枪换炮”,同饮者多为名人贵人,大不同于以往矣。唯有宪益夫妇及钟灵老兄酒兴不减当年,尚无身份上的显著变化。遗憾的是半年多前,传来钟灵饮酒中风之不妙消息;访之,始知“谨遵医嘱”,只饮绍兴酒与Beer矣。我患脑血管供血病,亦开始节酒戒烟,故每到杨宪益沙龙,见乃迭已不胜其量,仅杨兄仍在孤军作战,坚守酒坛第一线,而区区亦难以如当年之亦步亦趋,不亦令人伤感乎?!

说到喝酒,我在七八岁时,曾偷饮家中所藏法制三星白兰地致醉,被家长训戒有加,后来一有机会就总想喝点洋酒。但如今虽说经常饮“人头马”或“康涅克”大不易,作为一名年过六秩的老文化人,弟子中亦时有以洋酒馈赠者,因而每逢节假日,客来之际,亦时以西洋佳酿解馋。实有“还老返童”之慨矣。

行文至此,讲了一大车“言不及义”之辞,亦堪称不严肃、不正经。为表本人对“酒文化”尚具一知半解之知识,特写几句“内行话”以自解——

少读希腊神话,既长也在大学课堂听过希腊、罗马文学的有关课程。虽对那位形象颇使人喜欢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顶礼膜拜,原因无他,崇敬其对文化起源所作之贡献耳。据典籍记载,狄俄尼索斯又名巴科司、巴萨柔斯,是希腊主宰植物和酒的重要神祗。说他重要,并非从官方或学院派观点出发,而是纯粹从民间角度考虑。古希腊行吟大诗人荷马不曾把狄俄尼索斯列为“大神”,据说希腊、罗马贵族也不大爱提这个“发现野葡萄汁发酵后可以造酒”的重要发明家。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在宙斯大神的大腿里成长”“第二次出生”的神奇传说不去谈它,据记载,他从冥界救出了母亲(改称梯俄涅)后,在返回希腊的途中,他的业绩不在于娶了美女阿里阿德涅为妻,而是一路在厄里斯、叙利亚、亚细亚、印度等地向人们传授有关种植葡萄和酿酒之术,为后世千百万酒徒立下了大功。至今人们一提起这位众酒仙的前辈,总会马上联想起他那满头上爬的常春藤。而常春藤则象征着割不绝、斩不断的人类希望,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活力。如此神祗,又怎能不使人倾倒,陶醉?

至于说中华之酒神,我倒真有点儿说不上来了。宁非教世人稼穑种粮的神农大神乎?记得模糊,就不献丑多说了。倒是对我一向欣赏的刘伶,存在一些较清晰的记忆。提起这位西晋沛国名士,也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阮籍嵇康等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的一伙。刘伶字伯伦,相传以嗜酒成名。典籍上说他“蔑视礼法,崇尚老庄,纵酒放诞”。此公所著的名篇《酒德颂》,今日早已不能背诵,但似乎开头几句还依稀记得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所谓妇人者,刘伶之妻也。刘的夫人怕他会醉死沟壑,因而一再规劝其戒酒;但,他都视如耳旁风。传说中刘伶大师(奉其为“酒坛大师”当无争议)有一个“绝活”,那就是他每每载酒出游,到处放饮无度,而令其书童掮一把铁锹紧紧跟随,目的是他老人家有朝一日醉死在林间山野,就由其书童把他的遗体刨坑葬下,以结束其酒坛生涯。这种潇洒盖世的行径,真是既能羡死又能愧煞今之酒徒。

酒仙杨宪益兄无疑是佩服前辈刘伶大师的;但,他却既无书童担酒掮锹相随,也没法得到随地而长眠的特许。他只告诉我,他极愿效仿英国著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之先例——一手执威士忌酒杯,一手拿哈瓦纳雪茄烟,平静地死在安乐椅上。斯时也,壁炉之火正红,身旁爱犬酣睡……这意境,实在很美。但,我衷心祝愿我的酒仙老大哥老而能饮、健康长寿!

一九八七年十月六日于京郊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