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醉酒：深刻印象与复杂心情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叶至诚父亲跟我一样：青少年时代不免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到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喝酒早已很有自制了；我所记得的父亲醉酒仅仅只有两次。所以，父亲跟雷纳教授比酒的结果，叫我兴奋得憋不住四处宣传。父亲还有一次醉酒，是在1946年11月30日。这一次父亲可醉得半倚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头也竖不直了。父亲这一次醉酒，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对他当时那种复杂心情的理解。

叶至诚

父亲跟我一样：青少年时代不免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

有位读了我父亲的《日记三钞》的文友兼酒友，不无赞赏和羡慕地对我说：“您家老太爷可是每日必酒呀！”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也好像果真是无日不酒的。去年抄写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日记，方才澄清：其实不然。1939年8月19日，我们家在乐山被炸以后，父亲的日记里常有“过节（或者祭祖）所剩之酒，今日饮完，明将停酒”“（某某）所赠酒昨已尽，连饮半月，该止酒矣”这类记载；而且，当年我们家买酒，甚至于不能够一斤一打，而是以一元钱为度，打几两来，供父亲喝上三四天；即使在有酒喝的日子，限于一天一次，不过一两多点儿，微醺而已。上述情形，按说我都曾经耳闻目睹，后来却被一般的印象全淹没了。可见大而化之的回忆，往往与事实有许多出入。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几乎是从来不醉的，看来不少人都以为是这样。然而，读了他老人家从十七岁生日那天开始写的22册日记，发现父亲跟我一样：青少年时代不免也有喝得酩酊大醉的事情。由此推想，这大概是好酒而非酗酒者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到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喝酒早已很有自制了；我所记得的父亲醉酒仅仅只有两次。

一次就在乐山被炸以后，我们家在乐山城外张分桥竹公溪旁雪地头的时候。有位在武汉大学教基本英语的英国教授雷纳，听说我父亲颇有酒量，特地请我父亲到他的宿舍里去喝酒，其中当然有较量一下的意思；这一天父亲应邀去了。直到午后的太阳光不再像针蜂那样刺眼，母亲忽然连声喊道：“三官，快点，爹爹吃醉了！”只见我家茅屋前，横穿旱地那条灰白灰白的土路上，父亲正一脚低一脚高，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走来。我连忙窜出竹篱笆门，迎上前去；父亲却没事似的对我笑笑说：“我呒啥（吴语‘我挺好’的意思）。”扶他进屋里躺下，不多一会儿就入睡了。后来得知，那回雷纳也喝醉了。只是雷纳就在自己的宿舍里，我父亲却要从文庙近旁的武大宿舍走出城外，再走四五里路回家。

我对雷纳教授的印象原来就不好。乐山被炸之前，武大附小的学生中间盛行集邮，我也迷得厉害。有一天和几个同学商量，居然想到雷纳教授的字纸篓里去找外国邮票，擅自走进了他的宿舍。雷纳本来在外间跟别人聊天，一眼瞧见，跨进门里，厉声喝道：“谁叫你们进来的？出去，出去！”尽管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可是那直角三角形似的高鼻梁，好像立着两条深沟一样瘦削的面颊和落在眼潭里的蓝眼珠子完全非我属类，煞是可怕，煞是可恶！我随同几个同学飞奔出门，心里不由得愤愤地想：那么，谁叫你进我们中国来的？倒是你自己该出去，出去！所以，父亲跟雷纳教授比酒的结果，叫我兴奋得憋不住四处宣传。在我当时的想象里，甚至把事情描摹成这样：雷纳醉得不省人事躺倒在地上，父亲却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来；竟跟先前时流行的爱国主义影片《武林志》《东方大魔王》……之类的故事相仿佛。

父亲还有一次醉酒，是在1946年11月30日。抗日战争结束，我们一家子乘木船东归，定居上海，将满一年。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震动心怀的事情接连不断：2月里的重庆校场口惨案；4月夏丐尊先生发出了“胜利，到底啥人胜利”的疑问，与世长辞；6月，又有南京下关事件；7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相继被刺……这许多事情的背景，则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日渐从局部扩大到全面。11月30日是朱德总司令的生日，1946年恰好逢60大寿，尚未撤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办事处，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到马思南路办事处所在地去喝寿酒，我父亲也在被邀之列。下午一点半钟左右，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福州路开明书店旁边停下，两位中共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我父亲扶下车来。当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当职员，又恰好轮到在门市部值班（开明书店曾经规定：其他各部门的青年职员都要轮流到门市部去值班，以便了解书店与读者的关系），同事中有眼快的立刻指着告诉我：“叶先生醉了！”这一次父亲可醉得半倚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头也竖不直了。我和同事们急忙上前；父亲转倚在我的肩头，口齿不清地再三向那两位工作人员致谢告别。这时候正在编辑部午休的母亲和哥哥都闻迅赶来，大家簇拥着把父亲扶进弄堂，扶上楼梯，扶到编辑部外间会客室里的长沙发上躺下，七手八脚地绞来热手巾，端来热茶。我只道父亲一会儿会睡着的，就回门市部了。谁知道没过多久，却听说父亲在楼上哭呢。原来他躺下以后，嘴里一直不停地在说，只是“呜噜呜噜”听不清说些什么，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到四点钟光景，我嫂子带了六岁的三午上街买东西，路过福州路，来编辑部里打个转；父亲大概迷迷糊糊睡了些时候，醒来看见小三午，招手让他到自己身边去，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硕大光彩的苹果来，对三午说：“看，这是烟台来的苹果，你知道吗？这只苹果是从烟台来的。烟台，你可晓得，那里是什么地方？”（烟台当时是解放区。）他把苹果塞在三午手里，却又关照三午不要吃；过了一会，又说：“我们为朱德总司令庆祝60岁生日。你可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给朱德将军祝寿？为什么不给蒋介石祝寿？……”他反反复复、含含糊糊地只管这样讲，由此，我们推断，方才他讲的大概也就是这些。

父亲这一次醉酒，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对他当时那种复杂心情的理解。尽管父亲后来没有讲起，我总以为那天他并不一定喝过了量，何至于一醉至此？只因为抗战结束以后牵心挂肚的无数大小事件，交织在他心里。一个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这许多次大兴奋和大失望的、开明却不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所寄希望的幻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敬佩与期望，尽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

父亲醉酒：深刻印象与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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