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醉微笑：探索饮酒争议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79年5月号《读书》杂志刊登了我的一组赠答诗，总题叫做《有赠》，最后一首叫做《赠自己》。该文共分三节，第一节是专批我那首《赠自己》的。几乎欲罢不能地令我深思：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迎来人民的春天已经两三个年头了，我们的作家还要发表耽酒和避世的诗呢？三生有幸能耽酒，一着骄人不读书。可怜晁错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

荒芜

我的打油诗还要继续写下去。

1979年5月号《读书》杂志刊登了我的一组赠答诗，总题叫做《有赠》，最后一首叫做《赠自己》。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第4期发表了元石同志的《读荒芜的诗文有感并作简介》。该文共分三节，第一节是专批我那首《赠自己》的。为了避免断章取义，让读者得窥全豹，我现在先把该文第一节全文抄引出来，然后略陈我写那首诗的背景、动机和构思过程，最后谈谈我对批评和争鸣的意见。原文如下：

偶然翻阅1979年第5期的《读书》杂志，读到荒芜同志的一首诗《赠自己》，不禁为它吸引住了。几乎欲罢不能地令我深思：为什么粉碎“四人帮”迎来人民的春天已经两三个年头了，我们的作家还要发表耽酒和避世的诗呢？这里到底表现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倾向，我们该不该引起重视？

诗是这样写的：

羞赋《凌云》与《子虚》，

闲来安步胜华车。

三生有幸能耽酒，

一着骄人不读书。

醉里欣看天远大，

世间难得老空疏。

可怜晁错临东市，

朱色朝衣尚未除。

诗人是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做到了“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豁豁然游刃有余。《子虚》赋的作者司马相如和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都是同时代的西汉人，历史从这里借端，款装于今天来警戒荒芜自己（原文如此——引者）；从“可怜晁错临东市（可怜晁错被杀了头）到荒芜的“三生有幸能耽酒”（几辈子修来贪杯的福），过来了二十二个世纪还多（原文如此——引者）；从晁错的不识相偏要干政治丢了身家性命到荒芜的看功名富贵似浮云而“闲来安步胜华车”（有空时在马路上悠闲自得地踱踱方步，远比那些坐高级小汽车的舒坦），超越了天差地别的情操和意境。

诗人不仅要做疾恶当时政治的陶渊明式的人而避世，而且几乎还想遁入空门去。援佛入儒，融融一身，使得诗情更比当年的彭泽令旷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不上“醉里欣看天远大，世间难得老空疏”恢宏。“羞赋《凌云》与《子虚》”，司马相如和何晏（原文如此——引者），一个赏识于汉武帝（原文如此——引者），一个傅粉于曹魏，都不过是一些歌功颂德之徒，更不在眼底，他们那种诗赋，荒芜为之感到难为情得透（原文如此——引者），不屑一做。诗人多么高洁。

然而自古词人墨客、诗家骚士，都借山水通情，因花鸟言事，托思闺，诉怨肠，凭杯酒排解胸中块垒。荒芜也不例外。尽管诗人说他从灌得稀醉里“欣看天远大”，得到了“世间难得老空疏”，免了尘俗，进入了净界，但要不是酒和能制造出酒的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诗人又怎能“免俗”？所以不过是饮酒时的心绪，泥醉前的衷曲，或苦闷，或郁结，或不满，或有恨，或发思，或寄情，表明现实中有解不脱的矛盾，填不了的不平。诗人虽写明此诗“赠自己”，但又想到发表，说明还是不甘寂寞。诗文发表的时日不远，并不老；白纸黑字是实实在在的，并不空；诗后还附了注，可见也不疏。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所讲的一个佛教悟禅故事的话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凡心没有去净。荒芜不过是拈封建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的笔触来刺中国人民生活着的社会主义“现实”罢了。他不愿意为这个“现实”说好话，即所谓的歌功颂德；他不愿意与这个“现实”同流，即所谓的耽酒避世和遁空拔世；他更不愿意为官作仕了，红色的官服还没有脱下来（朱色朝衣尚未除）就丢了脑袋，何苦来。

谁若说诗人是在无病呻吟，不是言志，那恐怕诗人也不会答应，要感叹“此意至今无人晓”的。但是真的说穿了，也许诗人要反驳说，我这诗是在1976年5月写的，是针对“四人帮”那个时候的。这当然是巧妙的。但是我们要说把这首诗仍然写作为《赠自己》在1979年8月刊登出来，不足表明这首诗对荒芜仍然有用，荒芜仍然要照着它看待现在的世事，照着它实行吗？

元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欲说还羞着的，无非就是那么五个字：对现实不满。元石心里当然明白，这五个字分量不轻，已经足够使任何一个人吃不完兜着走了。

任何一首诗都不会像雨点那样，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它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上，受到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人或事的启发，又经过或多或少的艺术加工，而后才写作出来。《赠自己》也不例外。这首诗是“四人帮”法西斯专制时代的产物，写于1976年5月。《有赠》中其他诸诗都只标年代，唯独这一首兼标年代和月份。因为那一年十月以前，“四人帮”还在台上，还在那里张牙舞爪横行霸道；尤其因为那一年5月里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那就是明令撤消邓小平同志的职务。那也就是引起我写诗的直接原因。“四人帮”从来就把邓小平同志当作他们的眼中钉，他们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吹起了一股股反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必欲拔之而后快。明令撒职的那个所谓“中央文件”一发表之后，“四人帮”及其一伙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以为他们的阴谋已经得逞，天下大事已定。身历其境的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乌烟瘴气、天昏地暗的日子。要是真有谁健忘，我劝他去翻翻当时的报刊，比如最早由“四人帮”予以复刊的文艺刊物《诗刊》的那几期吧，他就可以看出，那些帮派诗人和批评家得意忘形到什么程度，又表演得多么原形毕露啊！但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感到无比悲痛和愤慨，却看出那是个千古少有的大冤案。就是在“冤案”这一点上，我把邓小平同志和晁错联系了起来。我想起了在西汉七国之乱中被牺牲的晁错。他那么忠心耿耿地倡议削藩，维护中央集权，却给那个糊涂一时的昏官汉景帝推到东市刑场去杀了头，连红色的朝服都没来得及换。于是我写了《赠自己》。

每一首诗，哪怕是四句二十个字的五绝吧，都有它自己的着力点，或者像人们说的诗眼、高潮。《赠自己》的着力点是什么呢？就是那最后两句：“可怜晁错临东市，朱色朝衣尚未除。”至于前面的六句，对于这后两句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陪衬，一种烘托，说明那种千古奇冤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上产生的。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呢？只能是像诸葛亮所说的“苟全性命”的“乱世”。对于这个“乱世”，我没有从正面去写它，而是通过个人的感受从侧面去描写的。前六句中的头两句说的是正面话，颔联是反话，是愤激之词。尽管元石同志挖苦我如何嗜酒成性和不爱学习，大概他未必相信我成天价泡在酒缸里，连一本书也不读。第五句承“能耽酒”，暗示只有又远又大的天，才值得一看。第六句承“不读书”，慨叹只有装糊涂才能苟全性命。司马温公评杜甫《春望》，说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云云。“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我也想学学这一手，所以在第五句里，两眼只看天上，暗示地上的事更糟，看不得；在第六句里一心装糊涂，暗示世道之反常，动辄得罪。现在看来还是以不学为好。凑巧你碰上的是一位帮派批评家或准帮派批评家，他才不管什么言外之意，言内之意，什么有意或无意，什么言者和闻者，一律先打一顿棍子，然后再加一顶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写的诗大都是打油之作，以讽刺诗居多，但并不排斥歌颂。即以《赠自己》来说，我为古今两个大冤案的主角鸣冤叫屈，也就是对他们的见义勇为、生死以之的精神表示由衷的赞叹。

那么又为什么题作《赠自己》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种诗既不能拿给别人看，更不能送出去发表（我们那时都是被剥夺了发表权利的人），只能自己偷偷念念。一旦传了出去，可以设想，“四人帮”的那些秀才们，也就是那些打手们，一眼就会看出这首诗的用意何在。他们会一口咬定，这是为某某人翻案的毒草。在审查、鉴别作品这一点上，我们还得承认，那些先生们的眼力，比起他们的晚辈来，要厉害得多了。

批评一个作品，最重要的一条恐怕首先还是要把那个作品读懂了。如果连懂都不懂，就望文生义或自以为是地批评，其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无的放矢，甚至会弄出《皇帝的新衣》那样的笑话，当场出彩。“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现在，大概没有人再能否认了。它几乎毁灭了我们这个国家。但是它也确实像中国人民所常说的，“触及了我们的灵魂，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回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这些人为了追求社会主义，不顾身家性命，投奔解放区。进城以后，我们这些傻瓜蛋们确实相信天下大势从此定矣。1956年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更是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后是一帆风顺。那时，哪里会知道，等候着我们的是充军、劳改、坐牢一连串苦难的日子，一条漫长、曲折的打砸抢的道路。但是我们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上活过来了，并不后悔。“四人帮”让我们付了一笔极为高昂的学费，也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我们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冒牌社会主义；谁是人，谁是鬼；谁是在认真而严肃地进行批评，谁是在乱打棍子等等，等等。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讲过一句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一句话并没有因为它历时两千多年而消减它的光辉。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四人帮”过去用以统治思想的大棒有二：一是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举凡上至叹气，下至放屁，都可以经过阶级分析，上纲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个是政治影射，说海瑞罢官必然为彭德怀翻案，论秦始皇焚书坑儒一定是恶毒攻击。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两根大棒，打起人来已经不大灵光，再用实践一检验，更显得威风扫地了。

元石问道：“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已经两三个年头了，我们的作家还要发表耽酒和避世的诗呢？这里表现着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呢？”问得真好！读者诸君，你们不觉得这副声口有点耳熟吗？我这里也想问问元石，写两首喝酒发牢骚的诗，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照元石看来，那位饮酒赋诗的陶渊明也是个思想大成问题的人，我则以为，陶渊明如果活到今天他完全有资格在我们社会主义农村中当一名标准社员。不错，他当过官老爷，但据我所知，他在县令任上，一未贪赃，二不枉法。他的成分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他既自觉参加劳动有年，早就应该改变成分。他的文化程度，在我们当代农民中，仍然首屈一指。我实在不明白元石为什么那么敌视陶渊明。

对于批评，我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作者发表作品都是向社会作宣传，宣传他自己的思想、观点，总希望能引起反响，而不希望像石沉大海，默默无闻。反响有两种，一是赞扬，一是批评。我认为深刻而中肯的批评，即使再严厉，对于一位虚心作者，要比那些空洞的捧场有益得多。对于错误的批评应进行解释。对于恶意中伤应予反击。一听见批评就大叫棍子，那是神经衰弱，小题大做。但是明明是棍子劈头盖脸打了下来，却假装感激不尽，高叫不痛、不痛，其居心就更为可恶。经过“文化大革命”，群众的眼睛雪亮，不管棍子的外面裹的是橡皮还是花布，也不管它操在大人物还是小萝卜头手里，只要一打出手，人们就会认出来。西洋也有一句名言：你能骗一个人于一时，但你不能把所有的人永远骗下去。

因为受到批评，许多老朋友劝我洗手，不要再写讽刺诗了。他们说，世事茫茫难自料呀，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家就会给你扣上五花八门的新帽子，什么冷血动物呀，什么不同政见者呀，说不定有朝一日真会“捉将官里去，断送老头皮”。有一个老朋友还写了一封长信来，最后一句是“幸勿等闲闲视之”，我感谢他的一片好心。他们的那些话不是全无先见之明。但是我也要说，我对于全人类为之奋战至今的那个光明前途，真正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具有信心。我在我经历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时刻，没有吞安眠药片、触电、上吊、投河，就因为我相信，经过我们大家的流血牺牲，再接再厉的奋斗，那个新社会一定会建成。我还发现打油诗，至少在现阶段，是一个非常锐利的武器，在肃清“四人帮”、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思想余毒方面特别有力，特别有助于及时反映现实，指摘时弊，鼓舞人心，添一点炭火于寒冬，涂几笔白粉于鬼面。元石说我不歌功颂德，那是闭着眼晴说瞎话，《有赠》里的十多首诗没有一首是例外，包括他大批特批的《赠自己》在内，全都是赞美诗。有一点倒是他说对了，就是绝不“无病呻吟，一团和气”，绝不为红白喜事而敷衍应酬。积习难改，我的打油诗还要继续写下去，如果报刊不予刊载，就抄给朋友们看看，或者就摆在那里，摆上两三年再说。我翻了宪法和暂行的出版规定，1975年5月写的作品，等到1978年8月拿出来发表，好像也并不犯法，因此我写诗的胆子就更大了些。就在草写此文的间隙里，我戏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又写了两首，抄在这里，敬乞指教。

千夫戟手说膏肓，

众口铄金灿有光。

我劝一言堂上客，

后尘休步“四人帮”。

冷眼横眉八股前，

高冠大棒两蔫然。

一杯遥敬陶彭泽，

但写新诗换酒钱。

迷醉微笑：探索饮酒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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