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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我与酒,微醺饮者的喜事

【摘要】:新凤霞我提议今天咱们不分份子钱,喝酒庆祝解放好吗?我从七岁“在礼”,是认认真真做好事,不沾烟酒的。所以我很纳闷,圣忠关公、观世音是不动烟酒的,可是和尚济公离了酒不能活,身边还捎着酒葫芦时时喝酒,怎么跟他们供在一块儿呢?父亲领我在礼,是戒烟酒的礼。我只尝了点酒味。父亲吓得把酒瓶交给我说:“去,赶快把这瓶酒送给瞎大爷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新凤霞

我提议今天咱们不分份子钱,喝酒庆祝解放好吗?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供了三位神:关公、观世音、济公。济公是我们大杂院家家供奉的“穷人神”。我从七岁“在礼”(在观音菩萨像前磕头,保证从此不动烟酒,称在礼),是认认真真做好事,不沾烟酒的。所以我很纳闷,圣忠关公、观世音是不动烟酒的,可是和尚济公离了酒不能活,身边还捎着酒葫芦时时喝酒,怎么跟他们供在一块儿呢?但是我不敢多问。为这三个神像一天要三次烧香,唯有济公面前要供一盅酒。父亲说,宁可饿一顿,香火可不能断了。

过年的时节,要打扫房子,糊白纸,最重要的是清扫供桌神像。关公是纸像好办,观世音和济公是磁塑的,就不好清扫了。院里的大妈告诉我,磁像的油污不能用水洗,洗了会掉色,也不发亮了。必须用酒擦,擦完以后又新又亮。于是我高高兴兴地打了一两酒洗擦神像,就快完活的时候,被吃素念经的大姑妈看见了,她气得用鸡毛掸子狠狠地抽打我,打得我满身是血红道子。她边打边骂:“该死的小凤啊!你是在了礼的人啊!怎么能动酒呢?”我说:“动酒又不是吃酒。每天给济公老爷爷供的不也是酒吗?我摸了酒,连闻都没有闻,味儿都不敢吸,这怎么能算是犯了罪呢?”大姑妈根本不听我的,说:“反正你是进了家在了礼,动了酒要受罪!我打你是为了让你赎罪,请观世音圣忠佛别怪你……”

1948年,天津临近解放了。父亲不知听什么人说:“共产党最恨在教信道门的。天津的道门团伙都是杂巴地流氓、地痞呀!你们进家在礼的可说不清呕!”父亲领我在礼,是戒烟酒的礼。可是父亲胆小,他害怕解放了要抓黑道门儿,所以他自己想了个主意。

解放天津的前一天,炮声枪声打了一宿,解放军进城了,安民告示贴满了街。带着枪穿着灰军装的八路军在老百姓家号了房子住下了。好多天都很平静。一天晚上,父亲手里拿着一个瓶子,破天荒地把我们全家叫在一起,他笑嘻嘻地说:“来吧,火炮、枪子儿都过去了,八路军共产党来了。今天咱们要办两件事,一是八路军不信神佛,咱们要把三尊神像请下来。”他说着拿出一张纸像,说:“这是毛主席的像,他是为咱们穷苦人办事的,解放了,咱就挂他。”父亲把我老祖母的镜框取下来换上了毛主席像,仍挂在屋中神桌上方。然后,他领着我们全家老小给毛主席像磕头。办完这件事,父亲拿起那瓶子说:“咱们今天开礼!”母亲问:“为什么?”父亲说:“共产党不让信教供佛,要是知道咱们家在了礼恐怕会遭殃。不过我们喝了酒,就不在礼了,共产党就相信咱们,不会出事了。”说着他用牙咬开了装酒的瓶盖。自己对着瓶口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母亲,这样,一个传一个,我们每人都喝了一小口。我只尝了点酒味。酒太难喝了!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久久不能离开胸口。倒是父亲很高兴,他把酒瓶高高举起,说:“来啊,咱们都开了礼了,可以随便喝了!”我们几个小孩喜得像过年那样,又蹦又跳,去抢父亲的酒瓶,父亲不给,说:“不能让你们喝醉了发酒疯!”还是母亲勇敢,她一把抢过酒瓶,对着瓶口就猛喝,还叫着:“快拿块咸菜来!”我找了一块咸白菜帮子,母亲又连喝了两口,果然脸红了,站着直打晃,说话也有点不准了:“行了!咱们不怕巡警了!解了放了,喝酒,抽烟,谁勇敢?我们供上毛主席,没有急!哈哈!共产党是水,咱是鱼,手里端着酒,高兴了喝一口!不怕老虎狗!哈哈……穷人翻身了,黄土变成金了!”父亲急忙关上门,抓着母亲躺在炕上,用一床被子连头带脚把母亲盖上了。父亲吓得把酒瓶交给我说:“去,赶快把这瓶酒送给瞎大爷去。”大杂院里可怜的孤身老人瞎大爷,是我们家最照顾的人。多少年来都是我们家事事想着他,送吃的喝的,我还为他缝缝补补。他就爱喝一口酒。平时父亲最讨厌他这一嗜好,骂骂咧咧地说:“瞎着两只眼还总想喝一盅酒,你也配吗?”瞎大爷脾气不好,但对人很热情,特别是喜欢我,因为院里人欺负他我总是安慰他,帮他说话。这回父亲要我把酒送给瞎大爷,我可高兴了,像唱戏一样说:“得令!”一把接过酒瓶转身跑进了瞎大爷的小屋,先把酒塞在瞎大爷手里说:“大爷你闻闻,这是芦台春哪!”大爷熟悉我的声音,我一进门,他就高兴。他摸着酒瓶说:“我们小凤长大了,当了名角也不亏你大爷,还送酒给我。你爸爸他可是不喜欢我这个嗜好哇……”我赶忙说:“不,是爸爸让我给您送来的,我们一家子都开了礼,喝了酒。”瞎大爷笑得合不上嘴,拍手说:“对,现在不是挨打受罪的时候了,解放了,喝庆功酒啊!你爸爸也真开通了,他老实巴交一辈子,以后就应该享福了。过去我跟你爸一块儿吃苦,现在该一块儿喝酒了!”说着,瞎大爷用手摸了几个五香花生仁,嘴对着瓶口喝了一大口酒,向嘴里扔了一个花生仁。看见瞎大爷这么高兴,我也打心眼儿里快活!果然,瞎大爷一天天好起来了,成立了梨园工会,他每月得到国家照顾贫苦艺人的钱,也不出去算命了。每天,花生仁一包揣在怀里,小锡壶拿在手里,坐在胡同口自说自唱,唱累了,就喝一口酒,吃一个花生仁。他常讲:“酒是苦人浆啊……”

1949年,我随着几个老演员杨星星、郑伯范、王度芳、李凤阳等由唐山到北京,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白天,我们在天安门敲锣打鼓扭秧歌,吃完饭后,大伙高兴,聚在天桥万胜轩铁罩棚子小戏院,有后台职工、前台演员,几十口子。我站在台上大声说:“兄弟姐妹们,我提议今天咱们不分份子钱,喝酒庆祝解放好吗?”台上台下人们齐声拍手说:“好!”我喊着:“打酒去!”不知是谁提起一把大铜壶,边喊边走,一会儿工夫打来了一大壶酒。“来呀!”有人站在台口喊。又有人拿着一摞碗在接酒。于是,男男女女都争先恐后喝开了酒。每个角落都有划拳声,嘻笑声。满壶酒喝完了,又有人吆喝:“打酒去!”就这样热闹了三四天,我也就在这时体会到喝酒不那么可怕,而且通过喝酒也品了人,认识了人。就像俗话说的:喝酒能喝亲了,赌钱能赌远了。

我第一次喝醉是在1950年。天桥镇压了四霸主,剧团也由自己管理了。大伙选我当团长,我说:“不干,也不会当。”可是说什么也不行,文化局也有位干部来做我的工作,不得已,我只好同意了。这下子可给闹酒的人机会了。你一盅,他一盅,我也当真敞开了肚子,直喝到深夜才算结束。大伙把我送回天桥南头小胡同的那间泥瓦房。我一进家就又吐又晕,心里很明白,就是两腿发软,心里烧得难受。这回我知道了喝酒可不要过了量,喝醉的滋味不好受。

我和祖光1951年结婚是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旧址。那是仲夏的一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美好的日子。好漂亮的大厅!好热闹的鸡尾酒会!服务员川流不息,随时给人们倒酒。我和祖光都没有喝酒的习惯,但那天的大酒会二百多人,敬酒祝贺的人那么多,我们怎能不喝酒?!人们又怎能不让我们喝酒?!祖光是谁来敬酒都接受,都奉陪。我想,这个日子只有一次,大喝吧,一醉方休!一杯杯地喝呀,来者不拒。红酒白酒也不知喝了多少。我一直在兴奋中喝酒,一点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到了家,又有人聚在新居,又是大喝一场,还跟祖光同饮了交杯酒。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很能喝酒的。

50年代中期我常常应邀出席宴会。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苏联戏剧界演员,中央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主持宴会,他是祖光在40年代认识的朋友。宴会上,一群外宾围住了我,要我喝酒。我说不会根本不行。这时,余心老过来,他让跟在他旁边的服务员给我一盅酒,命令式地说:“凤霞,你当演员应当学会喝酒,这杯酒就喝下去吧!”我看着那一杯白酒,心想:这位余心老真可恨!怎么灌我酒呢?周围的外宾更起劲地劝酒,我一横心,端起酒杯猛地喝了一口。“啊!怎么是白水?”我说出来了。外宾中有懂中国话的,他们马上抓住了余心清,抓住了服务员,直嚷嚷说是受了骗,要罚酒。那晚余心清被灌得酩酊大醉,两个人送他回家。事后,余心清打电话跟祖光说:“你家凤霞是个傻丫头!她可害了我……”我也跟祖光说:“为什么余心老事先不告诉我呢?哈哈!我是太笨了,太傻了!”以后,余心老见到我就叫:“傻丫头来了!”

1957年突然来了运动,一夜间,祖光被打成“右派”。我被迫回前门樱桃斜街我父母家住。由于父亲不识字也不知道运动,我跟母亲说好不告诉他祖光的事。但我突然住回娘家了,父亲摸不着头脑,风言风语的他也知道祖光出了事。母亲还骗他说:“大姑爷不在家,你也别去。”可是父亲越听说不让他去,他越瞎想。他平时最爱自言自语地说心里话,那时他憋在心里的话就更多了。

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听见堂屋里有动静,因为娘家住的是一明两暗的中式房,所以我悄悄起身扒着门缝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却原来是父亲手里端着一碗酒,喝一口酒,叹一口气。他自言自语地小声地向着毛主席像说:“您可是解放的神哪!我大姑爷是好人,那是少有的好人!您老可不能把他押起来了!”他接着又自顾喝酒自顾说:“还不让我大闺女回家了,这是犯了什么罪呀!”待把酒喝完,他眉头皱着,对着毛主席像磕了个头,说:“我可是最信您老了,我谁都不供就供了您,可是……”说完,他把主席像取下来,拆了框子,取出画像撕了……

第二天,母亲看见父亲情绪这么坏,又看见撕碎的画像,吓得大声说:“这可不得了!”没想到父亲转身跑到大栅栏,买来一张新的毛主席像,原封原样又挂上了。他平静地说:“行了,这不又供上了吗?反正我不再每天给他磕头了。”

记得1958年,我们去西南巡回演出,到了贵州花溪,这里是产茅台酒的地方。大家都想过酒瘾喝茅台。我当时因为祖光的原因,情绪不高,可是茅台酒厂的主人对我十分热情,他们把埋在地下的茅台酒取出来,厂长、书记陪我饮开坛酒。厂长亲切地对我说:“你要自我解脱。吴祖光在北大荒知道你生活得愉快也会高兴的;但如果你情绪低沉,他也不会放心呀!”厂长的话对我来说就像开心丹一样,我从心里非常感谢他。而且他是在我团领导不在场的时候说的这番话,我能理解他的一番心意。我那天真痛痛快快地喝了开坛茅台,却一点醉意也没有。至今,一看到茅台酒,我就会想起贵州的酒厂老厂长!

“文革”时期,也是我“深挖洞”的时期。活不少,劳动一天回家只有一个念头:吃点喝点。我上班在西城白塔寺,记得那边新开了一个大副食品商店,我下班总是去买些副食品带回家。这个店的服务员大多都认识我,他们都热情地接待我。好白酒是紧缺货,服务员每次都劝我买酒:“您吃点好的,喝点酒,劳动这么累,我给您准备好了‘莲花白’!”他们每次都用报纸包捆好,让我带回家。一次春节,祖光从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回来,我告诉了这位服务员,她一听,说:“那您等着。”她跑到后面,又拿出两瓶特曲。因为太急没有捆得结实,我手里拿着也没太注意,出门上了103路无轨电车,谁想两瓶酒摔碎了,酒洒了一地,满车都是酒香。车上的人直说:“好酒!”我一点也没惋惜这两瓶酒,心里反而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喝多少次酒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现在大家都说是好酒,这该多么值得!

我被迫害得了重病不能演戏了,也时常有亲朋送酒给我。有人劝我喝一些酒对身体有好处:既活血,也有利于睡眠。所以我也经常喝一点酒。一位好朋友送来的精制杜康酒,我一看那酒瓶就是艺术品,也就觉得喝酒是莫大的享受!现在,我感到喝酒也是人生幸福之一,但喝酒要适度,不能过量,要能控制自己。有些戏曲界的老前辈均有海量之称,但他们喝了酒从不影响演戏。至今,酒在戏曲演员中仍是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