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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中的通胀治理:改革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在理论界有人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反复发作,甚至达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金融秩序,实施宏观调控,以处理好经济高速发展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时期。通过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护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和社会的稳定,即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8%,90年代增长超过10%,均为世界最高速度。但是,中国的投资效益又是很低的,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种高投入、低效益、低产出式的外延式经济增长。20世纪80—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理论界有人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反复发作,甚至达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改革开放发展到1985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党中央开始紧缩货币,但当时受“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中央政府再次放松银根,直至1988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之后,中央又决定“价格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主张,造成全社会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酿成抢购风,结果是1989年出现政治动乱;此后三年,党中央开展了力度非常大的治理整顿,导致经济速度和物价下降过大,“硬着陆”造成经济萧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此后不久,1993年,中国又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14.7%。19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0%以上,1994年初即出现了粮食价格和钢材期货价格猛涨。与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还有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出现后,如何整顿金融秩序,实施宏观调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金融事业需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

针对中国经济过热、泡沫泛起的状况,1993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临危受命,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金融秩序,实施宏观调控,以处理好经济高速发展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时期。早在1992年股市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一再升温之时,朱镕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热的改革企业没有热,不该热的试点却一热再热。改革的中心环节不是股市,也不是房地产,股市和房地产只是改革的试点而非重点。”[9]

朱镕基在吸取了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和台湾李国鼎等专家的金融财政理论之后,对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自己认识。他认为,遏制经济过快增长的主要方法是控制基本建设资金的过快增长。要控制投资扩张,就需要解决控制房地产行业过热和限制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的问题。朱镕基采取的办法是紧缩银根,即中央银行要按照国家宏观调整的政策,通过银行系统来有效地进行管理。

通过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维护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和社会的稳定,即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为此,朱镕基提出了整顿金融秩序的“约法三章”:一是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二是任何金融机构不得变相提高存货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得向货款对象收取回扣;三是立即停止向银行自身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身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经济手段要和行政手段并用[10]。“约法三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整顿金融秩序有利、有理、有节的策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处理经济快速发展和通货膨胀关系的正确认识,进一步把握了之中的规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内涵的丰富。

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使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而且在之后的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成功避免了金融风险。1992—1996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积累了金融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