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教训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经济、金融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新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全力抑制通货膨胀，是建立在“仍然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物价稳定，制止通货膨胀的工作，并取得了维护币值稳定，制止通货膨胀的胜利，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竭力鼓吹假共产主义，制造“货币无用”论。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经济、金融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党和政府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尊重经济、金融客观规律，经济、金融政策措施也比较正确，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从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金融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就逐步脱离中国的实际。其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清楚；对马克思、恩格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认识教条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就必须迅速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就要实行计划经济；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脱胎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依然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要过渡到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缺乏深刻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理解，而是从本本出发，从苏联模式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实行不切实际的变革，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中国的领导层，对于过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于集中统一地实行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弊端，曾经有所觉察。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于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也曾进行过若干调整。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初始目的也是想寻找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使经济改革失控，不得不又回过头来加强计划经济。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由于“左”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越来越突出，在政治上搞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搞“一大二公”、“穷过渡”，严厉批判商品经济、货币交换，金融领域里开始出现了“左”的错误，所谓“货币无用论”、“货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银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储蓄存款利息是剥削”等党内“左”的金融思想，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破坏了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关于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后不存在通货膨胀问题。新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曾全力抑制通货膨胀，是建立在“仍然可能发生通货膨胀”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物价稳定，制止通货膨胀的工作，并取得了维护币值稳定，制止通货膨胀的胜利，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但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后，国内广泛学习苏联，学习斯大林的经济学说后，认识上有了很大变化。有的认为我国在人民币制度下，货币发行不但有物质保证，而且完全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根本不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有的认为在生产力不断增长和货币按计划发行的情况下，物价的稳定和在稳定中不断降价是必然规律，因此，得出结论是，我国通货膨胀早已随着反动政权的消亡而一去不复返了。更有甚者，还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会发生通货膨胀的论点作为“右倾”言论来批判，认为通货膨胀实质上是将国民收入当作有利于剥削阶级，而不利于劳动人民的再分配的剥削手段，它和经济危机、剩余价值一样，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定概念，在我国仍然存在通货膨胀的观点，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诽谤和污蔑。因此，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后是否存在通货膨胀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容讨论的经济、金融理论的一个禁区。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通货膨胀认识存在误区，在领导层急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强调主观意志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背景下，曲折发展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1956年、1962年、1970年、1975年曾多次发生通货膨胀。尤其是在“大跃进”的三年中，市场货币流通量由1957年末的52．77亿元增加到1960年末的95．89亿元，增加了81．64%；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连年受灾减产，市场供求不平衡状况严重。尽管价格严格控制，到1961年商品零售价总指数达到116．2%^[18]，物价扶摇直上，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在货币问题上，从“货币无用论”演变到了“货币是产生阶级的根源”，于是，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1958年，我国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并出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在这个时候，陈伯达竭力鼓吹假共产主义，制造“货币无用”论。他胡说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用货币了，他提出用三种办法代替货币：一是实行“流通餐证”，吃饭不要钱；二是搞“日用品供应化”，由供销社发给社员一个折子，社员买东西时记个数，到一定时候供销社和公社结算，社员不用货币了；三是在地区之间实行“物物交换”。他宣称，用这种办法“实现完全的供给制，可以推进‘大跃进”’，可以“两年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陈伯达鼓吹的反动谬论，在一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曾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出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作用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性，批判了陈伯达的取消商品货币、剥夺农民的反动谬论，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商品货币的理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内出现了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关于商品、货币的正确理论的思潮，借口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宣传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和商品交换，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说“货币是产生阶级的根源”，主张限制商品和商品交换，限制货币和货币交换。这种谬论与当时党内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城市批判经济核算、“利润挂帅”等错误行为、错误思想一脉相承。

“四人帮”宣扬限制商品交换、货币交换的谬论流毒全国，许多人不敢放手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许多企业怕犯“利润挂帅”错误，不敢理直气壮地搞经济核算，追求盈利；一些部门不敢运用成本、利润、税收、价格、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来加强经济管理，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储蓄存款问题上，从“储蓄无用”论到“储蓄存款利息是剥削”的错误延伸。从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由于我党对金融经济把握的误区，对于储蓄存款问题的认识也开始产生“左”的偏差，否定利率在调节资金供求中的作用，强调利率只是计划经济中推进的工具，出现“储蓄无用”的争论。认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情况下，城乡人民手中的钱无非是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它们都属于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吸收储蓄存款并不增加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总量，徒然耗费了人民银行的许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实在得不偿失。

“大跃进”开始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储蓄存款利率政策走向扭曲和僵化，许多地方发动群众搞集资，有的发行地方公债，认为储蓄利率高了不利于完成集资和公债发行任务，于是，1958年11月间降低了城乡储蓄利率，如一年期月息降为千分之四。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许多地方对银行利率持取消主义态度，导致利率政策的进一步扭曲和僵化，在储蓄工作中，强调吸收储蓄要“以政治动员为主”，照顾小额储户的利益，减少少数大额储户的利息收入。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错误批判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的影响下，诬称储蓄利息是“剥削收入”、是“物质刺激”，除了不适当地降低储蓄利率外，还大搞“无息储蓄”。从1968年开始又冻结了所谓“十种人”（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档次越来越低，严重挫伤了储户的积极性^[19]。

【注释】

[1]《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3]《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4]《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6]同上书，第105页。

[7]《周恩来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8]《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9]同上书，第37页。

[10]《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11]同上书，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