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金融物价为改善人民生活

2023-08-1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是从致力解决维护币值稳定，反对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的。可见，中国共产党还是从“影响全国人民生活”的立场，坚持反通胀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营经济，除了在革命根据地已经举办的公营经济外，最主要的部分是全国解放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而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是从致力解决维护币值稳定，反对通货膨胀问题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反对、杜绝通货膨胀现象，一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货膨胀对新中国政权的威胁的现实要求，但本质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阶级基础要求。

作为新中国担任第一届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面对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围绕开展经济建设的目的，周恩来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过去几年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今后国家应当继续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1]。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关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针对国内存在的“通货膨胀有益”的观点，1950年，陈云指出：“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可以刺激生产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妥当的。物价的波动，只能打击生产，使经济停滞。这是后退的办法。”^[2]尽管当时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有害论”、“有益论”和“中性论”存在分歧，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劳动大众的利益出发，坚决地反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其直接后果是货币现实购买力的下降，劳动阶层实际收入的减少，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甚至在l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国家财政开支大大增加的非常时期，党依然认为“各方的争需……必须保证，但也必须加以控制，否则若尽量开支起来，即将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3]。可见，中国共产党还是从“影响全国人民生活”的立场，坚持反通胀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始摸索治理通胀的对策。早在1949年8月，为维护币值稳定，提出了处理金融问题必须有全局通盘考虑的观点。为此，在“一五”计划执行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综合平衡”的理论，即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信贷收支的平衡和物资供需的平衡，后来又增加外汇收支的平衡，这“四大平衡”后来发展成为国家调节控制国民经济内部关系的重要法宝。l950年周恩来也赞同“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4]；为此，政务院根据全国财经会议的精神，于1950年3月3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提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实现“三平”的对策，即实现全国财政收支平衡、实现全国物质调拨的平衡和实现全国现金收支平衡。这实际上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和根本。

从1950年3月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到当年6月，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国家就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使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这是新中国在财经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5]。刘少奇也曾指出：“这是除开人民解放军在前线上的胜利以外，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为人民所做的一件最大的工作。”^[6]

在与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银行对于一个国家和政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军政等暴力机构。周恩来说过：“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7]。因此，在新政权开始建立时，党通过充实扩大国家银行、打击敌对力量的金融势力，掌握经济控制权，以巩固政治、军事上的胜利成果。为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秩序上首先考虑的就是金融业。金融业的成功改造为紧接着而来的工商业改造提供了范例。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通过银行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充分发挥金融的调控功能。

首先，发挥银行的资金积聚功能。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对通过增发票子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主张“……鼓励人民以多余的资金存款、储蓄和购买公债……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8]，也就是通过银行信用将暂时闲置的资金转化为投资，以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的供需矛盾。195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强调，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累尽可能多的资金，支持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银行工作的中心任务。

其次，发挥银行对宏观经济的监测和调控功能。1950年，针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银根吃紧、物价下跌问题，周恩来通过货币发行数量来监测经济发展的情况。周恩来发现“四月份发行约1．1万亿元完全未发出去，银行存款据南汉宸（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讲超过5万亿元”^[9]，并就此得出结论——经济形势还没有根本好转。为此，根据政务院发出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95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在会上发表讲话：1950年银行工作的重心是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积极认真地作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现金量、存款量、信贷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三个指标的变化来科学地预测、调控国民经济，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的能力。

第三，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强调银行在国际经贸交往中的服务功能。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很多银行都是由一批爱国银行家所掌握。为此，中国共产党团结了郑铁如、宋汉章、陈光甫等一批爱国的银行家。这些海外机构和爱国人士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推动国际经贸往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围绕“保留原名义、原机构、原封复业”为主要内容的针对旧官僚银行海外机构的改造政策。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银行后，没收了其官股，保留私股权益，改组董事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担任董事长。中国银行改组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营经济，除了在革命根据地已经举办的公营经济外，最主要的部分是全国解放后，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而形成的。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国营经济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断发展壮大，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领导和骨干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工作中把支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中国人民银行在1949年5月的《关于工商业放款政策和调整利率的指示》中，强调放款的总方针是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工业放款方面，在对国民经济作用相等的条件下，其放款的顺序是第一国营经济，第二私人经济，第三手工业。

其后，由于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物价的形势非常严峻，中国人民银行改变了“先工后商”的放款秩序，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放款增加量少于对国营贸易企业放款的增加量。在1949年平抑物价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大量的贷款，支持花纱布、粮食等专业公司的收购工作，国家得以掌握了大批商品粮，控制了棉布供应量的50%，棉纱供应量的30%，煤炭供应量的75%。1950年工商业调整中，国营贸易的贷款大量增加，有了比较雄厚的实力。国营贸易公司通过机动灵活的调剂吞吐物质，达到了打击投机倒把，平抑物价的目的。

由于银行信贷的配合，人民政府大力支持和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到1952年底，全国国营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41．5%，国营企业达到9　500多家，职工2　510多万人。国家不但在生产资料生产中继续保持优势，在消费领域生产中也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以合作商业为辅助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商业网。由于国营经济在市场中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国家财政收入逐步由国营企业提供税利为主，国家财政的基础日益稳固，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很快扫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发展的障碍，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制度，逐步建立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依靠国营经济，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各方面发展生产和流通的积极性，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指导了经济、金融建设，形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制定和执行经济、金融政策措施也比较正确，指导和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因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稳定金融物价为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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