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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0
早在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经济斗争。1926年7—12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对农民的经济地位进行了分析,以从分析农民的经济状况中发现其革命力量。长期以来,因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中国的农村经济十分凋敝,农民生活困苦。在金融方面,广大农民深受高利贷压榨和市场上土杂币盘剥之苦。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银行决议案》。其中,《金融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旧政府币制混乱,造成农民受害极深的思想:“中国币制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农民受影响极为深广”。为此,决议案发出号召:“铜元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需要。”“取消元丝银”,“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并且统一了银钱的价格。《农民银行决议案》也揭示了农民受高利贷盘剥农村金融枯竭而致农业生产衰落的状况。
作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地方——广东的海丰、陆丰的领导人彭湃在他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文中,具体描述了农民资本缺乏的状况与原因,文中写到“农民阶级已与地主阶级不断地斗争,地主阶级不肯将钱借与农民,每当青黄不接,或下种无钱的时候,去与地主借钱,地主皆闭门谢客。这因为(一)是恨农民,(二)是借后恐怕无还。农民在这个时候,只能忍痛等待后日多量的减租运动之一个希望。农会并宣传俟减租得到效果,就可以办农民借贷机关以安慰他们。”[1]澎湃在分析农民发展资金缺乏的现状和原因以后,提出了解决农民资金窘境的措施——创办农民借贷机关。为此,在他领导制定的《广东农会章程》和《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中明确提出了农民开展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策略。海丰总农会还规定了十七条具体措施,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其中在金融方面提出“农民常因财政支拙,无法施肥;或年关之际,而用衣服家具质在当铺,其利息甚高……”,描绘了农民资金匮乏的窘境。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作为早期共产党人的代表彭湃对于农民资本缺乏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成为中国共产党首次倡议建立“农民自己的借贷机构”的领导人。
毛泽东从1925年起,十分重视农民工作,先后在广州等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农民代表大会,在湖南农村组织了社会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毛泽东在分析革命中农民的经济地位时,认为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2],并认为,农民经济地位低下,处于极端压制的状态。1927年3月19日,毛泽东还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与别人共同发表了《对农民宣言》,宣言特别指出,“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乎断绝借贷关系,致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3]在这里,毛泽东分析了农民资本缺乏是受封建地主剥削所致,农民资本缺乏是影响农民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是调动广大农民阶级革命的积极性,推动农民运动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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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0
二是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以盈利为目的、职业化的高利贷,可以称之为“经营性高利贷”。[23]大量的“经营性高利贷”还会破坏传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高利贷不应当刑法规制的支持者论点之一,认为高额的利率是市场的作用,进而便可以通过高额的利率降低借贷的信用门槛。高利贷将其对借贷人的高度不信任度转化为高额利率,在实质上突破了传统的信用体系,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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