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码物的存在-第六章逻辑与时间

在第五章中，我们将胡塞尔的内涵逻辑与形式逻辑（被认为是两级）作为出发点来探讨融合问题，以寻找一种转导逻辑。在本章中，我想表明数码物部分构成我所说的第三预存，从而从数码物转向其环境。思考第三预存引领我们对另一经验级进行研究，它与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意义视域的经验不同，但它根本上是时间性和形而上学的。本章的目的是提出我们应该从系统概念转变为西蒙东提出的缔合环境概念，以此回应工业化的猖獗发展。我的预存一词取自胡塞尔，对他而言，该词意味着对下一时刻的预期。我们之前讨论过第一持存与第二持存，与此对应的还有第一预存与第二预存：第一预存是对即将到来的时刻的预期，如听歌时的旋律，第二预存是基于以往经验的预测或预期。因此，预存也是一种想象，通过这种想象我们可以回忆并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并将它们投射到未来。第三预存指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技术成为想象的重要功能。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人们打算去餐厅时，如今他们愈发可能先在网上搜索。我们也可能会注意到，基于谷歌的搜索与推荐算法，它能够根据人们的需求推荐哪家餐厅是最近且最受欢迎的餐厅。根据这个例子，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两个主要观察：（1）第三预存往往取决于第三持存，例如，数码物提供的关系，我们留下的痕迹，诸如图片、视频或地理定位；（2）定位愈发成为一种分析并产生关系的算法过程，为下一个现在或近未来的经验铺平道路。

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安德烈·勒罗伊古汉及其他20世纪技术思想家的理论之后，认为技术是身体的延伸已不足为奇了。这也与一些认知科学家以及分析哲学家的理论产生共鸣，如安迪·克拉克与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他们提出了对“延伸心智”的理解。[473]颅骨外大脑制约表象，从而也制约了现象的经验。让我们跟随克拉克与查默斯关于延伸心智的文章中提到的奥托和英加两位主人公的例子。奥托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由于他无法记住事情，所以他依赖于他的笔记本，在笔记本中记录他的笔记，这是他外化的记忆。英加是正常的，能正确使用记忆。如果英加想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她记起它位于第53大道，而如果奥托想要去那里，他必须得查看他的笔记本来找出这些信息。奥托与笔记本之间有一种关系，可以和英加与她大脑之间的关系相匹配。这些延伸是空间的。大概只有在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著作中，我们才将技术视为持存形式的时间。身体可以按照技术沿袭延伸，但只有通过时间，我们才能寻回存在状态并将延伸置于疑问之中。本章极大得益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著作，尤其是他在《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我意图发展一种假设，即想象本身不再是主体的想象，而是从主体转向了算法与数码物。那么我们无法经验的东西，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经验的东西——比如执行一个给予我们数码物所予的算法——是怎样的呢？一方面，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对原子、电子或逻辑等较低层现实的讨论忽视了现象的具体性，也就是忽视了产生现实感知的其他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现象学探究的无知，它忽视了较低层现实及其与较高层表征的关系。我们不能有电子撞击我们皮肤的经验，但我们可以想象它；通过类似的方式，我们不能经验算法本身，但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我们认知能力范围内想象它。当此类非经验正具体地参与我们的想象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比“自然环境”更甚，技术愈发参与到我们的思维过程中，不仅使我们的环境充满了各种小工具，而更重要的在于机器的逻辑能力和运作方面。使用着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的100英寸胡克望远镜，人类突然发现没有什么比无限更可怕了。[474]人们在眼前看到的不再是树木等简单物体，而是预前述谓（pre-pre-predicative）经验的后果：心智透过镜片观看世界，没有镜片，花园里只剩下树木和周围的墙壁。我们需要在这里做出区分。我们与技术系统的接触不再如同此在与望远镜等简单工具之间的遭遇。在系统或组合内部，决策系统地由算法确定，而不是依赖对意义的主观选择。将预存与算法共同思考的障碍在于想象（时间）与机制（形式逻辑）之间对立的一般概念，它与形而上学的基础有关。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人是唯一会想象的主体；尽管机器产生了一系列的选择，但最终的决定属于人类。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审视新康德主义者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争论，考虑时间与逻辑为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而竞争的原因。海德格尔想要寻回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而非逻辑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如果先验想象力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也可以从形而上学问题的角度理解第三预存？这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我们研究数码物的存在？用我们的一般方法，我们将尝试把时间与逻辑理解为两个数量级，并且考虑如何通过解决（或跳过）这一区分来推进第三预存的观念。

我们提出思考弗雷格、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于逻辑的三条经验论。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见，前两位哲学家是逻辑学家，他们提出了与心理学有着特殊关系的纯粹逻辑的独特理论。海德格尔既非逻辑学家，也非逻辑哲学家；更糟糕的是，他被一些分析哲学家指责为欧陆非理性主义。[475]然而，海德格尔与逻辑有着特殊的关系，显然逻辑问题在他的哲学生涯中起着构成性的作用。海德格尔晚期的转向（Kehre）被称为向存在史的转向。然而或许存在一个较早的转向，它发生在1925—1928年左右，[476]以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出版为标志，在此之前，在1910年之后的著作中他更关注逻辑研究。海德格尔关于判断的论文以及他论述邓斯·司各脱的特许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1916）都与逻辑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与新康德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的联系有多紧密。他在回顾最近的逻辑发展时，公开赞扬弗雷格的著作，[477]尤其是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两篇文章。正如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所总结的，海德格尔在新康德派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中，明确地提出了逻辑的确然性本质：

逻辑判断的本质在于自身等同的涵义（Sinn），它不受判断所在环境的影响，也不受判断者思想状态的影响。意义的现实模式是构成逻辑存在本质的“有效性”（Gelten, Geltensein）领域。有效性既不属于心理物理也不属于形而上学领域，而属于不化简且独特的“逻辑”领域。[478]

海德格尔在20世纪10年代的立场仍然是胡塞尔的门生，尤其是与《逻辑研究》相关，海德格尔本人提到，这本书令他惊异但很难理解。[479]他的胡塞尔式立场是清晰的，因为在坚持逻辑领域的纯粹性之余，海德格尔还批判数理逻辑，认为它是“形式的，因此不能解决判断性意义，其结构与认知意义的实际问题”。[480]他论述邓斯·司各脱的文章[481]基本上是通过使用经院哲学，并用现象学的术语对其进行再造，从而辩护胡塞尔的现象学。[482]海德格尔第一转向的特点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与他早期对中世纪哲学逻辑的兴趣不同）中所称的“阐释学逻辑”，并且第一转向是通过他对此在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问题的研究而产生的。正如我们随后将要阐明的，海德格尔的阐释学（前结构）必须与胡塞尔1939年的《经验与判断》中详细阐述的前谓述经验明确区分开来。与我们对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研究相比，海德格尔的讨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差异，但是这种根本性不再涉及有效性和观念性；相反，它涉及人类存在与技术的形而上学问题。贯穿海德格尔哲学生涯的最终的问题是，存在（Being）的意义是什么[而非它是什么（τòτστι）]？通向海德格尔批判的缺口是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语言，或话语，或一般的人类表达，就是事物可以被理解的方式：沟通、决定和表现。海德格尔将表达理解为一种复杂的结构，它甚至优于视觉，在经验中起着根本的作用：

不是我们看到物体和事物，而是我们首先谈论它们。更准确地说：我们不是言说我们所看到的，而是相反，我们看到了人们关于此物的所言。[483]

这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的逻各斯不是作为工具意义上的语言，而是作为去蔽的过程。[484]在《存在与时间》的开篇，海德格尔试图将逻各斯的意义理解为言谈、话语（Reden），而非理性。对海德格尔而言，ζωονλóγονχον作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译文必须重新诠释为“人是具有‘话语潜力’的动物”。[485]逻各斯现在是存在去蔽的途径。因此，作为话语的逻各斯（而非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而不是被理解为理性、逻辑等的逻各斯与存在物的存在（Being of beings）关系更大。动物（Zω～ον）与“来自作为此在的特定模式的话语主要经验”[486]的生活直接相关。现在，这一λóγον-λγειν（规定、排列）的主要经验是真理与去蔽的决定性时刻。[487]在此意义上，真理与逻各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此在永远处于真理与假象中”这句话的含义是值得注意的。在命题逻辑中，真理基于识别与派生，意向客体的当下化（making-present）。这一当下化不适用于谬论、错觉等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真理与假象形成识别达成协议的条件。然而，在海德格尔的阐释学逻辑中，真理假设了归属而非识别；真理（Aletheia）同时遮蔽且去蔽，海德格尔使用Beschicken一词，可以被翻译为“共同发送”。[488]遮蔽与去蔽的双重含义也限制了此在的存在的“真理”和“假象”。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试图在海德格尔中理解三种真理，即存在真理（ontologische Wahrheit）、存在物真理（ontische Wahrheit）以及命题真～

理（Satzwahrheit）。[489]存在物真理与命题真理有关，尤其是在现代科学与逻辑中，因为作为科学哲学的逻辑成为了存在物真理判断的基础。

那么，这一分类的重要性何在？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理解技术系统时那样，21世纪初的计算转向是否已使海德格尔的批判无能为力？我们可以观察到早期的控制论研究，特别是诺伯特·维纳的研究，也提出了语言是人类与野兽之间区别的标志。维纳的理解是基于科学的自然观。海德格尔肯定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在1965年大段引用了诺伯特·维纳：

诺伯特·维纳对人的定义如下：“人是一种信息（设备）。”[490]关于人，维纳继续道：“尽管如此，一种特征使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是说话的动物……认为人是一种被赋予灵魂的动物是不恰当的。因为不幸的是，灵魂的存在——不管人们将它看作何物——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探究。”

作为一种讲话的动物，人类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征：语言可以科学地被解释为可计算的东西，也就是说，可以被控制的东西。[491]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一看法的结果是“如果科学地解释人，那么将他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即语言——必须加以表征，以便根据科学原理来解释它”。[492]现在海德格尔的语言与逻辑问题必须脱离这种现象的限制，并下降到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在《存在与时间》时期的著作中，真理不是要被掌握，而是要以人类经验作为中介，而人类的经验并不共享现代逻辑的抽象以及与世界的分离，而是以归属世界为特征。这种归属只能在作为阐释学逻辑前提的此在的在世存有中找到。而在世存有就是操劳（Sorge）[493]问题，或者说时间性。海德格尔在这场人类话语的语法和逻辑翻译危机中所理解的正是这种时间性的问题，是此在的超验。传统逻辑的特点是其基本的“逻辑语法并行性”，它表现在其范畴上，而海德格尔则提出古希腊思想形成了这种大趋势中的例外，因为它“将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并（能够）在更原始的本体论基础上重建语言学”。[494]人们可能试图将它追溯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语言哲学的影响，弗朗西丝·达斯图尔（Françoise Dastur）认为它形成了海德格尔对语言理解的框架。洪堡探讨了语言（Sprache）的复杂性，认为它不是“交换相互理解”的手段，而是“一个真实世界，精神必须通过其力量的内在产物将这一世界放置在自身与物体之间”。洪堡认为谈话是一种“自发性”（Selbsttätigkeit），“其存在无法解释”，是从深刻人性中迸发的精神产物。[495]

这一批判揭示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两种即使不是对抗，也可以说是对立的态度。它们之间的对立也可以理解为作为工具的延伸与作为时间性的意向之间的对立。为了避免一个仓促的结论，我们应该进一步询问，海德格尔对逻辑做出这样的主张与批判是基于什么原因？在现代哲学中，分裂来源于对康德先验分析的诠释，如果我们想得出一个分析的答案，那么我们就无法避免研究康德。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提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Grundlegung），他本人在《存在与时间》中的任务是要提出康德普遍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496]概念所强调的基本问题：存在的意义。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所奠定的，以及海德格尔用来作为他出发点的基础是什么？这恰恰是构成了先验想象力问题的时间问题。在我们探讨海德格尔分析的细节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海德格尔用来展示话语的时间经验以及形式逻辑中的去时间化的著名例子。让我们比较“玫瑰正在盛开”陈述与形式逻辑中的存在陈述：x：P（x），其中x是玫瑰，P是谓词盛开。当人们说“玫瑰正在盛开”时，人们有想象力，身体在其中移向当下，而如第二种陈述所表达的那样，当真理只关注指称和它所承载的涵义时，这一涵义不会唤起当下的时间经验，而只会减少判断的内容。[497]

立刻出现的问题是，人们基于什么认为时间经验构成了逻各斯作为话语与形式逻辑的区分？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形而上学的解答来解决，解答的基础是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方法：寻找并批判假设。在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这里三种不同时间概念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总结为先验想象时间，此在的日常经验时间以及历史时间。

海德格尔必须找到对时间性经验的解释，这不是在语言情感的奥秘中，而是在一种分析理论中，这种理论遮蔽了时间性越出的经验。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在先验想象的地位问题上“退缩了”（zurückgewichen）[498]。在第一版中，想象力被认为是一种不能被简化为感知力或理解力的能力，但却是综合的来源。在第二版中，康德对先验想象力感到恐惧，他提出只有理解力才承担所有综合的起源角色，而先验想象力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499]康德的退却或退缩呈现出不仅与第一版不一致，而且与海德格尔认为的含义也不一致的可能性：“在两者（两个版本）之间，作为理性的纯粹理性对康德的影响愈发深刻。”[500]先验想象力的影响成为理解力本身的基础。那么在海德格尔的理解中，先验想象力是什么？它是时间的综合。先验想象力是将时间的纯粹直观有序化的能力：

想象力的先验力量使得时间能够作为现在的结果而涌出，而这种“使它涌出”也因此是本源时间（original time）。[501]

为什么时间对于康德而言如此重要？时间在康德的先验感性论中难道不就是纯粹直观之一（另一个是空间）吗？我们需要在这里简要讨论时间的纯粹直观、先验想象力以及先验图式之间的关系。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优先考虑的是时间而非空间，因为他认识到所有的表征都是独立于其内容而行事的，并且“全部是时间的，既外在也内在，处于意识的‘流’中”。[502]简而言之，时间的纯粹直观带来的纯粹观视产生了一个“当下”的纯粹图像，在这一意义上康德也可以说：“然而所有通常的感官客体……的纯粹图像，是时间。”[503]先验图式通过阐明“对各种纯粹图像进行某种观察的独特纯粹可能性”来确定时间。换而言之，先验图式是“先验想象力的先验产物”。[504]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是重中之重，因为它通过先验的时间运作才使经验成为可能。通过引用康德的观点，认为时间“离开主体则毫无意义”，海德格尔认为“这确实意味着在主体中，它就是一切”。时间构成了此在的有限性及其存在的超验性。基于同样的道理，海德格尔能够断言：“只有根植于时间，才能使想像的先验力量总体上成为超验的根源。”[505]

对康德的这种解读也意味着综合从根本上说是时间性的。这里有必要重温康德提出的三种综合方法，以便于讨论作为第三预存基础的第四种综合方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给出了三级不同的综合。首先是领会（apprehension），意为资料进入心灵的过程被动地存储为杂多性（manifold）。康德在综合与概观（synopsis）[506]之间做出了区分；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被动的。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应该使用术语综观（syndosis）而不是概观，因为概观已经意味着综合。时间是在杂多性的综合中给予；也就是说，通过第一综合，杂多性被置入时间序列中。第二综合是想象中的回忆/再现；它不同于第一综合，因为现在图像是通过想象的力量（Einbildungskraft）形成的。第三综合是对一个概念的认定（recognition）综合，它必须同时认定同一性以及概念的统一性。[507]海德格尔用三个德语单词Abbildung（映像）、Nachbildung（再现）、以及Vorbildung（前象）来描述这三种综合。[508]乍看之下，这些综合具有将知觉之物与时间相关的作用。

领会揭示了共在，回忆揭示了已在，而认定也意味着对未来的投射，因为认定已经超越过去与现在。在对过去的讨论中，海德格尔使用了两个德语单词Gewesenheit（已是）和Vergangenheit（过去）：后者表示以编史作品为特征的过去，而前者可以被翻译为“已是”（having been），它是过去的东西，但是也投射到未来，它的连续性被保存在此在的在世存有中。康德将认定作为第三综合，但对海德格尔而言，它是第一综合，并且，通过颠倒综合的顺序，海德格尔用他对Vorstruktur（理解，前结构）的理解来确定先验想象力，因为“映像或再现必要性的论点取决于支持前象的论点”。[509]也就是说，海德格尔为这三种综合构建了一个循环。因此，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话语、理解与阐释是相等的：理解有前结构，以先行具有（Vorhabe）（字面意思是“先有”，就像当一个人“想着要做某事”一样）、先行视见（Vorsicht）（“预见性”，注意将来的情况）和先行把握（Vorgriff）（“预先把握”，通常翻译为“预期”）的形式，而诠释则遵循结构（as-structure），即“为了……”的结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见，它成为工具整体的意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前结构，结构（诠释）就无法运作：没有前者，此在就会不懂如何使用锤子。因此话语或言语表达的存在“以思考存在为前提，且只有诠释存在的情况下，对某事物的思考才是可能的”。[510]我们会问，当综合被视为循环而非分离的运作时，这个分析意味着什么？

作为时间性的先验想象力与图式化有所区别。海德格尔能够用康德来反驳新康德派的观点，即定言逻辑不可能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科学，[511]且康德的哲学不是一种认识论，而是一种基本本体论。我们必须牢记从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对康德的批判转变到1929年对康德的重新解释或辩护。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指出康德的“我”是一个“逻辑主体”——在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意义上是逻辑的，而不只是“仅仅通过逻辑获得的概念”。“我思”对康德来说“不是被表征之物，而是表征本身的形式结构，并且这种形式结构本身使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被表征”。康德对“我”的理解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首先是它反对将主体还原为实体，其次，它拒绝将主体概念视为存在物，而将其确定为“我思”的事件。然而，海德格尔继续坚持说康德不能在本体论上诠释“我”；相反，他又跌回笛卡尔的错误之中：

他再次将“我”作为主体，而且这在本体论上是不合适的……将“我”本体论式地定义为“主体”意味着总是将它看作在手。“我”的存在被理解为能思物（res cogitans）的现实。[512]

在这一重释中，海德格尔认为，“我思”不再是单纯的“逻辑主体”；它是以直观、先验想象力与理解力为基础的“时间”。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该总体否定康德的逻辑，而是说这种逻辑不能被视为基础；相反，基础必须作为先验想象力的时间。也就是说，理性主义者的方法将客体当作属性的承担者，并且将主体与谓语的统一看作是命题结构，这一方法必须进行重新评估，[513]因为对客体的理解不是源于思想，而是来自时间——客体不仅仅是由范畴决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观的创造性（sch-pferisch）能力[514]与先验想象力的创造力：

传统逻辑不关注想象的纯粹力量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如果逻辑理解自身，它是否需要关注想象力——这一点不需有定论。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康德探寻的出发点一再来自逻辑。[515]

如果时间成为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么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看作康德研究的新视角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批判形式逻辑是去时间化的。问题不在于对逻辑陈述本身的理解不涉及时间，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先验哲学视为经验可能性的条件，那么先验想象力必然有助于理解逻辑陈述。相反，问题是通过将语言哲学还原为一种符号运作，将语言理解为逻辑陈述是如何已经将时间性问题从其理论中排除的。而这种对时间性的排除将使得基于它的形而上学知识失去依据。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先天时间举足轻重？因为对海德格尔和他理解的康德而言，这种理解为康德第四个问题的答案铺平了道路：什么是人类？如果时间是人类存在的首要性，那么人的此在必须通过时间来研究；也就是说，人类的特征——逻各斯必须从时间上理解，而不是从逻辑上理解。语言作为通往存在真理的道路，必须通过将时间性视为可以理解的此在的首要性，与先验想象力共享相同的地位。正如海德格尔所写，并非因为时间起着“直观形式”的作用，并且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切入点上被解释为这样，而是因为对存在的理解必须从此在有限性的基础出发，投射到时间上，时间，本质上与先验想象力统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获得了核心的形而上学功能。[516]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传统逻辑或形而上学必须通过这种无知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遗忘的过程来重新评估。新康德主义者回归康德的逻辑基础时似乎忽视了第一版与第二版之间的区别。海德格尔问道，康德在第二版中的修改难道不是已经将掌控还给理解力而非先验想象力？这一诠释使他发问：“这难道不是使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地成为‘逻辑’的原因吗？”[517]我们在胡塞尔1936年《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找到类似的顾虑也并非巧合：逻辑危机。[518]海德格尔认同胡塞尔的苦恼，即便不认同他的解答：作为科学基础的逻辑纯粹性消除了真正的人类经验。

逻辑学的基础作为海德格尔批判的形而上学基础，预料到计算思维的出现。当我们审视从弗雷格到希尔伯特，然后从哥德尔到图灵的形式逻辑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计算机与对康德的这一特定解读之间的联系。海德格尔对逻辑的批判使我们重新评估技术系统的基础以及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之间的张力。逻辑知识作为确然性与先验，通过创建一个短路，贯穿人类经验（无论是心理学、想象力，还是幻想等），我们可以回想起弗雷格的研究是“用一个算术的分析理解取代其综合理解”以“加快进程”。[519]哲学史家朱利安·罗伯茨（Julian Roberts）将它与现代技术中数字取代模拟之间作了类比，以便基于机械规则的耗时过程可以被替换为逻辑门，并且所有不必要的“杂质”可以降到最低。在此意义上，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的逻辑知识本身就是技术性的。

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比较康德的先验主义与人工智能，尤其是在控制论者沃伦·麦卡洛（Warren McCullough）著作中的人工智能，麦卡洛“意图接受为综合先验判断提供物理基础的挑战”。[520]麦卡洛与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著名的1943年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观念的逻辑演算》恢复了康德的动机：首先，逻辑被视为人类理解力的基础学科；其次，大脑被认为是一种执行逻辑原理的设备。[521]无论是以表现主义还是连接主义的形式，人工智能的方法仍旧是一种康德式的项目。对于迪皮伊而言，人工智能恰恰是康德先验主义的移植，并剥夺了它的主观性；也就是说，它成为无主体的先验哲学。我们或许可以继承海德格尔说，计算思维是一种被剥夺时间/操劳的思维，因为它基于纯逻辑运作。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计算思维的这种“无时间性”结束了形而上学，因为它代表了形而上学的完成，而新的哲学化方式需要开始。人工智能中的先验规则是后验构建的，就像《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能力是由伊曼努尔·康德构建的一样，因为它们最终都是对人类大脑功能的臆测。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形而上学差异造成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但是，如果所有的逻辑思维必须以先验想象力为基础，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将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级，一个来自逻辑，另一个来自时间性？在对康德的诠释中，海德格尔进行了第二次先验演绎（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讨论的先验演绎相比），它将时间性视为哲学思想的终极先验。只有通过将先验领会还原为时间而不是图式，才能重获超验而不失世界。海德格尔正是通过时间为批判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因为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收集支配综合的纯粹规则，而是了解时间如何使综合成为可能。这给了我们解决级差异的关键之一。贝尔纳·斯蒂格勒在《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表明，在康德的第三综合或海德格尔的第一综合中，认定需要空间外化。它要求重新认识某些东西：某种不存在于此在中的东西。因此认定需要记忆支持，这就是技术。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是“作为世界历史性流逝的意识时间的空间化”。[522]斯蒂格勒批判海德格尔错失了真正的问题，即第三综合“将外化假设……为所有投射的初始力量”。[523]斯蒂格勒在此发现了一种新的时间组织，在此之中必须囊括记忆的支持。斯蒂格勒命名的第四综合，[524]已经将此在重构为技术组合。同步是想象的力量，不仅基于此在的意识而发生，而且也依赖于技术系统的时间。

如果这揭示了第三综合与技术结合才能够正确发挥认定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先验想象力与逻辑之间看到一种新的关系，因为技—术（techno-logy）的先决条件是逻各斯（λòγο）。也就是说，通过技术——但不是以其纯粹形式——逻辑回归它作为形而上学基础的地位。技术汇集了这两个数量级。如果我们的论点到目前为止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可以思考想象力在技术中的角色，这不仅需要用来认定的记忆或对象，如记录和绘图，还需要程序和算法。杰克·古迪（Jack Goody）和沃尔特·王（Walter J.Ong）[525]的研究展示了写作与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通过使用工具而对身体进行功能转换，而且还涉及对头脑的转变。他们提供了两个直接证据：首先，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存储功能；其次，视觉领域的出现（例如，与言语相反的书面形式符号）使得能够进行不同类型的检查，重新排序与提炼意义。写作是处理单一数据流的技术物，而数字化使得超出了我们想象的大量数据与知识产生逻辑综合。数字化之后出现的第四综合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感性。这种感性不再是康德术语所描述的纯粹被动、等待被综合东西；相反，它带有一个目的，一种力量。第四综合也有其自身的时间性特征。我在下面的部分主张需要通过递归来理解它。

当此在拿起锤子敲击钉子时，它通常不会为了好玩（尽管它可能会这样做），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这就要求它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与约束。当使用工具时，它总是遵循特定的途径。我们甚至可以在锤子中找到它，这需要一个包括提起与击打的简单步骤。如果逻辑为推理建立规则，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算法是一个思考过程。那么算法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让我们回想一下计算机科学家罗伯特·科瓦尔斯基（Robert Kowalski）的方程：算法=逻辑+控制。[526]算法只是一个逻辑运算，通过它来找出不同的关系，这里的控制仅仅意味着设置约束；例如，考虑到终态是这些约束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把约束也理解为关系。我提出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解决算法问题：首先，就其在信息科学中的理解方式而言，其次，就我所称的机器阐释学而言，通过重新解读算法概念的历史。

从设计范式的角度来看，此处必须介绍两个原则，即（1）分治法（divide and conquer）；（2）递归。实际上，一些教科书认为前者包括后者[527]，但是这掩盖了关于递归性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我想将它们分开理解，并将递归作为讨论的主要焦点。正如该词所暗示的那样，分治法是一种将问题分解为子问题的方法，解决每个子问题并最后结合所有结果以产生最终结果。处理子问题的最明智且最复杂的方式称为递归。如果需要一个正式的定义，递归是“一种算法技术，其中一个函数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自行调用任务的某个部分”。[528]事实上，有时我们有意识地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递归，例如，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就此开了一个与德语相关的玩笑。德语倾向于把动词放在句尾。如果严格遵守语法，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位教授漫谈整个演讲，最后才挤出一连串的动词，而每位听众都无法理解他所说的意思。[529]为了理解递归，我们必须将它与循环区分。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给定一个数字x并给定一个整数n，计算x的n次幂。循环方法会在函数本身内计算最多n次乘法。递归方法则将其划分为两种情况，并在函数本身内调用函数，直到满足条件，循环函数的运行时间为O（n），递归函数的运行时间为O（lg（n）），性能显著提高。为使这个例子更加直观，我们可以想象，任务是产生n个镜像：（1）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复制它们（图表19）或者（2）我们可以设置两个面对面的镜子，每一面镜子反射另一面到n/2度（图表20）。

图表19　循环函数的问题解决方案

图表20　递归的问题解决方案

人的思维可以理解递归，但很难追踪递归过程。[530]谷歌的页面排序是一个递归函数，因此每一个链接都具有不断变化的权重与多重关系，并且页面排名被递归地计算，从而保证它们是“及时”的，永不过时。我们依赖机器处理数据不仅取决于过程的宽度，还取决于其深度。这一垂直维度通常会被忽略，因为更加简单的解释强调效率与大规模处理。递归函数尽可能多地调用自身，直到达到终态（即n次）。递归深入到时间问题。我们可能会记得瓦雷拉写道：“定义机器的是关系；机器的组织与其实质性无关，也就是说与将其定义为一个物理存在的其组件的属性无关……因此，图灵机是一个特定的组织。”[531]这种说法阐明了算法与关系之间联系的相关性。通过算法，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的新综合，递归允许认定与回忆发生在三个综合之外。

如果我们将关系诠释为本体论上的基础，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关系（话语）以及关系的综合（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瓦雷拉与梅图拉纳所说的结构耦合。我想在随后说明，这种耦合可以在关系的当下化或时间化中掌握。涉及延伸心智，对单纯的人—工具反馈循环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虽然克拉克在讨论延伸心智时曾多次提到瓦雷拉和梅图拉纳的结构耦合，[532]但他并未使系统发生超越意向性，而是保持在某种形式主义之中。[533]这就是为什么休伯特·德雷福斯批判延伸心智的概念落入笛卡尔范式，并且仅仅表明“时间紧张的情况——不涉及速率与节奏”。[534]

先前对递归算法的理解仍然是技术性的，且不够哲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递归性问题及其在逻辑与数学上的意义。在他的著作《递归函数与可计算性的早期历史：从哥德尔到图灵》[535]中，数学和数学史家罗德·亚当斯（Rod Adams）概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图灵机时代递归概念在数学证明中的发展。在亚当斯的叙述中，理查德·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是第一位使用递归定义术语的数学家，在他1888年的文章《数字是什么，数字应是什么？》中，他用它来处理数学归纳。这在戴德金的例子中变得非常清晰，如图表21所示。

图表21　理查德·戴德金提出的一些数学运算递归模式

递归地理解数字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将数字转换为递归函数。当我们考虑两个随后的数学发展时，这一变化就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个是陶拉尔夫·斯科伦（Thoralf Skolem）在1923年的论文《不使用无限域上的约束变量，通过递归思维方式建立的基础算术基础》。斯科伦想要摆脱伯特兰·罗素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数学原理》（他们经常使用量词“始终”和“有时”）中的存在与普遍性概念。因此，斯科伦用递归函数取代了存在。如果一致性可以从递归函数的角度来考虑，这意味着本体不再优于运算，但顺序是颠倒过来的：

如果我们认为算术的一般定理是函数断言并以递归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这种科学可以凭借一种严格的方式建立，而不用罗素与怀特海德的“始终”和“有时”的概念。这也可以表示如下：在不使用约束逻辑变量的情况下，可以为算术提供逻辑基础。[536]

第二步是哥德尔发展的与图灵机等价的一般递归函数。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图灵机与邱奇（Church）的λ演算是对大卫·希尔伯特提出的判定问题的回应，我们在上一章中曾经对此简要讨论过。希尔伯特的代数于几何概念不同于他之前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的抱负是将数学还原为符号逻辑，以使所有证明都可以还原为形式化程序。判定问题涉及自然数的可计算性，图灵与哥德尔都指出希尔伯特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然而，也正是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图灵才能够开发我们今天所知的图灵机。

图灵对希尔伯特问题的回应涉及一个思想实验，它想象一条无限长的纸带，由正方形组成；有一个读写头可以读取正方形中的符号，计算它们，并输出相应的状态。在图灵的概念中，有一些重要的条件：（1）他假设一个理想化的人类计算机，其思维状态由其运作的符号定义；（2）他要求计算过程可以被图灵机模拟；（3）“需要考虑的思维状态的数量是有限的”。[537]思维的机械化在图灵机中以证明的数学工具来实现。从众所周知的邱奇图灵假设的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算法的直观概念相当于图灵机算法。”[538]在哥德尔的证明中，我们找到了递归与图灵机之间的等价关系。哥德尔于1931年发表的题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中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的论文包含了他的递归理论。与符号逻辑的形式化相反，哥德尔用数字（称为哥德尔数）运算化了形式系统，以使不同公理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字表示。这种新的编码方案遵循了希尔伯特处理符号时的相同逻辑——符号本身没有意义。[539]如今，当我们编写计算机程序时，我们可以编写一个非递归函数，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将每个运作和数字还原为递归函数。由于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观察，所以这种阐释学不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想象过程。递归函数只有在达到某个终态时才会停止，而在此过程中，过去的总在未来，因为每个函数都预期着某些会使过程结束的事情发生。当从关系的基本角度理解人与机器时，它产生了一个新的机能，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我命名为第三预存[540]，作为对斯蒂格勒第三持存的回应（也是基于它）。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把第三预存作为一种新的关系综合来理解？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你下班后回家，疲惫而困倦；当你打开门时，一杯新鲜冲泡的咖啡已经在等着你。在你决定要喝咖啡之前，咖啡机已经为你准备了咖啡，因为它知道你想要（或会希望）喝咖啡。这是远距离，也就是说，从外部世界施加的想象力的一个第三预存例子。良好收集与结构化的数据以及有效的算法可以很好地预测我们的活动，我们不能再说它们只是持存。网络分析与人员流动性分析的整个学科致力于统计预测的研究。没有算法，数码物将仅仅持存在计算机与服务器的硬盘上。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或者或多或少地通过推断——机器能够通过识别可能的（与大概的）“未来”来产生惊喜（而不仅仅是危机）。“未来”是时间与空间的特定概念，它总是已经在我们还没有投射到的将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预存对于预前述谓经验至关重要，而这又是我们的第一与第二持存。

我们可以通过海德格尔的一个关键概念“当下化”（vergegenwärtigen）来理解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第三预存的综合。当下化意味着把某些东西带出到“现在”中。当下化与回想是不同的，后者意味着通过使用具体的形象、色彩和叙述来呈现我们面前事物的表征或想象。相比之下，当下化是此在理解任何事物的能力，即使它不存在或不被知道，没有主题化。譬如，即使我对封面与内容一无所知，我也可以当下化一本海德格尔的书。当下化是一个以前结构为基础的时间功能。这是我身处的已在所带来的对事物的前主题经验；这是作为时间性越出的向世界的向外运动。海德格尔通过在黑森林遭遇菲尔德伯格塔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在当下化中，我们并不会利用记忆，就好像我们在自身内部寻找表征一样。我们不是指向内在的。相反，当我们当下化事物时，我们与它同在外部，面向塔，以便我们可以把它的所有属性，它的全部表象带到自己面前。甚至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化而非直接知觉的当前化（Gegenwärtigen）中更清晰、更全面地看到事物。突然之间，我们面前有了一些东西，正如我们所说，我们在直接的亲身观察中“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但它不是我们自身面前的表征、图像、记忆痕迹等；而是这“在自身面前”所指向的，而且唯一所指向的东西——存在的塔本身。[541]

对海德格尔而言，当下化与在手形成对比，后者的前提是一种主题化，而当下化也意味着想象。这一观视也是通过将此在移到意向物来使事物变得可理解的过程。它与我们先前讨论的当人们说“玫瑰正在盛开”时所涉及的时间性越出关系的逻辑相同。现在，当下化的目的是理解与背景不同的客体的意义，这不是通过隐匿，而是通过此在的身体化。这与胡塞尔的前谓述或谓述经验截然不同，因为对于胡塞尔而言，前谓述经验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感官印象，而谓述经验是一种意向性的主题化。我们可能会问这种阐释学递归是否意味着一种机器语言的模式，因为它不仅关于谓述，而且也关于处理。如果可以将第三预存作为一种语言模式来掌握，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每次意向性的把握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对话或协商。

这种语言不同于我们日常使用的“想起杯子”，它带来了对杯子的记忆或观念。相反，它意味着定向，也就是说，要直观地表现出关系本身的复杂性。[542]这表现了我们关系讨论的重要联系。海德格尔举了驾驶的例子：如果你在驾驶时不能当下化你的家，你将永远无法到达家中。事实上，此在就是它与世界的关系。[543]当下化某物就是产生所涉及的关系，并因此定向。什么是定向？定位是我们综合不同性质关系的方式，从而能够做出相应的决定。当登山者在山上徒步旅行时，他会根据地图、星斗和景观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判断他的路径。定位不算是空间问题，而更多是关系问题；事实上，合理的说法或许是空间在这一语境下会成为这些关系的一种类型。“我”总是“在”某处。但是“在”不是物理存在，譬如当我们“在”森林里的时候。“存—在”是一种朝着重要且有意义之物的运动，所以“在”同时是“向外的”。在数字环境中没有空间，只有关系。正如我们所见，数字技术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表征客体，而且是物化与积累关系。没有这些关系，就没有行为的透明度。世界的实时与直接经验远不止于人类视线：事物可以放大、缩小、混合、重新排列。没有这些数据，人们就会迷失在数字环境中，引起挫折感与犹豫不决。这些关系是动态且想象的。每个检索递归地从未来指向现在。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试图理解逻辑与先验想象力之间的对立，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然后，我们试图通过关系技术进行调解来解决这种差异。我们也在此处还原。这种还原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时间的，而是寻找一个基础，使我们可以谈论第四综合。机器的当下化属于其综合关系的能力，这意味着从将定性数据理解为感觉与感知，转变为定性数据的综合。在具有丰富元数据的网络中，我们需要关注时间与定向的直接经验的变化。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互联网的巨大变化将关系具体化并物质化，并且加速了它们的综合。不同类型的数码物凝结着不同形式的社会性与时间性，它们在定向上变得愈发重要。这与海德格尔对技术和逻辑的批判背道而驰。在他的批判中，存在着一种由他所预见的取代而带来的危机感：即形而上学将被控制论，语言被逻辑语言、物被客体等等所取代。在内在本质上，逻辑并没有时间性越出的潜力，但它通过综合而非替代来获得自己的地位。而正是在综合的永恒过程中，源于统觉（apperception）综合的当下化依赖于技术与定量。

如果我们允许第三预存进入先验想象力，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解决先前的对立，以及本体论与本体之间的对立。海德格尔认为，第三综合前象是康德所有其他综合中最基本的。前象的优先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指明了此在在领会与回忆后的当下化的最后一步；另一方面，它也是进入图像形成的第二个循环的准备，也就是一个新的映像与再现的循环。因为在接下来的“现在”中，被感知的事物与之前的事物有着因果关系。例如，某人在远处向我指出某种东西，然后根据他的指示，我看到了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有了第四综合，它不是一个图像（Bild），而是一个贯穿并重组其他综合的函数。

技术融合的问题，首先是通过网络，其次是通过想象的干预，人类在事物中占据核心位置并作为知识的中心宣告终结——因为人类如今必须适应技术系统的节奏，不仅在生理上和物质上——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还包括认知上的（当下化）。如果我们将第四综合作为新技术系统的特征之一，我们会轻易觉得我们与技术系统的其他部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融合具有另一种性质，不再以网络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更接近共生现象，正如计算机科学家里克里德所定义的：

无花果树只由昆虫无花果蜂授粉。昆虫的幼虫生活在无花果树的子房中，并在那里得到食物。树和昆虫极度相互依赖：如果没有昆虫，树就无法繁殖；没有树，昆虫就没有食物；它们一起构成的不仅是一个维持生存的，而且是一个多产且兴盛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性的“两个不同生物体生存的亲密联结，甚至是紧密团结”，被称为共生。[544]

我们正在接近这种与机器共生的状态，事实上，它在某些语境下可能已经存在。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庆祝的事情，还是说作为本体论理解本身的共生逻辑存在问题？在这样一个视野中，第四综合的完善重构了图像的组织。事实上，先验想象力正在成为一种被动的综合力量，因为认定过程可以被短路：未来总是当下。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将这种时间结构确定为时间的第三综合。对时间的第一综合是习惯时间，是我们在本书前文讨论的休谟时间；时间的第二综合是记忆的主动与被动综合；时间的第三综合是“向超的重复，作为永恒轮回的未来重复”。[545]很显然，德勒兹并没有考虑算法与数码物的第三预存；他通过三种时间综合来解决主观性的时间构成。与被动习惯的重复以及记忆的重复相反，时间的第三综合是未来的重复，这是最高层次的综合：对还未存在的永恒轮回。德勒兹与海德格尔不谋而合，将时间作为主体性的基础，这是除了“我思”（确定）与“我是”（未确定）之外的可确定的形式。德勒兹认为这是康德的理智回应：“在时间形式下，由‘我思’可确定那未确定的存在。”[546]

我们从解读海德格尔对逻辑学的批判中得出的第四综合有助于另一种时间表述，占据我的过去以及我不认识的人的过去。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确定形式，不是“我思”，而是“我推测你思……”，我们称之为第三预存。第三预存的积极综合为我们提供了当下的未来，正如德勒兹的第三重复，其中“当下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个作者、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代理人；而过去只不过是一种默认运作的条件”。[547]在肯定第三重复时，我们也看到了未来与记忆的分离。因为无论回忆还是习惯都不再是确定性因素，投射在它们的综合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通过在数码物中对习惯与记忆空间化，算法已经在没有参考其他综合的情况下产生了综合。第三重复是重复我所遇到的或我可能遇到的标志、符号、客体。德勒兹在评论第三重复时写道：“正如克洛索夫斯基所言，这是通过排除我自己的一致性、我自己的身份、自我的身份，世界与上帝而自我建立起来的秘密一致性。”[548]对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而言，这一重复包含了对尼采哲学中存在的最深刻的思考。[549]德勒兹对这种一致性的评论由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对让·瓦尔（Jean Wahl）（在德勒兹也出席的讨论中）提出的强度问题的回答所阐明：

这是关于一致性的：作为标志的循环的完美一致性挑战我本身的一致性，因为我完全依赖一劳永逸地假设开始与结束的标志体系。因此，作为标志的循环对我施加约束，总体上构成了这种困境：要么你变得疯狂，要么你创造出与疯狂等价的东西，这就是尼采的悲剧。他宁愿为寻找一致性而疯狂。[550]

这种一致性是在已经存在的强度分布与标志的耦合中重新产生的。这些标志在循环中产生增强效应，导致结构发生变化。在这种重复中，有一种确定其发生的意志：疯狂或其等同物。但是，第三预存的替代是否会对这种一致性造成风险甚至是危险？通过第三预存产生的标志可能会使第三重复成为习惯，正如现在万维网上发生的个性化与推荐。就是说，通过干扰时间的综合，它产生了一种去个体化（破坏性的意义，而非简单的相变）。若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问题表现为操劳的破裂。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将操劳分析为存在的原始形式。基于对操劳作为时间的理解，他能够分析不同的操劳结构，例如我们讨论的烦忙。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分析操持（Fürsorge），它被指定用作分析具有共存结构的人类此在。同时操持表示无法在此的担忧，以及对自身的肯定。若我们可以如此说，前者是被动的，以感情、情感的方式；另一个是积极的，涉及对未来的预测与准备。在操持中至关重要的是“回顾”的行为。海德格尔用宽恕（Nachsicht）与顾虑（Rücksicht）两个词来形容操持的双重性质，包括担忧和肯定。我们可以将回（Rück-）作为一种空间关系，将后（Nach-）解释为一种时间关系，由此操持既有时间也有空间的维度，因此回顾的行为给予我们想象力。德勒兹提供了类似的解释，他写道：

想象力，或者心智在多重和分散的状态下思考的作用，是从重复中汲取新的东西，从中汲取差异。就此而言，重复本身本质上是想象的，因为此处想象力从构成的角度形成了重复力（vis repetitiva）的“时刻”：它使得它所契约之物成为重复的要素或实例。[551]

“回顾”描述了此在自身操劳的原始结构，借此想象力得以成为可能。将未来置于当下的第三预存的产生妨碍了进入作为“我思”原始模式的过去。这一问题类似于常人（das Man）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可以表现为消散（distraction）；此在的视域被不可见所掩盖，后者阻止它洞悉存在的问题。第四综合构成了一个新的视域，可以进一步掩盖存在的问题，因为在思想到来之前，观视总是已经被指向特定的目的地。也就是说，所有的综合都有可能成为综观。常人是“他们”或是将此在带到失去自我和集体之处的公众。常人不是社会性的，它不是一个集群，而是一个虚构的“我们”——是消费者的别名。海德格尔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

后者（信息）的特点恰恰是从一开始就阻碍我们获得事物存在的型相、本质以及自身特征。信息去除了我们看到型相的能力。[552]

通过数据结构的标准化与算法的发明来组织数码物并非只是单纯的流行称谓“知识组织”，而且也是时间组织。当下化具有它身体朝向世界的原始模式，它被重定向到伪“我们”与“我”的抽象性。基于通过客体间关系的主体间性编程的想象力是一种试图担任这一角色的尝试。由于这种可编程性，社会规范愈发容易形成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技术规范性是社会规范性的来源。

范畴与算法的工业化已成为当今时间综合的基本代理。各种审查、闭路电视和模式识别技术正在为这种新的预存形式提供帮助。这是伴随着数字化过程的技术趋势，而不是技术事实。现代技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这种作为融合（功能以及时间与空间方面）表达的便利也预示着用机器形式的“操劳”代替操劳结构（包括个人和集体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经历诸多此类情况，包括提醒、自动更新与建议。这不仅突出了讨论人类地位的紧迫性，而且突出了寻找新的操劳结构（贝尔纳·斯蒂格勒已经在共同努力进行的一项任务）的紧迫性，而不仅仅是否定这种趋势与演进。关于逻辑与想像力首要性的争论指向了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问题：若不考虑技术系统，基本本体论就没有完整基础。若可以简而言之，我会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试图从本体论上理解人类的存在。在20世纪下半叶，通过发现人对技术代具的依赖来解构人的概念，带来了非人类或后人类的概念，但这种理解仍然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寻求将非人类范畴化。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技术系统相对于技术环境一词的崛起及最终胜利。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技术时，除了将人从中心驱逐出去之外，这种本体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是，我们甚至无法得到技术本体论，因为它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许更合适的方式是遵循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发生。如果本书成功地揭示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对人类—非人类的新批判或概念化应该考虑到技术系统，将它们作为关系一同分析。

西蒙东没有明确表达，但他对缔合环境的分析指向了相似的方向。他将人定义为在某个历史时刻的技术存在和技术个体，这表明生物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分析。这使我们有必要在系统——另一检索（Wiederholung/répétition）之后讨论环境。缔合环境并非技术物之外的环境；相反，缔合环境在技术个体及技术组合内部，同时充当自然环境与功能的作用，如金堡涡轮机的例子所示，河流是引擎的缔合环境。河流驱动涡轮机，产生运动，同时消除引擎产生的热量（虽然这种能量效率不太可能影响到河流中其他生物体的生态效应）。缔合环境不是一个结构。环境具有循环的因果关系，而结构则不然。结构是图形，就如本体一样。图形在前面，但它们也需要一个背景，因为是背景承载它们。没有背景，图形就不复存在了。对图形与背景之间关系的无知一直是想象力分析中错误思维的来源：

直到今天，对想象力的分析一直是糟糕的，因为形式已被赋予活动的特权，并被认为具有心理与生理生命的主动性。[553]

这种误解导致异化问题的无解：因为对西蒙东而言，异化是由图形与背景之间的断裂造成的，缔合环境不再能够调节图形的动态。换而言之，图形影响背景的方式使得背景不能保持自身的一致性。[554]在这一比喻中，生命是背景，思想是图形。没有生命，就没有思想存在。我们还可以说，在构成操劳的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之间，图形与背景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今，由于数字化技术，我们可以轻松物质化、分析并转换话语关系为物质图形。但为了实现转换，我们应该牢记这些图形如何在技术协调性与操劳结构方面对背景做出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两级之间的并发因果关系，从而重组缔合环境及其相应关系？每个情况的细节当然不尽相同，但在形式可以转换之前，对背景的分析是必要的。这或许是西蒙东所设想的学科——机器学——的一般原则。这种会对抗异化的哲学与技术知识学科，仍处于早期阶段。在此我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在技术发展层面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用这个例子来总结本章，概述如何以物质术语实现形而上学的批判。

我与贝纳尔·斯蒂格勒以及哈里·哈尔平于2012年在创新研究中心开始合作的项目之一，旨在发展代替Facebook的社交网络新概念。[555]我以一项关于社会关系的物质化的研究开始，它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雷诺发展的社会关系测量学方法。莫雷诺是首先表明图论方法对研究社会关系的价值的社会学家之一。最常引用的例子是莫雷诺在纽约州哈德逊女子培训学校的研究，这里女生的出走比标准高出14倍。莫雷诺认为这是学校里女生之间特定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果，接下来他创建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调查，以帮助他“绘制网络图”。该调查基于简单的问题，比如“你想坐在谁的旁边”？莫雷诺从图中发现，不同宿舍里女生的实际分配计划造成了冲突；随后他使用相同的模型来提出另一个成功减少出走次数的分配计划。莫雷诺相信“图表”可以代表社会关系，这使他写道：“由于社交界的模式对我们而言是不可见的，它可以通过图表显现出来。因此，社会关系测量图越是更准确、更实际地描绘发现的关系，它就越有用。”[556]

这些关系就是我们此处所说的话语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物质化为图表上的线条和数字。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莫雷诺的方法论中，每个人都被认为是社会原子；在此基础上表征的社会是一个由社会原子组成的由话语关系连接的网络。此处我们看到了一个忽视背景问题的明显案例，因为形式被视为整体。技术网络促进了个人主义。1933年，当莫雷诺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情绪地图”的文章时，他建议绘制一张纽约市的社会关系测量图：实际上，他只能为435人的社区制作这样的表征图，而现在，通过Facebook等工具，莫雷诺的梦想不再遥远。[557]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以数码物物质化社会关系并使基于不同发现算法的新关联出现，从而处于社会关系测量范式中。如果我们查看定义Facebook核心数据结构的图谱API[558]，我们不应讶异于本书前几章对数码物分析的贴切性。

我们可以找出导致这种新型工业模式异化的几个核心因素。具体到我们此处的讨论，在网络中我们可以说时间，以及——同样地——每个社会原子的注意力被切割成越来越小的片断，并以状态更新、互动、广告——第三预存的机制——的形式散布于网络上，用于营销目的。人们可以出于好奇，花几个小时在Facebook上，却没有达成任何事。Facebook上的“集体”成为一种消遣。我们项目的核心思想是基于西蒙东的集体个体化概念开发一个基于群体的社交网络。在这个概念化中，计划——在这里也必须被理解为投射——被优先考虑，而不是取决于个体的随机状态更新。在一个计划的投射中，我们已经安置于操持与操劳的问题中，它重新组织时间结构以维护自身的完整性。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将个人转化为群体？我们提出的答案之一就是通过寻找调节这些关系的机制，换而言之，就是通过建立我所谓的创造性约束。也就是说，完成注册后，用户只有在参加小组或创建计划时才能使用全部功能。这种关系的重新排列使组织与计划而非个人成为默认。该组织可以与其他组织建立联系并创建组成环境的组间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计划与小组成为个人与其他小组的缔合环境，也成为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之间的中介。

最后一章以此例结束，以此来说明在我们在此发展的关系理论框架内，如何将融合问题适用并在实践中实现。经历从海德格尔到德勒兹，从逻辑到算法如此长弯路的，目的是要提出技术如何在根本上是哲学的——即便不是形而上学的，以及哲学如何同技术一样是实践与技术的。如本章所示，关键在于算法产生的时间综合。工程师正在建设世界：正如蒂姆·伯纳斯李自豪地宣布，创建万维网的专家是哲学工程师，语义网是一个哲学工程项目。本书的目的是要展示通过思考数码物来反思技术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可能且必要的。技术系统已经存在，我们需要发明一种更严格的方法，它同时在理论上丰富并且在实际上可实现。一些艺术实践或许能使我们对技术发展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们必须制定更系统的方法，我希望本书成功地勾勒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的一些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