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物存：物体关系变化及时间物质化

在前一章的末尾，我们意图在不断物质化的状态下——从关系到环境再到系统——考虑两个数量级，从而将它们之间的差异重新统一起来。我们现在想要寻求如何进一步弥合原子组成与现象表现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继续将它们理解为两个分割的现实。这也给我们进一步发展关系概念提供了机会。通过制定话语与存在关系，我们想要在技术发展中了解动力。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我并非认为在具身化方面并行研究海德格尔与魏克斯库尔是错误的；而是说，我想指出另一个研究方向，它比具身经验或具身理性更加关注技术进步。具身理论的发展扰乱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人工智能的主流范式。那时，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在他的著作《计算机做不到的事》（1972）中猛烈抨击人工智能研究忽略具身化的现状，并随后在《计算机仍做不到的事》（1992）中以修正的版本加以重申。他批判的核心是，这样的研究采用笛卡尔的方式来进行感知与行为；与此相对，德雷福斯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它将具身化作为行为的基础。德雷福斯的批评影响了一代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包括特里·温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菲利普·阿格雷（Phil Agre）等人。

为了理解德雷福斯的批判及其与我们研究的相关性，我将简要介绍框架问题。在人工智能的早期，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与其他人——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设想如果我们能够用逻辑陈述来表示世界，那么所有这些陈述都应该是可以推论的，并且计算机应该能够达到人的智能水平——即便不是更高层次的思维，也至少能在常识上媲美。[327]但是德雷福斯指出，即使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物体与事物的表征，也不足以解决常识性的知识问题。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囊括每种可能的语境，其次，计算机无法构建来自数百万个表征的语境。[328]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因为闵斯基提出了微观世界的观点，通过将域限制为一组问题来实现智能化。此假设存在问题，因其忽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结构，或理解的阐释学：微观世界假设了整个在世存有。知识库将持续增加，但不会达到智能的本质。德雷福斯因此声称语境问题会无止境地倒退，这意味着这种笛卡尔式的人工智能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要在图片中挑出两个点作为眼睛，我们必须已经将该语境识别为一张脸。要将这种语境看作是一张脸，就必须从光影中辨别它的相关特征，例如脸型和头发，而这些特征又可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被认为是相关的，例如，一个家庭环境，程序可以在其中找到脸。这一语境也必须由其相关的特征识别为社会的，而不是比如说，气象的，由此程序将人而不是云看作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只能根据所选择的相关特征以及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解释的特征来识别每个语境，则人工智能开发人员将面临语境的倒退。[329]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哲学基础的批判非常清晰且令人信服。相反，我们也有理由看到语义网或本体驱动的方法与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老式人工智能非常相像。正如计算机科学家约里克·威尔克斯（Yorick Wilks）指出的，有些人将伯纳斯李、亨德勒（Hendler）和拉西拉（Lassila）语义网的首次发布（2001年）看作用新奇时髦的万维网术语对老式人工智能议程的重新表述……这种规划行为是老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并且几十年来对人工智能形式知识表示的研究正在向现代本体讨论发生直接的转变（在语义网的讨论之外）。[330]

这基本上可以使我们复述德雷福斯对我们语境的批判，也就是说，本体驱动的方法不会产生任何与人类智慧真正对等的东西。然而，我们应该在此处做一个区分：早期人工智能的议程是关于模拟智能，而目前本体驱动的万维网不再是模拟，也不是关于特定的工具或设备，而是创建人与机器可以通过物质化关系进行交互的环境。这也是我们先前的讨论关注空间而非智能的原因。这也标志着我们与德雷福斯方法之间的根本区别。德雷福斯的巨大贡献是他清晰地表述了智能模拟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具身化，它随后由瓦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发展的神经动力学方法所继承。[331]神经动力学较少涉及心智中的表征，而更多地涉及头脑的可塑性。它是基于神经元、肌肉、激素物质性的理论；但在此我建议审视技术的物质性——链条、电缆、电子的流动等等，以及尤其是统一资源定位符。

本章将继续讨论关系。与其简单地说存在着脱离物质化的关系，例如此在的存在，我更关心审视物质化如何构成一种新的时间结构。我们已经看到，数码物或一般事物必须根据话语与存在关系从根本上来理解。话语性来自言谈的能力。语言的物质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书写或印刷，另一种是通过语法化和模拟来重新创建人工语言能力。与需要写作工具和纸张的前者相比，后者需要更细致的客体间关系。从通用标记语言到超文本标记语言再到网络本体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能力的语法化与模拟过程，它以分析性和连通性为前提。数码物让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习惯性认为在思维中产生作用的关系——如休谟、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的理论所讲——如今变得物质化且可以根据某些算法进行操控。当我们认为技术进步遵循从物体到子组合再到组合，然后到子系统再到系统的轨迹时，第三持存的内部动力根据物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不断变换。如果我们观察从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差分机与分析机到1946年的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ENIAC）的发展，我们可以轻易发现机械零件之间的关系被电子开关取代。话语关系变得物质化并被转化为物体之间的联系。我想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关系的客体间性。在哲学传统中，客体间性被主体间性的阴影所笼罩。在本章的前半部分中，我将展示主体间分析如何倾向于将所有动力还原为主观理解，并忽略了技术维度，并且我将提出如何通过客体性的概念来理解技术系统。本章的后半部分试图理解作为技术系统中客体间关系的时间的物质化，并且表明它不仅是机械时间或时钟时间，而且也是拓扑的。

主体间性通常指人类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主体间性成为认知（因此也是知识）与感受（移情、道德、宗教）的共同基础。为了达到这一共同基础，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现象学的实用主义理解通常把焦点放在主体间的理解上而不承认客体间性。人的主体成为相关性的来源，因为理解总是与主体头脑中的知识相关联。我不会试图讨论所有现象学家，而是聚焦于在第二章讨论过的胡塞尔现象学派。现象学演绎的基本目标是找寻这一基础：“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回归纯粹自我而对主观性进行研究。我们不会立即在此处批判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将在第五章重拾这一点。哲学与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相关性现象学将胡塞尔对语境的现象学理解推入了社会与经济分析领域。[332]舒茨的理论在信息科学中也经常被引用来理解相关性的概念，因为信息检索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大量数据中呈现最相关的信息。我想表明，对客体间性的忽视如何限制我们采用舒茨对我们现状的分析。

舒茨对多种相关性的探索是在一个由人类理解为单主题的（monothetic）语境下分析其多主题（polythetic）结构的尝试。多主题与单主题这两个术语来自胡塞尔，我们可以再次以海德格尔的锤子为例来解释它们。当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锤子时，在他的第一次遭遇中，他将不得不研究如何使用它（如果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经常使用像锤子那样的简单工具，那么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如新的计算机软件）；例如，他可能必须审视手柄，将其与过去经验中的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等等。这种审视锤子的方式是多主题的。但是当他习惯了锤子时，他就不必经历这个程序；他只是拿起它并击打钉子。现在他对锤子的理解是单主题的。在此意义上讲，舒茨的研究与海德格尔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实际上在文章中提及了海德格尔的上手[333]：

即使我试图将社会期望的知识分解为多主题步骤，也可能常常发现这些传统的、习惯性的知识点仅仅在关于已知事物的单主题的意义上如此，而导致这种沉积的（即导致单主题意义）包含多主题步骤的传统已经失去。甚至这种多主题的步骤或许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可能社会划分的知识是建立在哲学家、英雄或圣人的权威之上的，或者是建立在“部落的偶像”中所蕴含的盲目信仰之上。[334]

与多主题步骤对等的单主题总是指舒茨所说的手头库存知识（knowledge in stock at hand）。这一知识同时指的是过去的（社会）经验与（自传上和生物上的）认知成熟的记载建构（以及重建）。舒茨实际上引用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的研究，以证明“在一个孩子的一般心理发展达到潜在的基本概念对他有意义的水平之前，是不可能教会孩子诸如与因果有关的问题的。精神分析学者的案例研究充分显示，即使是事实问题，过早的知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困扰”。[335]舒茨将手头库存知识分为四类，我总结如下：

1.我们过去心理活动的沉积，例如科学知识，对问题的诠释。

2.习惯性所属，包括理论活动以及实践的思维与行为（例如解决问题的方式，使用工具的方式）。习惯性所属是人类往往忽视和忘记的事情。这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将“有”（es gibt）——现代技术本质的所予——看作理所当然的批评类似。

3.世界的时间与意义结构，或者舒茨所说的“我们在世界本体结构中行为的表演性”。意义结构是指人类经验不可分割的时间意义，譬如，当音乐家不得不把音乐分成不同的乐句来练习的音乐中的“乐句”；其他分割，如分成单音符或随机乐句，将导致意义的破坏。

4.来自社会世界，人际交流，社会与文化经验的知识，以及在世存有中的主体间理解。[336]

人类主体可以根据不同的相关性水平查看这手头些库存知识。舒茨对三种相关性进行了分类，即主题式、诠释式与动机式。主题相关性是指“在非问题熟悉性的非结构化领域——并随即将领域转化为主题与视野——构成问题的事物”。[337]舒茨进一步细分两类主题相关性——“强加的相关性”与“内在相关性”，前者是在熟悉的环境中出现陌生性（例如，阳光灿烂夏日午后的雷声），而后者则是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的自然变化（例如，用户将注意力转移到她电子邮件旁的在线广告）。诠释相关性是指主体通过在概念域中检索，来诠释出现的某种现象的典型性。例如，当一个男人在房子的黑暗角落看到一条卷曲的绳索时，他或许会怀疑它是一条蛇，因此他必须做出诠释。这可以理解为胡塞尔所谓的“解明”，这是主体将其意向引导至前述谓经验的特定部分的能力。动机相关性有三种特征，舒茨将其归结为三个短语：“因为”、“感兴趣”和“为了”。舒茨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借用有益于信息科学，但它未能达到可用以理解高度技术性的环境的地步。

与胡塞尔相同，舒茨也没有注意到与客体有关的所予问题，而是依赖于主体知识的沉淀，尽管他有机会更彻底地研究客体，例如一段音乐中的乐句。舒茨指出，环境不能被视为所予，而应该被看作是选择的结果。当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时，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经历的每一个场景都是一个选择的场景。但在数字环境中，所予并非由自然所予，而是由一系列计算与相互作用（这也产生了程序缺陷）造成的。用户在预先编程的环境中的角色即使不是完全设定好，也总是已经被预料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可以说舒茨是正确的，因为每一次明示的交际也意味着选择，但这种选择并不完全取决于主体；它由程序设定的所予发起。也就是说，我们从未处于原始时间中，而是始终处于被采用的时间里。在此书的末尾，舒茨确实讨论了这一无知状态：

我们生活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它被机器世界所包围，并被制度、社会与技术所支配，我们有对其足够的知识来产生期望的结果，但是不需（如果有的话）太多关于这些结果如何达成的理解。我们打开开关，按下按钮，操作拨号盘，然后知道我桌子上的灯泡会点亮，电梯会上到期望的门，或者我很有可能通过电话听到我想与之交谈的声音……然而，我始终不知道这些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我只知道，‘不知怎的’，我转动电话的拨号盘触发了几种机制……而通过所有这些未知的或者只是模糊的事件，我将能够与我远方的朋友交谈。[338]

然而，对于舒茨而言，这种无知并不是问题，正如他通过引用以下例子所表明的：将信件放入信箱而不必知道邮局如何工作；赚取工作收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无需成为经济学家；与朋友交谈而不知道喉部如何工作。这表明技术物不可能变得透明，且我们必须把这些抽象看作是自然的；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正因如此，现象学才把焦点放在“现象”上。

如果我们可以将主体间性的定义简化为包含主体—语境相关性，那么它的另一极，客体间性就具有客体—环境相关性。环境与语境不同：语境总是主体的意义选择，环境更加适时；它持续下去，并且需要一个（重新）结构化的过程来改变它。这种结构从一种物质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物质状态。关系的物质化明确了隐含的内容，也就是说，它缩短了距离或缩短了过去需要绕行以执行相同行动的弯路；多重明确性也产生了牵连，反过来再引入隐含性。关系的重构构成了一个新的接口，可以让人类进入世界与自然。这个接口同时是分裂与融合的。它分裂是因为技术发展要求越来越精确的物质与实践的定义，这导致了不断的分歧；它融合是因为人类实践总是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和需要而忽略这些差异并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我想在先前的段落中表明，传统的主体间性方法忽略了客体中物质化的大部分话语关系，或者将它们从属于主体间性认知的客体。相反，主体间性由相关性系统决定，这又是知识的沉淀。这种在个体内部性与民族群体之间表达的手头库存知识就是勒罗伊古汉所称的技术环境。

与此方法相反，我想说明对数码物的客体间性的分析是可能的，并且可以通过主体间性补充对文化的分析。[339]在此，我想再次快速回顾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与客体间性问题，因为我认为，就我们先前关于空间性的讨论而言，重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关系概念十分重要。除了胡塞尔关于主体还原能力的方法之外，海德格尔提出通过时间理解主体性，因为时间是历史的，而此在始终是历史的存在。例如，当我被问及“你今晚想出去吗？”并且回答“我没有时间”时。我确实有时间，但我将时间私人化，我把它当成自己的时间。但是最终，我处于历史的时间里，因为此在始终是历史的。这种对时间的阐释学观点将历史事件放在与编年记载的历史记录相比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因果关系网络中。因此，主体间性始终是历史和文化的。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提出了两种主体间性的理解。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在实体的纯粹自我中找到了它的展示性基础；对于海德格尔而言，主体间性在历史中的此在的被抛性（Geworfenheit）中找到了基础。

在我看来，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深刻不同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范畴性的，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时间性的，但正如我将提出的那样，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发现对客体间性矛盾但深刻的理解。简而言之：如果主体间性表达为胡塞尔一元自我的语法或海德格尔时间性（Zeitlichkeit）的语法，那么客体间性的核心就是客体之间关系的语法，这带给我们历史（Geschichte）与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海德格尔即刻抛弃了关系哲学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如何能仍旧认为他是一名客体间性的思想家呢？而且，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无尽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关系？一切都可能是关系的，甚至是时间与空间。我们也提出从休谟与罗素的角度来看待话语关系，他们通过关系而非偶性与实体来理解客体。因此，正如我们所见，对休谟而言，关系是客体性的基础，因此也是客体间性的基础。我们也暴露了休谟关系的不足，并对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进行了区分。休谟的关系是能思的，因为他想利用它们来推测思维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客体间性，我们可以分析社会关系，不是通过社会互动，而是通过技术系统中的物质化关系来分析。

我对客体间性的理解包含两个部分。首先，它指客体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物质化。技术的一般趋势在于通过将不可见成分或方面变为可见和可测量的形式，从而实现各种关系。这一物质化也意味着解决某些问题或扫除某些障碍的模式化。例如，当我们表示一个数学问题时，我们需要在纸上演算，将思维物质化为痕迹，之后我们可以重新组织这些痕迹以进一步计算。时间也可以成为机器的时间性关系：例如，设置早晨七点的闹钟可以将你唤醒，但是这种时间性关系既不由感情也不由感受性组成，而是物质接触；在早期，这些接触处于齿轮之间，现在它们处于石英与信号的震荡之间。客体间性的历史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自我展开；它也是其语言本身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应立刻在语法和语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客体间性从非物质变为物质，神圣变为世俗，无形变为有形。第二个方面是物质化的客体间性创造了自身环境，连接自然与人造。如果说魏克斯库尔的蜱虫赋予我们环境的基本概念，但它仍然是一个原始的概念（正如西蒙东所说的与心理图像及符号相对的第一范畴[340]），是由自然构成的。人类构建并使用延伸其敏感性的工具。同时，工具成为系统并创建自己的环境。

吉尔伯特·西蒙东或许是客体间性思想家中最具有系统性的一位。让我们重拾第一章中探讨的两个例子，以说明客体间性的上述两点。首先是从二极管到李·德富雷斯特三极管，然后到四极管、五极管的演进。二极管是一种单向控制电流的装置。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在真空管内，阴极被加热并因此被激活以释放电子。阳极带正电荷，从而吸引来自阴极的电子。当电压极性反转时，阳极不加热，因此不能发射电子；因而没有电流。三极管在阳极和阴极之间放置控制栅格。直流电流可以给栅格一个偏置：如果它是负电压，则会将一些电子排斥回阴极，从而充当放大器。一个四极管在控制栅格旁边放置一个屏栅极以控制放大率。客体间性是由电子的接触产生的，通过模式化，它们可以被有效地控制。

关于与环境有关的第二点，西蒙东经常谈到金堡（Guimbal）涡轮机（以发明它的工程师的名字命名），为了解决由于焦耳效应引起的能量损失与过热的问题，它使用油来润滑发动机，同时将其与水隔离；它也可以将河流纳入，作为涡轮机的驱动器和冷却剂。这里的河流是发动机的外部环境，但它也与发动机建立了联系，例如接触表面。这种关系在发动机的实现中物质化。在数码物中，我们通过由表征确定并由自动化控制的虚拟关系看到另一种类型的物质化。我们研究了第一种标记语言——通用标记语言，它是为了解决不同软件在计算同一对象时不兼容的问题而发明的。通用标记语言通过为不同的软件生成一个通用对象来解决兼容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关系数据库的出现也是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但当时数码物的概念还没有具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元数据标准（如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以及网络本体）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数码物的应用范围，使其可以在任何地点和时间被任何基于网络的工具使用。

客体间性是一个现实，也是一种持续被激发（改进）的媒介，可以解决不同系统（包括人类与技术系统）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这不是即刻显而易见的。我想通过重新解读海德格尔1949/1950的文章《物》与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一书中对技术物产生的论述来揭示这种理解的基础。在客体间性的早期阶段，数据总是给予的。数据的所予也是世界的所予。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总是经验到某些给予的东西，不仅是物理上存在的某种东西，而且也是给予我们知觉的东西，这是我们经验的主要来源。我们不应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对象那样，将人和经验的客体作为对立。相反，它们都应该被理解为在世存有，意即它们的共存性。在描述了电视、收音机、飞机等当前技术发展之后，海德格尔写道，由于技术进步，地点、人和时区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然而，他质疑，这种距离的消失是否真的意味着接近，他问道：

当远距离的消失造成所有事物都同样遥远与接近，会发生什么？什么是一切都不远不近——就像没有距离一样——的单一性？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一起，形成同一的无距离。如何？将所有东西都融入无距离难道不比所有都分开更为诡异？[341]

海德格尔主张回归物。此处的物不是我们通过使用日常范畴来思考的客体。相反，海德格尔挑起了一系列新的范畴来展现事物的物性。我的诠释如下：海德格尔表明，物性只能根据与其环境相关的关系来考虑；这样就不再有客体性，而是具有客体间性。这种客体间性的特征是四重性（Geviert），海德格尔通过壶的例子说明了它的本质：壶的壶性必须通过大地（Erde）、天空（Himmel）、诸神（Gttlichen）与凡人（Sterblichen）来理解。物（Ding）的秘密在于它不能被认为是对立的东西——对象——而应该被理解为是存在物的集合，存在（Being）在其中自我揭示。对海德格尔而言，客体与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物依靠自身，而一个客体站于对立；物聚集，而客体建立距离。物一词来自古德语dinc，它也意味着为庆祝和庆典等特定目的而聚集：

然而，在哲学中经久且普遍使用的术语“物”的含义，抑或“物”一词的古高地德语含义，都无济于我们迫切需要发现并充分思考的壶本质的本源。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想，“物”一词旧用法中的一个语义因素，即“聚集”，确实说明了壶的本质。[342]

聚集根据其时代的技术性来描述客体间性。物，此处是一个壶，也是一个技术物，它从远处将其他事物聚集。在这一四重环境中，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只有此在，存在于其他事物当中，作为聚集的一部分。这种事件参与（Ereignis）瓦解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元结构。这可能是对客体间性的第一次理论探索，也是通过人造物恢复到存在的神奇时刻的哲学努力。数码物如何被理解为四重？这或许是可能的，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四重不应被看作是可应用于事物的规则；相反，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思考客体间性的方式。为了彻底澄清，我们需要回到西蒙东提出的关于技术历史的假设。西蒙东意图概述始于原始魔法时刻的技术历史。在古代，魔法是前技术与前宗教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区别；正如西蒙东所言：

与世界的魔法关系模式根本不缺乏组织：相反，它蕴含着丰富的附属于世界与人类的隐含组织；在此时，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仍未具体化，也未由专门的物体或人类构成，而中介[343]在功能上存在于第一个结构化中，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它造成了世界中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区别。技术性表现为解决非协调性的结构：它将图形功能专门化，而另一方面，宗教则将背景功能专门化。[344]

西蒙东从格式塔心理学中提取了图形—背景的概念，这表明形式的感知源于图形与背景之间的竞争。[345]在这种魔法化存在方式的结构化中，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区别出现并且互相结对。换而言之，图形是背景的图形，背景是图形的背景。在原始的魔法模式中存在奇点，如某些展现魔法力量的场所与时刻，将人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些场所和时刻成为焦点（hubs）或西蒙东所说的网络化关键点（points clefs）。客体间性——更何况在这一语境下客体一词仍未存在——以无形且非物质的方式运作。正如西蒙东所言，这些关键点在远处——就好像通过可以在远处施加作用的力一样——运作。当图形与背景分离，客体与主体分离时，断裂发生。在这一瞬间，我们观察到两个分裂。首先，宗教的背景主观化与技术的图形客观化分裂。技术物与背景分离，在任意地点与时间遍历几何空间与功能，然后在技术性上过时。将技术物普遍化的意愿需要新的关系，这些关系将物体或技术组合的不同部分重新组合在一起——它们不再作为魔法从远处作用，而是通过接触与步骤作用：

与此同时，关键点失去了相互的网络化以及它们从远处施加影响的力量，它们同技术物一样，只能通过接触逐点逐时地作用。关键点网络的断裂释放了背景的特征，反过来，它们脱离了自身量化且具体的狭隘背景，在所有的时空中飘浮在整个世界上。[346]

尽管西蒙东与海德格尔之间存在差异，我仍旧将海德格尔刻画为客体间性思想家，因为海德格尔试图在哲学中发现一种重新联结此在、物与宇宙的力量，也就是说，通过一定的哲学思考轨迹，重新将人类联结于它曾疏远的世界。海德格尔批判从柏拉图到当代科技对物的理念化，认为物是持存（Bestand）的观点。这一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系谱学的，因为它概述了一条从根本遗忘出发的问题道路以及基本本体论的要求。海德格尔希望重新将技术物，例如壶，当作一个能够让人类重新联结到将发生的世界的场所。他有一种将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转化为无形的魔法关系的倾向，或者如西蒙东所言，倾向于返回到背景与图形的整体或统一。当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对工具的烦忙以及对历史性理解的阐释学方法总是指在场却不在手的背景时，我们也可以从《存在与时间》中得到类似的解读。例如，在解释使用锤子的上手性时，意义来自背景，它由既存的习惯与文化知识组成，这种知识是此在所无法主题性掌握的。

我们在第三章中对海德格尔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的诠释也表明了语境与环境之间的阐释学关系：在语境中的时间——在时间中的语境。当我们使用锤子时，我们处在出于某种目的做某事的背景下；相反，我们使用它的方式则需要大量的背景信息，比如我们的习惯，适合特定目的的锤子特性，以及我们与锤子的关系。因此，对海德格尔而言，此在存在的时间性越出是由处于此在与世界耦合中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从《存在与时间》（1927）到《物》（1950），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也在语境和环境之间徘徊。在先前关于客体间性概念的探讨中，我们发现这一概念可以构成理解世界及其转变的哲学任务。我们应该思考数码的物质性如何在技术系统内进一步重新构建时间、语境与环境的概念。

西蒙东的方法全然不同，但他与海德格尔有着相同的任务——他们都认为哲学是一种中介，可以产生融合，以补偿技术思想与宗教思想，实践与理论的分裂。西蒙东并没有将本体论作为存在物的根基，而是提出思考技术物的起源以及技术性的谱系，并在发明过程中找寻出路。起源与个体化的过程相似；它是由两种非协调性产生的：第一，与自身不协调，第二，与其环境不协调。起源在某种意义上是物体的内在动力，也是它的宿命：

图形与背景彼此分开，以便与它们所附着的世界脱离；关键点客观化，只是它们保留了中介功能特征，变得工具化、机动化，能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刻发挥作用：与图形一样，曾是背景关键的关键点脱离背景，成为技术物，它们可移动，并且从环境中抽象出来。[347]

技术中介还必须考虑到我们正在思考的物体的数量级。例如，壶充当使用者与液体之间的中介。我们并非任意选择技术物，譬如，它必须遵从液体的数量级。我们无法使用漏勺来盛装液体。如西蒙东所示，这些不同的技术物——例如一个壶和一个漏勺——包含了某些客体间性的技术中介。客体间性不是一个一般术语，而必须根据不同的数量级来理解，譬如，根据液体与粉末的层级以及岩石与树木的层级之间的差异，而技术是寻求解决方案，调和由不同数量级引起的非协调性：

这些不同的中介具有共同的适应系统本质；液体分子或粉末颗粒的数量级使人体无法对其操纵自如，只能借助能够承装数以十亿液体分子或粉末颗粒的中介物。[348]

海德格尔还提到壶是为人类分配并盛装葡萄酒的中介：“壶的虚空是如何盛装的？它通过接受所注入的东西来盛装。它通过保存它所接受的东西来盛装。虚空以双重方式盛装：承接与保存……虚空的双重盛装依赖于倾注……从壶里倒出就是给予。”[349]物的本质是它跨越距离的统一力量。这种可以从远处在物中统一的客体间性——正如我们在西蒙东的引言中所见——慢慢地被接触、瞬间等所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对西蒙东而言已经远离了原始的魔法思想，并给出了技术经验（expérience technique）的“第一直观”：

亚里士多德描述形式与质料关系的方式——这种方式尤其表现为质料对形式的渴望（如女性渴望男性那样，物质渴望形式）——已经从原始的魔法思想中去除了，因为这种渴望只能在初始分离的条件下存在，而它既是质料又是形式的唯一存在。[350]

我主张的是，技术物的起源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客体间性的发明，它试图物质化客体之间的关系并解决内部与外部环境的不协调问题。对西蒙东而言，发明并非来自某个随机历史时刻的天才，而总是对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技术障碍造成的中断或不连续，并且是阻碍进步的障碍。[351]西蒙东自然是通过协调性的视角，历数由成分、物体、组合到个体的技术物门类，从而研究客体间性起源的先驱者之一。在同一段中，西蒙东提到海德格尔：“根据海德格尔的表述，认识技术现实本质的思想，在分离的物体与器具之外，揭示了超越分离的物体以及专门化的职业的技术组织的本质与影响。”[352]数据模式、本体和协议的发展使事物与用户彼此更加接近，并缩短了信息获取所需的时间和地理距离。它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融合，借此我们可以谈论物联网、社交媒体等。我们可以将这个整体称为技术系统。

客体间性的最终表现是形成穿越所有空间和时间障碍的技术系统。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客体间性成为了一种徒劳无益的力量，正如海德格尔在1950年的文章《物》的开篇所讲，距离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接近——如果我们将这种接近性理解为物（Ding）/聚集（dinc）双重意义上的融合方式。那么技术系统又为何物？我们如何才能在数字环境中将其概念化？环境与系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区分，因为技术系统这一术语的扩散意味着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思想中的重要时刻。马秋·特里克洛（Mathieu Triclot）在《技术环境——概念的系谱》中提出，技术环境这一术语已经慢慢被技术系统所取代。[353]更确切地说，根据特里克洛对谷歌工具的分析（尽管此研究方法结果的准确性可能会招致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技术系统这一术语直到1968年才在法语界变得越来越流行。之后，它的使用量下降到最低水平，并且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再次开始流行，自此它几乎取代了技术环境这一术语。我们或许会推测可能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环境抗拒分析（除了西蒙东的缔合环境，我们将在第六章中再次提到）。与技术系统相比，环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中关系是指涉性的，而在技术系统中，关系与结构更加具体化。但对我们而言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技术系统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什么？我对技术系统的理解受到两位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贝特朗·吉勒（Bertrand Gille）与哲学家雅克·艾吕尔——的启发。

艾吕尔使用了技术员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一词，它被翻译成“技术系统”（technological system），但它的字面意思是“技术人员系统”。吉尔使用系统技术（le système technique）一词。这两个原始术语实际上比通常的翻译“技术系统”的范围更广。我认为，技术员系统实际上可能更适合捕捉我们的当代情况，因为我们的文化正日益成为技术工程文化。任何这些术语的选择都可能引起混淆，特别因为对某些历史学家而言，技术系统（technical system）一直是存在的。读者应该注意，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技术系统”（technical system）的翻译是优先的，因为我想将技术系统与技术环境进行对比。艾吕尔的动态技术系统深受西蒙东以及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以及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借鉴西蒙东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艾吕尔将从物体到组合，再到子系统与系统的发展作为他本人理论的基础：

变得可分离的技术物可以按照某种安排与其他技术物组合：技术世界提供了无限的组合与连接的可能性……构建技术物意味着筹备可用性：工业组合不是唯一可以用技术物实现的组合——我们也可以实现非生产性组合，其目标是通过有组织的中介的规则串联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以创建一个人类思想与自然的耦合。技术世界作为一种可变系统介于二者之间。[354]

艾吕尔提出，要研究一种特定的技术，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工具，而应该把它当成是一个技术系统来研究。[355]技术系统不是单纯地按随机方式对其成分进行组合，而是遵循某些因果关系并构成其整体。技术系统根据自己的逻辑进化，好像它本身就有一种存在。技术正在逐渐“将自己组织为一个封闭的世界”[356]，这一过程也消除了非技术因素。[357]但是人们可以发现不同技术系统之间的同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艾吕尔的理解来自对西蒙东的技术演进与冯·诺依曼的自我复制系统的平行解读。与艾吕尔相似，贝特朗·吉勒将技术系统的概念发展为一组彼此相互依赖并保持某种一致性的技术：

所有的技术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彼此，并且它们之间需要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所有结构，所有组合与所有过程的不同层次的连贯性组合，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技术系统。[358]

吉勒的技术系统概念部分来自艾吕尔。事实上，吉勒在其文章《技术系统的概念》（La notion de“système technique”）[359]中批评了艾吕尔对技术系统另一方面的无知。吉勒认为，人们应该通过其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来研究系统，而艾吕尔只强调动态方面，如自我复制。技术系统的静态方面包括保证不同子系统，组合与物体的内部一致性的结构。如此思考，吉勒的分析与我们对数码物的分析更为接近，因为内部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基础设施的标准化。技术系统中的客体间关系需要保持连贯，以便每个部分相互影响。对吉勒而言，更应讨论系统的兼容性而非其同构；有些系统或许的确能够连接到其他系统，但这种兼容性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艾吕尔与吉勒之间的区别在于，吉勒强调静态结构的重要性在于赋予连贯性，而艾吕尔则关注技术系统的动态性质，该系统通过将指涉关系整合为可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而演进。此处两个方面我们都会关注，因为它们表现为两个数量级。

对技术系统的这一思考将我们引向两个研究。首先，我们关心的是系统的静态的客体间结构；其次，我们关心与其连接的其他系统的动态重构。吉勒已经表明，技术系统的演进总是需要从人类系统（如其社会、政治和法律维度）中残酷且剧烈地割离，以创造技术系统的连贯性。[360]在这样的断裂中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人类系统对技术系统的演进造成阻力，第二，人类系统必须改变以适应技术发展。在数字化的情况下，这种重构变得可见与可物化；随后我们将看到这是如何帮助我们迈入对西蒙东所说的产生转导效应的量子跃迁的思考。

艾吕尔在他的书中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技术系统已经取代了技术环境。对艾吕尔而言，决定性的时刻是计算机的发明与数据处理技术的出现。这是本书决定从数据方面而不是二进制代码方面研究数码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怎样才能构成一个以连贯的方式物质化客体间关系的技术系统？答案是通过计算机。例如，考虑一个城市数据库，我们观察到它将不同的组成部分连接在一起，例如人口普查结果、水、电话、电力、运输以及其他网络。因此，我认为艾吕尔实际上并没有忽视技术系统的静态部分；相反，他已经将数据视为允许连接不同部分的客体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物质形式。对我而言，数码最深刻的现实不是二进制运作的实现，而是数据处理的实现。艾吕尔清晰地看到，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远远超越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

数据处理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计算机的存在，出现了技术组合的内部系统学，表现为信息层面并在此层面上运行。通过全面和综合的相互信息，子系统得到协调。这是任何人，任何人类组织，任何构造都做不到的事情。技术越是发展，技术领域就变得越是独立、自主与不连贯。只有计算机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但很明显，它不可能是一台计算机。它必须是一个在系统所有通信点上相互联系工作的计算机组合。这个组合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之间连接的子系统。[361]

目前在英语界中，技术系统被称为信息系统。我们或许可以说，艾吕尔技术系统概念的决定性发明就是数据库的出现。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如我们可能所想”的著名文章，计算机科学家大卫·艾兰·格里尔（David Alan Grier）展示了文中信息系统发展的脉络。[362]布什想象了一个名为Memex的未来机器，它或多或少像一件使用缩微胶片作为存储系统的设备，以便用户可以轻松浏览大量文档。格里尔认为这是信息系统概念的开端。信息检索的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的第一代计算机的参与者中还不存在，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是用于计算的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IBM，诞生了一些着重于信息检索的项目，譬如那些生产RAMAC计算机（1956年）的项目。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其他实践项目都在使用数据库与搜索算法进行信息检索。但正如格里尔所指出的，是科德发明的关系数据库实现了信息系统的梦想。数据处理进入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历史阶段。

格里尔还指出，在庆祝布什“如我们可能所想”五十周年的会议上，在蒂姆·伯纳斯李，泰德·尼尔森，艾伦·凯（Alan Kay）等先驱者在场之时，人们宣布“万维网与互联网在学术生活以及越来越多的商业和个人领域的普及，突出表明网络是布什的设想中最广泛的实例”。这对格里尔而言也意味着信息系统的终结，因为“如果网络被视为一个数据库，它将大大超出科德的框架”。[363]格里尔认为，关系数据库在信息检索历史中的出现与商业模式和发展密切相关：“科德开发了一种结构，可以令商务人士关注某些类型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企业如何考虑客户、账单和员工。”[364]

格里尔的观点可以通过其他例子来支持，比如用于公司行政和组织程序自动化的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生产企业资源规划软件的领先企业之一甲骨文公司以数据库系统起家。然而，我并不认为信息系统与网络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分离：网络并没有通过消除数据库的作用来取代信息系统，相反，我认为它进一步物质化由统一资源定位符所表示的更精细的关系。统一资源定位符甚至不是20世纪80和90年代的超链接：它们是指示主体、客体、谓述（RDF）的较小存在物。更精细的关系划分还可以实现另一个级别的自动化。这意味着能用数据库管理的组织结构与程序现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精细的可物质化的客体间关系。譬如，当我们谈论事物的数据化时，我们看到物流公司如何使用射频识别（RFID）将物体变成网络上可管理、可追踪的数字数据。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交系统（如社交网站）中使用数码物来捕捉社交关系。在第六章中，我们还将看到雅各布·莫雷诺在Facebook上实现社会关系测量学，将其作为从数码物的角度捕捉社会关系的手段。

艾吕尔在评论技术系统的出现时写道：“它按时行动，我们可以说，它为了生产时间而有损于空间。它为人类创造了时间，同时减少了空间。”[365]时间同时是话语性和存在性的。说时间是客体间性的核心关系或许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时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的变化，因此这里构成了客体间关系而非纯粹的流或主观经验。我们或许可以推导与主流存在主义并置的海德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把酒倒出酒壶是一种给予行为，一种礼物。[366]时间总是作为礼物给予的，而这种所予必须统一起来，聚集在一起，令我们能——在其中也为其本身——经验其存在的深刻性。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一点，我们或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物中有没有时间？或者说，物的时间性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属性吗？也就是说，时间客观存在于事物内部还是依赖于心智？我们已经看到，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试图基于时间或第三持存来理解技术。时间就像空间；它不在客体内，也不在主体内。时间既是定义了此在的有限性及其日常存在的存在关系，又是在技术中空间化的外部关系。相比之下，西蒙东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在讨论晶体的个体化时，他写道：“人们也可以说时间是关系，只有不对称的真实关系。物理时间作为无定形项与结构项之间的关系存在，第一个是势能的载体，第二个是不对称结构。”[367]时间充当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关系，作为偶然关联以及量子跃迁的中介；在这种转变中，无定形变成了物质与具体。

海德格尔在写道“博物馆中保存的古董的过去是什么？”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工具曾是上手，但现在它已经成为在手。海德格尔关于古董历史性的问题使他对《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中对上手的解释产生了疑问：

当它还未过去时，我们凭什么将这个物体称作“历史的”？或者说这些“物体”“本身”有“过去”，尽管它们如今仍然是在手？那么这些在手如今仍旧是它们曾经的样子吗？……那么，这个器具中的过去是什么？如今不再是它们曾经样子的“物体”是什么？它们仍然是可以明确使用的器具；但它们已不再被使用。然而，假设它们如今仍然在使用，就像许多传家宝一样；它们会不会还不是历史的？[368]

在同一段文字中，海德格尔回答了“什么是‘过去’”的问题，他指出：“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在此之中它们属于器具的语境，被看作上手，并被曾经在世存有的烦忙此在所使用。”[369]换而言之，过去——也就是时间——在没有涉及此在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无法被分析；博物馆中的古代工具被称为历史的，因为它已经作为上手从当前此在的世界中移除了。“曾是”表明，客体间关系无法与此在的习惯或知识相结合。这种解耦是由于某些客体间关系的临近而产生的。蒸汽与活塞、活塞与蒸汽套、齿轮与链条之间的物质化接触被其他类型的关系所取代。确实，物体在其对器具性的归属语境中表现为一种工具。一个物体根据不同的数量级进入不同的系统（技术、社会、经济、政治）。一把锤子不仅仅自我表示为上手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商品，是一种由多台机器和工人创造的产品，并且由具有不同物流手段的资源网络所组合。正如西蒙东所言，物比此在更持久——它们是非时间且普遍的。尽管它们可能有一段生命周期——在某一段时间内流行——例如由于时尚的缘故，但它们是不朽的，正如诗人贺拉斯（Horace）所说，“吾将永垂不朽”。[370]物体内的多重时间向我们呈现过去以及对于此在的过去。物体的含义总是与它所处的特定环境与系统有关，但是意义可以被构成，而它不能还原为现象（例如，不同属性与联系之间关系的比较），或纯粹的时间性。

海德格尔在特定的人类历史时期将工具与此在语境化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系统中对其进行的语境化。先前技术系统中的器具在新的系统中不再可用，譬如，曾经每个计算机用户必不可少的软盘如今已完全过时了。对海德格尔而言，过去并非时间的感知，而是此在与现存工具之间的非协调。如今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是时间的感知，而是技术系统中时间的存在方式，技术系统使某些客体间关系过时，被另一些取代。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时钟时间，技术系统中时间的呈现并非同质。相反，时钟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物质条件下的三种时间解释，包括时钟时间，逻辑时间与拓扑时间。

时钟时间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批判的时钟时间只是充当同步功能的技术系统中时间的一种存在方式。在一个技术系统中，技术物的同步总是由不同的因果关系触发的。例如，在一个官僚体系中，我们总是需要等待一份文件传达给正确的人。在数字系统中，我们同样需要与机器时间同步。受海德格尔的启发，计算机科学家菲利普·阿格雷用一个与门来说明这一点：抽象是两个输入进入与门所产生的输出的真值。抽象几乎没有时间。或者如果说它有，那就永远是时刻。它是通过信号的物理到达来执行的，这取决于线路的长度和阻抗。[371]考虑一个更复杂的电路，它由许多不同的电子门组成：执行（物理性）与抽象必须同步；否则会产生不正确的输出，整个电路将处于混乱状态。这种同步可以通过“钟控机制”来实现：

时钟模式可能变得反复无常地复杂，但最简单的模式称为“两相非交叠时钟”；它表示为嘀，嗒，嘀，嗒，嘀，嗒……只要电路处于运行状态，嘀表示“让我们给电路输入一些新的值”，而嗒表示“让我们假设电路有足够的时间来稳定下来，因此它们的输出目前与输入一致”。[372]

钟控机制控制计算机系统的物理性。它是抽象时间，与阿格雷所说的“真实时间”有区别。后者是人类时间意义上的“真实”。在这一解耦中，抽象时间也支配“真实时间”，如等待。这两个时间系统之间的并行指向标准化时钟时间，用于控制系统的物理性，如同步几何距离。这种同步同时也给了我们海德格尔主要批判的接近错觉。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关于同步的不同数量级。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一级。如今，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电话会议可以通过协调世界时（UTC）或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同步。[373]同步要求必须有一个通用标准，打破空间与文化局限性的障碍。这样的标准如今是在各个层面塑造技术系统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见，语义网标准是这些力量之一；它试图以互操作性之名与其他力量整合，并将数字环境整合为统一的技术系统。这一整合过程同时也是技术系统的自我改造。

通过这种通用等价物，差异可以通过标准化转换得以消除。如今，按照协调世界时标准，人们可以忽略地理或文化差异；例如，澳大利亚中部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不一致，但我们现在可以在国际电话会议上忽略这一事实。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这种向普遍还原的愿望视为绕过社会与文化差异，克服地理障碍的尝试。在我们对时间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这种还原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它重新塑造了我们与空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前将时间理解为源于对空间理解的几何直觉，那么在数字环境中，我们目睹了相反的情况：空间由时间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数码物的空间不可寻址。

对17和18世纪海军历史的快速回顾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17世纪，[374]水手们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是确定他们的船在海上的确切位置。正如我们今天所学，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它的经纬度来定位。理论上，可以通过使用一些仪器测量海洋与太阳或极地恒星之间的角度来计算纬度。但要做到这一点最初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最终，人们找到了解决此问题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定位星图来进行比较，但伊斯兰或欧洲文化中现有的地图都不准确，这也需要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时差计算经度。这即使是对于今天的小学生而言也非常简单；例如，纽约与伦敦之间的时差是五小时，每小时相当于十五度的经度，所以总共有七十五度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水手无法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同步。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一个抽象时间：它只能通过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时钟工具与空间同步。在18世纪，荷兰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发明了摆钟。这使我们有希望准确表示时间，以便水手们能够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同步。不幸的是，即使是英国人乔治·格雷汉姆（George Graham）制造的最精确的摆钟，也没能在海上工作。直到1760年，当英国技师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完善了他划时代的、如今被称为H4的时钟，它为海军航行克服了最大的障碍。伴随着它在时间计算上带来的进步，东印度公司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在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穿行，为其祖国带来财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位。时钟时间现在是对抽象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的补充，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又决定了地理形式。我们如今很容易忽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历史关系，好像它们是独立存在一样。当人们使用全球定位系统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位置由全球49个地点的260个原子钟决定。时间优于空间。在数字环境中，我们可以将这一技术遗产看作自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推出以来一直沿用的演进。在任何情况下，空间都是源于抽象时间，经过时钟，并表现为经度和纬度的两个值；这种地理信息也经常被形式化为数码物。这种重新定位是从技术系统投射到人类系统上的，在这个人与事物进一步加倍的情况下，基于电信网络的时间同步创建了一个新系统，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实时”：没有延迟或等待的互动。

逻辑时间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时间的第二个数量级，时间从指示到指令，从一个同步到另一级的同步。万维网联盟提出的有关语义网的时间本体就是最好的例证。[375]信息系统中的时间本体通常基于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的早期工作。这一规范中最有趣的是“拓扑时间关系”的概念。我认为将其与第三级时间（也是我们所说的拓扑时间）进行比较是大有裨益的。现代技术中的时间通常被认为由协助同步或日历系统的可测量单位组成。这一抽象在数字环境中赋予时间数码物。通过“时间本体”，语义网的研究者提出根据三个不同方面来理解时间：（1）拓扑时间关系；（2）测量期间；（3）时钟与日历。这三个方面源自它们的实用性，但同时它们也在数码物的感知中产生了新的时间形式。

语义网的研究人员杰里·霍布斯（Jerry Hobbes）与潘冯（Feng Pan）考虑了两个基本的时间单位，即瞬时与间隔。瞬时是指定时刻的基本单位；间隔由两个瞬时指定，指示其开端与终点。基于间隔和瞬时，用户能够首先指定存在于不同时间性存在之间的拓扑时间关系，例如，之前、之后、期间。这些拓扑时间关系指定事件的发生以及发生的顺序。这些拓扑时间关系实际上是描述事件发生顺序的逻辑命题。存在两类时间关系：一类是“之前”，另一类包含各种间隔关系，包括“间隔等”（intervalequal），“间隔前”（intervalbefore），“间隔接触”（intervalmeets），“间隔重叠”（intervaloverlaps），“间隔开始”（intervalstarts），“间隔期间”（intervalduring）等等。我将引用两位作者的例子来展示“之前”的时间关系以及一个间隔关系intEqual（等间隔）：

例1“之前”。它表示所有（时间存在T1与T2，如果T1在T2之前，它意味着存在（T1与T2，T1的结束时间（t1）在T2的开始时间（t2）之前（T1，T2）[before（T1，T2）≡（t1，t2）[ends（t1，T1）∧begins（t2，T2）∧before（t1，t2）]][376]

例2“intEqual”。它表示对于所有时间存在T1与T2而言，如果T1与T2有相等的间隔，那么它意味着T1与T2都是间隔，对于所有时间T1而言，T1的开始时间与T2的开始时间等同，且二者的结束时间等同。

（T1，T2）[intEquals（T1，T2）≡[ProperInterval（T1）∧ProperInterval（T2）∧（t1）[begins（t1，T1）≡begins（t1，T2）]∧（t）[ends（t, T）≡ends（t, T）]]][377]

其次，间隔的持续时间被理解为基于当前时间标准（例如日、小时、分钟或秒）的算术计算。作者们还指定了不同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譬如，通过两个谓词“串联”（concatenation）和“有”（hath）。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是较小时间单位的串联，而一个“有”描述串联成一个较大间隔的较小单位间隔的个数。换而言之，它们指定了构成特定大间隔的集合内的成员之间的关系。第三，用户可以将时区与日历的当前表征用于该本体，以同步不同的用户与事件。

在我们进行分析之前，我必须做两点评论。首先，不同的哲学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时间表征。例如，在伯格森的绵延（duration）里，“时刻”不是逻辑的时间单位，因为对他而言，绵延不能被理解为一系列时刻。[378]其次，“拓扑时间关系”又对我们而言是客体间关系，它来自划分为不同的单位的时间，以及这些单位之间的拓扑关系，例如之前、等同、期间、重叠、开始和结束。[379]它们是话语关系，由此可以导出某些属性的比较。[380]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拓扑时间概念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阐释学结构。海德格尔批判认为时钟时间不是本真的，并将它看作是一种机械经验，它为此在的时间性越出设定了界限。拓扑时间是指物体与此在联结时所揭示的存在关系（但这不是由此在或物体本身产生的）。

拓扑时间

拓扑时间需要时间寄寓物体，就像当此在遭遇不再是上手的器具时，过去在这种不协调性中自我显露。当然，我们可以思考过去，思考昨天我们吃过的东西，前天与我们聊过的人，但是这种对过去的记忆并没有以身体的方式经验过去，如在博物馆遭遇一个古代的工具。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技术现实被视为“已在”，而不是被明确审问。如果这般时间经验依赖于物体，人们还可以将海德格尔的“已在”视为通过日历可以检索到的东西以及时间的同步性质。没有机械或数字时钟，日、月和星辰可以作为时间可分性的指标。这些不精确的测量结果成为一种约束力，将景观与此在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再次看到《物》的主题。因为精确是分离的根源，所以没有它，技术过程就不会存在，并且通过回归这种指涉关系（以天体作为时间感的基础）而被撤销。或者，我们必须认识到时间的技术性，这已经通过在技术组合内观察恒星并在技术系统中慢慢实现并保留下来而得到了体现。我们需要对数字环境中的时间持有物质性的看法，这使得对时钟时间的批判变得更为复杂。我在这里提出将注意力转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提出的另一种拓扑时间概念，因为我认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对时间更为物质性的理解，同时却也与海德格尔相近。塞尔并未把时间视为一种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渗透性的物质：

（时间）流逝/通过[381]（pass），又不流逝/通过。我们必须使流逝一词靠近passoir——“漏勺”。时间不会流；它会渗透。这意味着它通过又通不过。我非常喜欢渗滤理论，它告诉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明显、具体、具有决定性、又全新的东西。[382]

时间是要过滤的东西；其中一些消失了，而另一些保留在物体或环境中。就像一罐从漏勺滤过的食物，一些过滤下来，而另一些流逝。然而，这种视觉形象与时间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留的不仅仅是物质（如蔬菜或豆类），而是某种特定的“规则”。为进一步表述他的时间模型，塞尔提出：“在手帕上勾画一些垂直网络，如笛卡尔坐标，你就可以定义距离。但是，如果把它折叠起来，从马德里到巴黎的距离可能会突然消失，而另一方面，从万塞那到科隆布的距离可能会变得无限……我们自发使用的时间模仿自然整数的连续性。”[383]时间的几何直观是一条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的线，是度量性的。塞尔的拓扑模型通过表明时间打开、收敛、爆炸，从而破坏了这种直观。不仅事件的未来不可预测，而且时间的传播本身也是不可预测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网络，换而言之，是通过不同物体且在它们之中表达的关系：

早些时候，我以一辆可以追溯回几个时代的汽车为例；每一个历史时代都同样是多时的，同时取自陈旧、当代与未来派。因此一个物体、一种情况是多色的、多时的，并且揭示了一个聚集在一起，有多个褶的时间。[384]

塞尔的拓扑时间与普里高津的“内部时间”同构，但普里高津的概念从物理学发展而来。作为塞尔的理解的补充，普里高津的理论指向了现代科学对时间性的误解。在他关于量子力学里时间不可逆性的讲座“时间的再发现”中，普里高津批判了这样的事实：在理论物理学中，没有历史的容身之处。他并非指科学的历史，而是说过去的概念总是由时间本身的存在组成的，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现实”。特别是对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系统，描述轨迹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物理运动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可以用分区来描述系统。当它在分区中被描述时，我们只能凭借相空间而不是它的确切状态来了解它，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与经典力学不同的时间来理解它：

由米斯拉（B.Misra）认可的高度不稳定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我们可以为这样的系统引入一个与“内部时间”或“内部时代”相对应的新概念。内部时间与我可以在手表上看到的通常的参数时间大不相同。它更接近我遇到陌生人时询问的问题，我想知道他多大年纪。很明显，答案将取决于整体外观。他的年龄不能从头发的颜色，皮肤上的皱纹中看出。这取决于整体方面。[385]

陌生人可能会向我们展示不同的时间痕迹，但为了估计他的年龄，我们需要重新组合这些痕迹。它们不对应于时钟上的某个时刻，而是始终对应于拓扑时间性。在古代博物馆里作为在手的器具中，我们看不到物体的确切过去（如，究竟是谁在使用该工具，具体何时使用该工具），但我们仍然“看到”留存在那里的过去。也就是说，由于它的可分性及其基础，时间带给我们历史性。物体中的这些时间残留与此在的知识相结合，产生了语境和环境固有的存在关系。渗透需要多个物体来形成时间拓扑结构：与城镇一样，时间可能被视为不同时代的建筑物所表现的属性，但在作为技术系统的城镇内以不同方式保留（通过电力、电话、水管、道路等）。数码物的时间本体被认为是一系列事件，例如，记录于其创建、修改和删除的时间戳中，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级，它必须被理解为物质性的渗透时间的拓扑。“拓扑时间关系”允许我们在物质意义上掌握拓扑时间性，这一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这第三物质级可以被看作是特定技术的偶然性效应。拓扑时间性的所予性与拓扑时间关系相关联——先前在记忆中，在笔记本中，在日历中存在的客体间关系，如今无处不在地存在于所有类型的数码物中。

数码物将客体间关系具体化，并允许一个系统的建立：这可能被理解为对即将到来的语义网或网络的愿景。它们不仅将事物连接在一起，而且还以可导航的拓扑形式具体化时间。在数字环境中，我们生活在越来越明确且可预测的拓扑时间中。时间变得情感化，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存在关系，而且因为它变得越来越有话语性，越来越精确。本章的核心是，作为文化分析手段的主体间性可以通过另一个极来补充：通过系统理解关系与物化过程来研究客体间性。如果没有客体间性的物化以及使这些关系连贯的结构，就不能建立一个系统。使它们连贯也是一个同步过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键、键值、缓存器、累加器、阴极射线以及屏幕之间关系的实现，那么手指在键盘上的动作就不会产生期望的效果。对客体间性的分析意味着主体间性的转移，从以主体为中心的话语转向以物为中心的方法：以“我思”为特征的笛卡尔主体与说出“我比较”的休谟主体在技术发展中缓慢消失并作为技术系统的功能集成在一起。在一篇题为“人类进步的极限”的文章中，西蒙东回应了哲学家雷蒙·鲁耶（Raymond Ruyert）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杂志”（1958）中发表的同名文章。西蒙东认为系统已经从人类语言系统转变为人类信仰系统，现在正在转向人类技术系统。因为在过渡阶段，人类在系统内部发现更多的共鸣，它们从语言到宗教，再到技术物。共鸣意味着一个内在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不断将中介具体化，并且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从语言到宗教再到技术物）。西蒙东因此评论了技术的系统化：

系统化的真正中心在转移。首先处于人与客体的具体化之间。逐渐地，构成系统的仅仅是客体的具体化。人被去中心，具体化将自身机械化与自动化；语言成为语法，宗教成为神学。[386]

时间在技术系统中人为构成，但它仍旧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具体且物质的客体间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同步给我们带来了自由的危险，因为我们可能会问：在一个越来越具体的技术系统中，它是否不一定意味着被持续控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思想家以不同方式问询技术与控制之间关系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座架本质的批判。人类在技术系统中的地位为何？海德格尔问道：“我们如今在何处？我们已经得出了这样的见解：对于‘到事物本身’的呼吁，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387]为了追溯此在的此，海德格尔通过利用一种新的客体间关系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在这里复原一个细微差别。一开始，我们将海德格尔定义为一个客体间关系思想家，因为他不仅发现了器具性中存在的客体间关系——意义与接触，而且还想要引发一种新的客体间关系，一种自我去物质化的关系，譬如在天、地、神、凡的例子中。这些新的关系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使命的诠释产生共鸣：“认为存在物是一个整体——世界、人类、上帝——关于存在，关于存在物共同归属与存在。”[388]

将西蒙东与海德格尔对立会很容易，然而西蒙东并没有庆祝人类从中心流离失所的事实，因为这也是人类失去其作为技术个体角色的异化条件之一。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与西蒙东的思想中确定一种强烈的融合概念，作为对此情形的补救：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作为聚集的物；对于西蒙东而言，哲学的任务是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统一技术与宗教，理论与实践的分歧，并恢复人类作为技术个体的角色。事实上，谈到融合，西蒙东直接提到了海德格尔：“根据海德格尔的表述，认识到技术现实本质的思想超越了分离的物体、器物，它发现了技术组织的本质与含义，超越了分离的物体与专业领域。”[389]但此处的融合意味着什么？西蒙东提出了两个方向。其中一个就是恢复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主义（encyclopedism），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并掌握足够的技术知识。关于教育学的这一问题，今天已经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维基百科、其他类似的网站，以及有效培养了业余文化的黑客空间来实现。另一个方向是通过哲学思想重构网络化，其目的是从内部转变关键点，从而改变技术系统本身。正是在第二点上，我们直面西蒙东思想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由于西蒙东并没有生活在网络如此占主导的时代，所以网络依然是被给予的而不是被创造的东西：

人们改变工具与器具，可以自己制造或修复工具，但是不能改变网络，不能自己构建网络：人们只能配合网络，适应它，参与其中；网络主宰并包容（enserrer）每个个体，甚至每个技术组合的行为。[390]

如今，我们或许无法通过改变跨大西洋电缆来改变通信网络，但我们可以通过使用Facebook、Twitter、WordPress、Dropbox等建立社交网络、文件网络、数据网络。而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实现一个技术系统网络，它实际上给了我们西蒙东梦寐以求的新可能性？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超越技术系统寻找新的关系，而西蒙东想从内部找到解决方案。海德格尔提出了沉思性与诗性思维，意即一种非技术性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回归语言的新可能性。相比之下，西蒙东与贝特朗·吉勒一样，认为结构的修改是人类在技术系统内重新发现补救的最终可能性：

改变人类生活的所有条件，增加人与其产物之间因果关系的交换，真正的技术进步或许意味着人类进步，如果它具有网络结构，其网格是人类现实；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客体的具体化集合。[391]

用西蒙东自己的术语说，这需要一个思想，为技术物的设计寻找一个不确定性边缘。它使一个组合开放，使其更灵活。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自动化更完美的系统。这里的自动化意味着一个超定的封闭系统，对于西蒙东而言，这只是技术物的低级完美程度。从第一章的讨论到本章对客体间关系与技术系统的描述，我们展现了我们生活的技术现实和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技术倾向。现在，如果我们认为海德格尔与西蒙东都指向比网络技术带来的融合更高的融合度，那么我们如何想象在已经融合的技术系统中的这种更高程度的融合？要重新考虑融合，我们不能再理所当然地把网络概念视为整体上的融合。相反，西蒙东与海德格尔指出的逻辑类型比高效连接与网络化更深刻：一方面，融合逻辑指向超越客观化的直觉思维，即其角色是思考物的“物性”；另一方面，融合逻辑需要在技术系统内重新创造，以对抗它们所产生的异化。因此，回归客体逻辑与语言逻辑的讨论将是第三部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