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物的存在：导言与研究问题

人类一直生活在人造物与自然物混杂的环境中。人造与自然并非判然不同，人造物也不单纯是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构建了影响人类经验与存在的动力系统。正因人造领域不断朝着更具体化的方向发展，对其特殊历史条件的持续反思才必不可少。我们生存的环境也已改变。录像带已被YouTube视频取代，晚餐请柬不再以信函方式寄出，电话与电子邮件邀请也愈发减少，更多的是Facebook活动邀请。这些物体归根结底是可分享、可操控的数据；它们的可见性被系统配置的改变所操控。本书计划探究诸如此类的数码物。读者或许已对数码物有些许大致概念：譬如程序缺陷（bug）、病毒、硬件组件、小工具、一串代码、一组二进制码。为使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我将本书的研究范围锁定为数据。本书的数码物指成形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它们由受结构或方案（schema）管理的数据与元数据组成。元数据字面意为有关数据的数据。方案是为元数据赋予语义或功能的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它们也被称作本体——一个与哲学直接相关的词汇。[14]图表1展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数码物——马丁·海德格尔的一段联系信息——当中包含被网络本体朋友的朋友（FOAF）方案化的，描述海德格尔[作为认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人]的元数据。

图表1　朋友的朋友中个人信息与朋友关系表达一例

数码物当然不仅限于人际关系；总的来讲，它们构成一种新型的工业产物，遍布我们这个无处不在的媒体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网络视频、图片、文字、Facebook个人主页和邀请。若查看描述Facebook数据网络形成方式的图谱API，[15]我们可能不会讶异于Facebook工程师将所有这些元素定义为物体（图表2）。它们既存在于屏幕上（我们可与之互动），也存在于电脑程序的后端或内部。它们与面向对象程序设计（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所用的物体极为相似，只不过它们没有计算函数。我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数码物的一般概念、表现及分类，而更少关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后者可自成一书。尽管数码物相当普及，其本质仍需阐明。这一论断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亚里士多德经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发展至现代晚期的客体[16]（object）哲学概念主要思考客体的实体（substance）与表象（appearance）问题，并且主要局限于对自然物的理解，因此不能解决关于数码物的问题。当凭借这些概念图式研究技术物（如机器）时，它们只能单纯地将其理解为自然物（如花园里的树）。其次，在计算机科学中，仍缺乏对物体的明确定义，因其用处不外乎于数据生成以及关联与模式（patterns）的采集（在大数据中尤甚）。电脑工程的不足之处在于将自身对数码物的理解局限于一组再现结构（形式仍是亚里士多德形式质料说中所提出的含义）——即局限于实际应用。出于同样的原因，近几十年对数字媒体的思考集中于数字与信息，也日益关注数据，然而数码物的概念仍亟待说明。简而言之，数码物被设想为实际的工程学问题或数码领域的现象，而其物性与存在状态却鲜有讨论。

图表2　Facebook图谱API中的物体列表

本书其余部分的任务就是详述数码物的存在。这一研究以计算与哲学的相互关系为前提。计算的某些问题已经以认识论的方式提出。譬如，何为意向性？何为集体性？反之，计算依赖一种新的物质性，后者瓦解了某些基本哲学概念，如，什么是客体/物体？数码物是否有实体（或是否可以如此谈论它）？这一动力构成我所理解的跨学科模式，它不是劳动分工的联合，而是早已假定的潜在统一性。本导言将进一步阐释为何数码物理论必不可少，我是如何进行这项研究，并介绍我的主要研究问题与方法论。本导言随后将介绍本书的关键问题，依照与书的标题相反的顺序：物体—数码—存在。[17]

第一部分“物体”为理解数码物在哲学史上的诞生铺平道路。这并非意味着数码物已被传统形而上学预见，而意味着数码物的诞生是历史与科技发展的结果，因而它们也继承了某些形而上学假设。我因此提出将数码物视为哲学主题，正如以往的自然物与技术物。我将自然物概念置于休谟、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传统中，并阐述海德格尔与西蒙东的技术物转向，为随后思考数码物奠基。我也将简要地区分本研究与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体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对海德格尔解读的差异。

第二部分“数码”介绍数码与数码物的概念。我分析上至莱布尼茨，下至格里戈里·蔡廷（Gregory Chaitin）与爱德华·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等当代思想家提出的数码概念。对后者而言，数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能有效表达世界（包括其现象与本质）的系统。随后我将卢恰诺·弗洛里迪的方法与蔡廷及弗雷德金的数码物理学相对照，因为弗洛里迪发展了一套信息哲学理论并抨击后两者的方法。最终，我将回归本人提出的数码物概念并简述唯物的关系论。

在第三部分“存在”中，我详述本书的方法论，该方法论主要来自加斯东·巴什拉与西蒙东，即依据数量级与粒度（granularity）分析的方法，并解释其与工程学所使用的抽象化水平的异同。凭借这一方法论，我们将为研究存在与数码物存在的问题获取一个新的视角。存在首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涉及存在物（beings）作为实际存在（entity）的本体论问题：它们来自何处？它们是如何发展的？这归根结底与形式本体论以及形式逻辑有关：前者渊源已久，但也成为了以巴里·史密斯及尼古拉·高利诺（Nicola Guarino）的著作为代表的学科分支；学界也不乏对后者的研究，尽管追随者多，质疑者少（某些数学家除外）。

再者，第三部分涉及存在（Being）的问题，即，物体究竟是什么？存在于此以及与世界和人类相关的意义是什么？尽管这两个术语（存在物与存在）都与本体论有关，却相互冲突，因为它们分别指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诠释，即海德格尔所称的“本体论差异”。导言结语部分邀读者参与到本书的政治议程中来。它源自对海德格尔与西蒙东哲学课题的解读，涉及对各种网络化与融合方式的研究。如海德格尔与西蒙东所述，尽管科技发展将事物拉得更近，譬如电话或互联网的发明，但实际上它却产生相反的影响。对海德格尔而言，我们正远离他所说的物（thing, das Ding）——也是人与世界的深刻关系；对西蒙东而言，知识生产在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文化与技术的对立，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哲学思想来融合社会，以此可将技术重新纳入文化中。

自然物：介于实体与主体之间

谈论自然物并非意味着谈论大自然赐予的物体，如动植物。此处自然物指将自然或人工的所有事物以同等的自然方式分析的范畴或视角。这一方法提出，理解一个事物就是把握其本质，即确定它独特存在的东西。乍看起来，这一认识过程已预先假设了事物本身以及知识对象。这引领科学知识的发展走向绝对的确定性，保证事物本身与意识的一致性。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以实体（substance）与偶性（accident）理解存在。实体是奠定一个物体基础的主体，名为载体（hypokeimenon）。他写道：“那被称作实体之物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既不谓述主体也并非处于主体之中，如作为个体的人和马。”[18]“人”或“马”作为种类均不能称为实体，因其不能在主体中存在，只能谓述主体。[19]偶性是主体的述语。显然，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的主体—述语组合既指语法结构又指分类系统。作为分类的语言与作为的物质存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已建立：《范畴篇》中的第一实体归于普遍的“这”，它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卷中给出了一个虽有些偏离，却更加具体的对实体的描述，当中他指出“存在（being）是什么”的问题就意味着“实体是什么”。[20]此处，实体名为在体（essence, oυ，σα）。他随后提出理解基底（substratum）的实体。基底可以根据可感知的形式与质料来描述。可感知的形式涉及事物是“怎样的一种物”，物质则关系到“它是由什么做成”。亚里士多德提出讨论这三种要素——形式、质料或二者的混合——哪一种可以被称为实体。亚里士多德否决了质料与混合，因为前者可以成为主体的述语，而后者“性质上较后且为感官所熟悉”。[21]最终，他认为形式是唯一认可的理解基底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亚里士多德使用形式（eidos）而非形状（morphe）一词代指形式。当谈论人造物时，亚里士多德使用形式，譬如，当一名建筑师在脑中构想了房子的形式，因此作为那已经存在之的在体与形式密切相关，而在通常理解存在由形式和质料结合成时，他使用形状一词。[22]此处应注意两点：首先，实体性形式的问题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涉及事物本质与表征的哲学问题，它与此同时决定了质料与理智。其次，主客划分直到笛卡尔才建立起来，因此，此时思考的事物是主体而非客体。作为远离事物以侧重于思考事物的自我的主体概念是另一个由来已久的对主体（意识/理智）与实体（本质）的调解。[23]

主体—实体问题可以理解为自然物哲学概念的核心问题。[24]我计划直接跳跃到对从休谟发展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它总是将客体看作经验的客体——的思考，而不参与讨论自然物概念在中世纪哲学的发展。本书的脉络意图概述自然物的形而上学基础，也会解释为何现象学传统未能理解技术物与数码物。英国经验主义向来怀疑实体，因为这一传统假设现象应为一束束的经验感官资料。因而如约翰·洛克的早期经验主义者质疑实体的存在，却同时举棋不定并遗留问题。[25]而休谟彻底抛弃实体观念。他的论证如下：每一个观念都是从感官印象中发展而来；这就必定意味着遭遇事物会产生认知的瞬间。若实体可以被认知，则我们应该有实体的观念或印象，而事实并非如此。基于这一点，休谟将实体从他的哲学分析中剥离，因为实体不能被展示。对休谟而言，关于某一事物的知识由感官资料通过联结综合而来。他提出一个关系系统，在此基础上，感官资料得以给我们一个物体统一性的感觉。如我将在第三章中所述，休谟的关系论将为理解数码物提供新的线索。然而休谟的关系论导致一种被动的综合，似乎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且他并未能解释这种统一体的必然性。

康德试图解决休谟的难题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调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冲突。康德提出一个形式构造，它构成经验可能性条件的基础。形式构造对康德而言是先验的，意味着它外于经验领域。在该作中，康德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而这无论对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而言都是矛盾的。经验主义认为任何经验都是后天的，因而凭经验的综合不可能是先天的。而理性主义则认为先验是外在于经验领域的，因此必定超越经验。形式构造提供先天功能的系统，创造形式上的先天综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建筑术中，形式主义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先验感性论，提出时间与空间是两种纯粹直观；第二部分是先验分析论，进行先验演绎并提出理解力范畴；第三部分是先验辩证论，涉及纯粹理性的应用与滥用。康德的范畴分为四组，每组中最后一个范畴是前两个的综合。这些范畴作为图式运作，而感官资料被归入其中，概念产生于先验领会过程。这一理解过程带来两种迥异的诠释，我们之后再仔细分析。第一种诠释为本体论者与电脑科学家所采用。它包括创造代具图式，如元数据方案，它能通过其内在的逻辑功能创造物体。[26]第二种诠释与第一种的方法截然不同。它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该作提出将它理解为时间过程而非逻辑运作。

图表3　康德的十二判断范畴

然而康德为奠定经验可能性条件的努力是保守的，因为对康德而言，实体的问题仍不能被完全解答。它换以“物自体”（Ding an sich）的名号出现，掩蔽于本体（noumena）而不是现象领域。我们所知的经验客体对康德而言只是现象经验，即对客体的感知，而我们并不能了解物本身。这一能力则需要人类缺少而只为上帝所有的智性直观。康德在此提出知识的有限性，由于其确定性仅限于现象领域，因而信仰得以存续。这一保守的举动遭到了随后如费希特与谢林，以及影响最深远的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批判。

康德将客体知识与物体本身分隔开。知识隶属于客观世界的经验。当一捆感官资料综合时，物体才会被认知。先验能力以工具系统呈现，使知觉与综合成为可能。与费希特及谢林相同，黑格尔拒绝无法被认知的物自体概念；事实上，费希特与谢林批判康德并提出智性直观是人类知识的基础。[27]对于智性直观为绝对起点[28]的观点，黑格尔不以为然，他提出通过自在和自为（in-and-for-itself）的辩证运动调和实体与主体。黑格尔的动机与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相同，他们认为自己致力于哲学的科学精神，谋求将哲学还原为真正的科学。与康德相反，黑格尔将理性的重要性恢复为构成概念的完整表述。[29]如我们所见，康德书中的理解力作为形式构造允许对客体的先验领会，而理性在此过程中除了对此反思，并无其他作用。意识到康德的理解力是如此空洞与形式化，黑格尔提出思辨理性是迈向真实经验的起点。对黑格尔而言，知识不是分析客体的工具。而知识本身[30]，特别是哲学知识，是真理与绝对。在《精神现象学》的开篇，黑格尔提出这一命题，从而克服物自体与意识的分歧。

此处值得思考黑格尔的主张，因其关系到我们之后的讨论。黑格尔反对经验主义，也反对康德所提出的客体是一些感觉的综合，他认为客体是一个整体。他的主张在《小逻辑》第三部分涉及客体发展的内容中更加明确。[31]黑格尔发现机械与化学视角的不足，并提出从整体上理解客体。捆束理论（the bundle theory）本身是不充分的，由于它需要一个能够通过逻辑运作与过程合成资料的机械系统。捆束理论或原子论（若我可以如此称呼它）自此完全被计算所吸纳。因此，黑格尔谋求创立一个新的系统，展现这一整体是如何以客体的表象呈现。《精神现象学》中的一段节选的导言由海德格尔逐字逐句地在他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课上释义，他清晰地诠释了什么是黑格尔所提出的统一体的感知（不仅仅是感知的统一体）[32]与通往绝对的辩证运动。我们经验的对象早已作为对我们而言的存在进入意识。据黑格尔所言，物体的自在与我们对客体的观念之间的区分已被克服，通过“我们所探究的物体本质。由于意识为自身提供准则，探究方向则是将意识与其自身对比”。[33]黑格尔所言的克服对立实际上是将本体挪入主体领域。物体作为我们的客体存在，它以两种身份直接呈现：对意识的自在与在意识中的知识。[34]理性对这二者的检视产生对意识的第二自在。对经验的这种理解从一开始就假设客体的自在已被保留，且理性的作用是经历辩证运动以达到其概念（Begriff）。绝对并非绝对的绝对，而是由主体意识标记的差异的绝对，当我们考虑作为自我意识进步史的黑格尔历史概念时，这一点尤甚。

与由马克思发扬光大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相比，作为认知科学的黑格尔现象学，除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研究外，仍未被详尽发展。而另一种现象学已应运而生，这就是埃德蒙德·胡塞尔为人所知的描述现象学。描述一词的使用将胡塞尔与黑格尔清晰地划分开。对胡塞尔而言，现象学是一个描述过程，通过意识的认知反复描述事物，而黑格尔认为现象学是一个思辨过程，当中通过辩证运动与扬弃达到自我意识的多个阶段。然而，由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对意识的另一种探究以及为科学提供绝对基础的尝试，他们又并非毫无交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塞尔与黑格尔有着相同的抱负。[35]

胡塞尔的现象学同样否认康德神秘的物自体，并提出我们可通过意向性的运动了解客体。由于胡塞尔是算术家出身，后来成为了一位逻辑与意识哲学家，最终也是一名文化哲学家，因而，要通过把握他所有的观点来总结他的客体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简言之（我将在第五章详述胡塞尔的逻辑学），胡塞尔将一切都看作可能的意向性客体；譬如，一个数字就像一只苹果一样是客体。胡塞尔的研究旨在反对所谓的朴素实在论与相对主义：对胡塞尔而言，一个客体并非所予（given）之物，而所予由含义的发生构成。为驳斥朴素实在论，胡塞尔提出了悬置（epoché），意即将所有构成自在物的假设与偏见置入括号，悬而不论。对胡塞尔而言，悬置的过程也是回到不受任何前提约束的绝对自我的过程。一个意向性行为由主体指向客体，这一行为产生的反射构成了客体理念性显现的视域。这一理念性只能通过观念直观（ideation）过程产生，后者重构意义视域。

以这几位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客体哲学的发展轨迹为研究物体开创了几条总体道路。首先是对实体的反复怀疑态度。实体的超越性立足于上帝，换而言之，实体藏匿于上帝的放射中，因而超越人类经验。对客体的绝对知识隐含的危险很可能带来超验世界的崩塌，将其贬入内在世界。这一哲学轨迹也伴随科学精神，致力于发掘并确立科学方法的力量。其次，意识是终极之谜，没有任何权威可以描述这一终极、永恒的真理。这多种模型试图理解心智并赋予它多种机制。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心智与研究的客体相同（即便它更为复杂），我们也可以如同思考牛排或菜花那样提出心灵物自体的问题。对休谟、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而言，意识不仅有着特殊功能，它也被纳入认知工具（organon）系统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几位中没人会承认工具一词的适用性）。最后，认知的角色彻底落在心智上。事情的另一面则是客体永远是经验的客体。客体的谓述是可经验的性质，上述所有哲学家都急切地要找出使意识达成客体认知的结构，而忽视对客体本身的存在以及它的存在如何制约认知与存在过程的研究。

技术物：从实体到环境

实在论与唯心主义已争论过实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哲学中的技术无意识意味着它未能理解工业革命后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变。哲学家以批判者的形象置身事外，维护思想的纯粹性并探究人类本质的想法已被科技进步的洪流冲走。可以说上述大多数哲学家，除胡塞尔之外都先于工业革命时代，因此他们将技术物搁置不论。技术物并不一定是复杂的机器；一把锤头或刀子也是技术物。事实上，胡塞尔是诸位哲学家中见证工业革命之后机器迅猛扩张的一位，但他并未将此纳入他的现象学理论当中。[36]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和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必须建立起来，以理解这一进程带来的变化。[37]若本体论始于存在问题，那么问题在于，若不考虑技术的本质，对存在的理解会误入歧途。在海德格尔认为控制论之始乃形而上学之末的主张中，这一点格外明确。[38]因此，我将讨论两位揭示技术物概念并奠基数码物研究的学者：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1924—1989）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乍看之下他们或许并不相融，因西蒙东是现代科技的敬慕者，而海德格尔以反对现代科技而为人所熟知。第三、第四章将提出和解西蒙东与海德格尔，在此我简要地陈述西蒙东与海德格尔是如何解释技术物本质的不同方面。

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一书中提出了机器学（mechanology）。机器学通过技术物的演进与技术物及其环境的关系研究技术物的存在，它的究极目的是解决对科技的误解与无知带来的工业异化问题。西蒙东并不追求为哲学再添分支，而是谋求重建哲学整体的形而上学基础。首先他反对以形式与质料考虑物体的形式质料说。也可以说形式质料说与实体—述语思想密切相关，因为是已经个体化的形式赋予质料本质。西蒙东提出通过不同部分因果关系的调解（modulation）而非形式理解技术物。他说明了这些关系是如何在从技术成分到技术个体再到组合的这一进程中建构的。西蒙东将这一演进过程称为技术物的具体化。我们可以从二极管到李·德富雷斯特（Lee de Forest）三极管的演进为例理解西蒙东所说的具体化。三极管由二极管演进而来，是一种单向控制电流的设备。它最简单的形式是在一个真空管中，阴极加热而被触发释放电子。阳极因带正电而从阴极吸引电子。当电压极性相反时，阳极不加热因而无法释放电子。因此不会有电流通过。一个三极管在阳极与阴极间放置栅格；直流电流会给栅格带来偏置：若为负电荷，它会将电子推回阴极，产生放大器的作用。西蒙东提出三极管的绝对开端并非二极管，而是在“电极不可反转的条件以及电荷在真空中传输的现象中”。[39]

图表4　一个间接加热的真空二极管与三极管

一个技术个体是维持内在结构运转的技术物，同时能够将外界环境纳入其运作。西蒙东称外界环境为缔合环境（milieu associé），它提供恢复系统平衡的稳定功能。西蒙东研究技术物的方法与先前的哲学家和现象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将技术物简化为意识的意向性缺陷，使其成为知识的对象。他提出以具体化程度来研究技术物的发生，并发展与技术物相容的哲学。技术物重拾其物质性并达到与控制论学家所称的“控制”相比不同程度的具体化或完善。西蒙东也注意到技术物的具体化使其贴近自然物的地位：

“具体的技术物，即那些演化到与自然物存在方式贴近的技术物，它趋向于内在一致性，趋向于系统内循环因果系统的闭合，此外它合并以功能条件介入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因此参与到因果系统中。”[40]

以本体论方式来理解，技术物是关系的统一体。事实上，西蒙东未经分类就频繁使用关系一词。可以说物体的完善也是其关系的发展。技术成分的关系受限于其内在运作。考虑一下譬如受电压与极性控制的二极管：当它成为一个个体时，它会将关系延伸至外界环境并使这些关系成为其同一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东将个化看作窥探技术物及其与人类世界关系演进的方式。此处必须区分西蒙东的两个术语：个化（individualization）与个体化（individuation）。西蒙东谈论技术物的个化而非个体化。个化与功能相关：身体专门化与精神图式化；当这一术语应用于生物时，它代表精神与肉体的发展分化。与之相反，个体化涉及达成亚稳状态的张力的产生与消除，随阶段变化而表现。或许我们可以说个化需要等级，以将不同成分置于功能次序中，而个体化不建立等级而是“等级化的相对性”。[41]

西蒙东频频以结晶的例子解释个体化。[42]让我们来思考一种饱和的化学溶液，如氯化钠（盐）。结晶之前，饱和的化学溶液处于亚稳状态，这意味着它十分不稳定。微微加温就能使它开始结晶。现代化学告诉我们，离子之间以规律的模式建立新的联系，从而最小化负离子之间的斥力，并且这一模式在氯化钠溶液中逐步扩大。结晶过程中没有唯一的同一性，已经结晶的部分充当（通过持续加温）进一步结晶的基础与催化剂。这一情形下（也在普遍情形下），个体化要求三类条件：（1）能量的，（2）物质的，与（3）信息的并且通常是非内在的。这三种条件可通过关系来理解，因为西蒙东提出“关系并非与实体相关的偶性，而是构成性的、能量的性与结构性的条件，它留存于构成物的存在中”。[43]采用西蒙东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标记语言的历史来讨论数码物的个化，这将是第一章的任务。而与西蒙东相对，我将提出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这是我苦心思索钻研多年的问题：是什么促使西蒙东在完成他的主论文《在形式与信息的概念下重思个体化》[该书的两部分以《个体及其生物物理学起源》（1964）与《心理与集体的个体化》（1989）为题分别出版，其中他从含义更丰富的个体化转向了个化]后，又撰写了副论文《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1958）？本书不能长篇大论解释这一历史发展，但我想要强调，在我看来这对西蒙东的政治议程至关重要，它试图克服科技发展带来的异化（这一点由始至终贯穿全书）。要论证人类—机器—世界关系，就必须要从哲学与政治角度思考数码物的个体化。西蒙东未曾清晰表述的这一迫切需要将在本书中得到探讨。

尽管我认为海德格尔对关系的理解与西蒙东的形成鲜明对比，但这或许会为我们研究物体的个体化理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概念参考。海德格尔本人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主张并怀疑《存在与时间》对关系理论的帮助。然而，我将在第三章论证为何我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同西蒙东相同的关系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理解技术物的贡献可见于《存在与时间》中对“上手”的讨论。海德格尔提出两种范畴：上手性（Zuhandenheit）与在手性（Vorhandenheit）。我们可将在手看为将事物作为意识客体并试图到达其本质的理解方式（如同在自然物的情况下那样）。上手是一种互动方式，当中我们搁置理念与客观性问题，并让物体以其功能向我们呈现。我们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中看到了类似的念头，对物体的理解由实体转向外界环境。二者的区别在于海德格尔忽视了技术环境而集中于意义环境，在关系环境中理解自我表现的物体。譬如，海德格尔说明我们使用铁锤的方式：在使用它之前，我们不需要取得关于（作为在手的）铁锤的观念；我们只是拿起它并用它将钉子敲进我们需要的地方。这种日常实践活动抛弃作为意识活动的经验概念。它证明先前将客体归入认知的理解，忽视了客体与此在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对海德格尔而言，若正确理解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它无非是对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觉悟；也就是说，这并非是自我投射的线，而是自我不得不追随的关系场。

在上述的概念化中，西蒙东与海德格尔都主张回到物体本身。我得承认此中我有所欺瞒。因我避开了海德格尔对对象（Gegenstand）与物（Ding）的区分。这一区分将在第二章与第四章中探讨。“回到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著名口号。但如前所述，胡塞尔的方法仍倒退到主体与实体之争的范式中。“回到技术物”——我含蓄地给予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口号——意图避开传统形而上学的唯我论并使事物不依赖中介而存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都指出关系问题为技术物的形而上学解释。对西蒙东而言，是内与外之中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个化的动力。对海德格尔而言，是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事物与人/此在不同程度的自由。此处我们看到西蒙东对技术性的关注与海德格尔对世界的关注互为补充。我认为这一联系能够开放新的视角。然而这一课题仍无定论，这成为我们研究数码物存在的基本问题。

以关系来诠释海德格尔使我们的研究同格拉汉姆·哈曼的物体导向哲学相区分。哈曼的著作与本研究产生共鸣，因其理论发展也由海德格尔的上手与在手出发。诚然，我同物体与关系的初次接触得益于2007年同哈曼的私人通信，但我对物体与关系的理解同哈曼的截然不同。对哈曼而言，每一个物体都是一个工具存在（tool-being）。每一个工具存在都是真实的且不能被简化为原子或微小的物理存在。我也有类似的看法，我认为如今将信息抑或数据流看作数码物的组成，虽是可能却不充分，但我更愿将其理解为不同的数量级。尽管如此，我想提出两点，以从根本上区分这两个课题：

实体。哈曼认为海德格尔发展了一种新实体的概念。[44]我认为实体对海德格尔并非问题，因为实体—偶性二分对他而言是西方形而上学谬误的开端。在本书中，我彻底拒绝实体的概念。海德格尔的任务是以时间关系代替实体，前者不是固定的存在物而是操劳（Sorge）的动态。哈曼否认这点，认为海德格尔从未建立起时间哲学。[45]我的理解是，若海德格尔意图创造新的实体，则这个实体只能是时间。事实上，本论点继承海德格尔之处在于时间是试图理解数码物的关键问题。

关系。哈曼试图理解非关系而不是关系，譬如，当物体被当作上手使用时，它不仅从此在撤回，也从其他工具那里撤回。[46]本书意图追溯的海德格尔是一位关系哲学家。上手物与在手物表达不同关系；前者是时间（或我所说的存在关系），后者指属性（或我说所的话语关系）。哈曼并未清楚地解释他所说的关系。在他论述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的书中，哈曼将他描述为网络与关系的形而上学家，但这些关系似乎是一种未加具体分析的，从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的力。他甚至具有争议地提出黑箱（使行动者网络运转的未知因果关系）是一种新实体。实体与关系意义的含糊[47]或许给予我们不可简化论，但它也留下了形而上学的黑箱。

基于这些主要差异，本书从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去思考数码物与关系实在论，而非直接参与到哈曼的思辨实在论中，纵然我了解这一涉及客体的思想流派中仍有不同方法论，尤其是伊恩·伯格斯特（Ian Bogost）的《陌生现象学》（2011）、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的《物的民主》（2011），以及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近期著作。我非常重视这些作者的工作，但此处无法回应他们所有人（实际上这会意味着改变本书的主旨）。

数码物理学与计算形而上学

对物的哲学研究随着工业现代性的展开经历了转变，从我归纳的自然物转变为技术物。我希望通过先前的研究，上述这点已经明确。相应地，在此我提出，一种对数码物全新的探究正亟待进行。许多杰出著作已经为数码概念的研究提供了耐人寻味且不可或缺的线索，特别是莱布尼茨与现代逻辑学家和工程师，如弗雷格（Frege）、希尔伯特（Hilbert）、图灵（Turing）、哥德尔（G-del），以及更为当代的思想家，如爱德华·弗雷德金、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史蒂芬·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格里戈里·蔡廷、卢恰诺·弗洛里迪，以及许多其他学者。若数码指的是二进制系统，那么这一概念可追溯至莱布尼茨。事实上，莱布尼茨是当今计算机科学相关领域的重要奠基人。1669年，莱布尼茨已在名为《二进位数学》[48]的三页手稿中概述使用二进制系统进行除法与乘法运算的可能性。在这一创举中我们或许可以领会两点重要意义：第一点是它在运算中的作用，鉴于它有效地将十进制系统简化为二进制；第二点涉及他后来所说的普遍语言（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这是一个能完整表达所有概念与事物本身的符号系统（Zeichensystem）。众所周知，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系统与普遍语言极大地受到汉字的启发。通过他与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书信往来，莱布尼茨接触到易经并讶异于其中的二进制系统早已存在千年。莱布尼茨将二进制系统看作最初的表意文字，认为之后的汉字是这一表意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与欧洲语言的表音本质不同，汉字是表意的。从这一角度考虑，汉字预示着普遍语言，因其使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世界。普遍语言并不仅仅是数学，更是形而上学与神学，因其建构表达理论，而这是形而上学的核心。[49]这一表达理论同时也是关系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逻辑关系理论。我将在第三章详述这一点。算法信息论的先锋之一蔡廷认为莱布尼茨是四百年前宣布计算宇宙学项目的重要思想家。[50]他引用了莱布尼茨《形而上学话语》中的一段：

上帝选择了最完美的世界，即在假设上最单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世界。正如几何学中的线，它的构造简单而属性与影响却极为显著广泛。

这一段话对任何试图表述世界的计划都至关重要：它必须谋求成为“在假设上最单纯，在现象上最丰富的”。普遍语言观念的核心是如何以有限的符号表述世界的问题。这也是莱布尼茨看到汉字便激动不已并竭力去找寻一个比汉字更普遍的书写系统的原因之一。对蔡廷而言，用于表现特定集合或某种数据的算法也同样必须要比它们小。蔡廷也饶有趣味地提出“比特”一词应被改为“莱布尼茨”。[51]莱布尼茨的数学与哲学洞见引领了后来形式逻辑系统与计算机器的发展。这一历史将在第五章与第六章中重述。依据这一历史脉络，我们或许能最好地理解一些数码思想家理念，如沃尔夫勒姆的计算宇宙与弗雷德金的数码物理学或数码哲学。此处我挑选几个弗雷德金在其文章《数码哲学导论》中清晰提出的基本思想。在摘要中，他写道：

数码哲学基于两点概念：比特，如计算机中的二进制码，相当于状态信息最微小的再现；状态的时间演进是类似于计算机处理器线路中的数码信息过程。数码哲学似乎能为许多我们在世所观察到的过程的根本问题提供非凡证明，我们的尝试正是由此激发。[52]

如弗雷德金本人所说，通过假定“一切都基于某些简单且非连续的过程，空间、时间以及状态，皆为非连续的”，[53]他将原子论推向极端。依据这一观点，物理定律在计算上是通用的，因它构建了以有限算法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型。这一世界观来源于量子力学，其中原子的能级是非连续的。比特的运行还可用其他两个数学模型解释，一个是丢番图分析，数论领域确定了某些代数方程的积分解；另一个是自动机理论，它研究虚拟机的自我运行，是沃尔夫勒姆进一步推动的领域。

信息哲学

思考数码并非全部。信息哲学家卢恰诺·弗洛里迪批判数码本体论会造成模拟与数码的对立，因为如果世界以数码理解，模拟则不会有一席之地，而我们每日都会接触到模拟。与其将世界看作原子与非连续的，弗洛里迪提出以信息思考世界。弗洛里迪在他的文章《反数码本体论》中表明数码本体论者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同水平的抽象化，这是他采用工程学的方法。[54]简而言之，抽象化水平是以已有数据塑造系统的方法。依据自身粒度的“分隔”或“分割”，观察者能够拥有不同的抽象化水平。数码本体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忽视了抽象化水平可能会不同，而坚决认为只有一种——数码。与之相比，弗洛里迪至少提供了一种在肯定信息在计算中的重要性外也承认人类经验方法。弗洛里迪的著作对数码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扩展了信息的概念，使其超越计算与控制论，并试图构建一个普遍的信息哲学。

在控制论中，信息是一个几乎不可捉摸的东西；然而，它可以被传达，可以被比特和熵所衡量。控制论奠基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有一段著名的话：“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或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主义如今已无法存续。”[55]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与维纳给出两种对信息的理解。对维纳而言，与混乱的度量——熵相反，信息是组织的度量。与此同时，对香农而言，信息表示了意外与不确定性的水平：当期待与结果不同时，一个意外就发生了。作为香农的合作者，瓦伦·韦弗（Warren Weaver）指出，“唯一符合为‘信息’设定的自然要求的数量正是热动力学所提出的熵”。[56]不难看出维纳与香农对信息的定义截然相反，其特征完全不同。弗洛里迪进一步表明信息必须由机器转向世界并重新利用，换句话说，就是要证明计算是信息哲学的唯一部分。因而他将我们生活的数码化的世界称作“信息圈”，该词由生物圈而来：

我几年前基于“生物圈”——指代我们地球上能维持生命的有限区域——发明了术语“信息圈”。“信息圈”一词含义是由所有信息存在（包括信息代理）、它们的属性、互动、进程以及关系构成的信息环境整体。这是一个可以与“赛博空间”（只是信息圈的一个分区）相提并论，却又不同的环境，由于信息圈也包含离线与信息的模拟空间。[57]

弗洛里迪意识到信息圈正彻底地重塑我们的世界，因为它“既能使我们从根本上创造从未存在过的新的实体，又能使我们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并操纵世界”。[58]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一种名为“信息人”（infog）的新人类，呼应著名的赛博格。[59]与原子的、非连续的和普遍的计算宇宙相对，如今世界是信息的。弗洛里迪将信息分类为数学信息、语义信息、物理信息、生物信息与经济信息，并且发展了信息伦理学。反思数码本体论与信息圈的理论背景，尽管二者都试图迈向新型的哲学思考与探究，但究其根本，他们似乎并未从已建立的抽象模型与形式逻辑范式中迈出多远。

这两种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信息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存在于物质性之外并且是一种遵从数学传播理论的数学存在物。尽管如此，对信息的这一理解并未能确切地描述我们的境况，因其已假定人类经验是一个计算问题并且人类是控制论（若非已成计算）机器。值得点明的是，西蒙东也已发展了一套与控制论模型相异的普遍信息论。除量与质外，西蒙东将信息理解为含（signification）义，我将在之后的内容表明除含义外，还有规定个体化门槛的意义（significance）的概念。[60]我将在第五章论及西蒙东的信息论；目前还是回到弗洛里迪。我认为弗洛里迪对数码本体论的挑战为研究计算提供全新视角，但我也想知道在这两种理论之下，是否还有可能保留物体概念，而不被淹没于数码与信息的汪洋大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与物体以及信息打交道，包括身体经验、感觉、情感、欲望，等等。事物不能被完全简化为信息，正如弗洛里迪所主张的，世界不能被简化为原子或比特与信号。弗洛里迪对抽象化水平的应用发展成为实用主义方法，它呈现了一种被原子或数码一元论所遮蔽的多元主义。事实上，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看到我贯穿本书的方法——粒度级与他所用的抽象化水平十分相似，当然我们仍会看到一些重要差异。

数码物：与技术系统的物质关系

我们是否能发现探究数码物的另一方法？虽然我已（在讨论技术物部分的末尾）暗示重拾关系概念的重要性，但在西蒙东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未有明确研究关系的体系化方法。实际上，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海德格尔甚至并未发展出一套关系论。我倾向于认为不是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基于本体—谓述范式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关系思想的诞生，以及本体—谓述思想的幻灭。换而言之，本体—谓述模式成为自身的否定。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他的后现代理论中讨论过这一逻辑。科学与技术是现代的项目；而在发展的某个时刻，它们也暴露现代的局限——掌控意志——而后现代则揭示宇宙反复无常、难以预料的本质。[61]历史反驳自身的逻辑。同样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出现为哲学家揭示了以实体思考的弊端。事物存在于不同的现实级。我们能够观察物体的颜色、形状、质地；我们也能以原子、电子或其他微小粒子描述物体。那么我们要如何以微观物理学解释实体呢？巴什拉主张以存在替代实体，由于后者是无用且危险的。[62]巴什拉的新认识论以关系概念为中心：这些关系将依靠某些技术或观察工具而实现。在他的文章《作为无常与缩影的世界》（1931）中，巴什拉写道：“一切由关系开始。”[63]巴什拉也认为以关系这一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是形而上学的任务与挑战：

正是在这一层薄膜上，与外界的关系决定新的物理化学。此乃形而上学家了解关系如何决定结构的最好方式。[64]

同样地，关系在逻辑中的发现与在计算技术中的实现也暴露了亚里士多德本体论的问题所在。在数学中的以及后来关系数据库发明中的关系演算将此点明。不难看出，尽管计算工程师与哲学家使用关系技术，他们趋向于继续使用实体一词，而并非真正从关系上理解事物。数码物与技术物在这点上最大的差异是，尽管一方面数码物加速瓦解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jik）所说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实体崇拜”[65]，但另一方面，数码物的具体化带来了由已形成的关系构成的技术系统，在此之中任何事物都有与其他事物连接的可能。正如海德格尔的上手所示，与早期极大依赖指涉关系或涵义的技术组合相比，技术系统由数码物（网络）创建，后者不断地将指涉关系转化为物质形式。我将在第四章以“客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之名讨论这一技术演进观念的核心。数码物既是逻辑陈述也是网络的形成来源。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具体物体。在《数学原理》[66]中，伯特兰·罗素用几个章节的篇幅讨论了关系。数学继承了哲学以主体—述语思考物体的方式，罗素则批判了这一谬误。罗素认为应使关系脱离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我认为，这一看法大概是无意识地源于哲学谬误：我们习惯性认为关系命题不如类命题（或常常与之混淆的主谓命题）基础，这就导致我们往往将关系看作一种类别。[67]

让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德格尔认识伯特兰·罗素”或者“我比你高”——虽然我们可以用主谓类命题思考这些陈述（我和罗素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类命题；况且我们都属于“人”这一类。），但仍需为这些陈述建立独立的数学表述。罗素提出可以用xRy的形式表述，其中x是所指，y是关系语（relatum），R是关系体（relata）。[68]在现代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中，“关系演算”随后（以不同探究方式）发展出两个分支：元组关系演算[69]和域关系演算。[70]元组关系演算由数学家、信息科学家埃德加·弗兰克·科德（Edgar F.Codd）于1960年导入。它是关系模型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关系数据库的基础。

这一关系技术由数字化进一步实现并被用以发展同一系统。在第一章中，我将表明数码不应被简单地看作1和0，而是其处理数据的能力。从1970年至今，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与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展，我们见证了信息技术从具体的专家转移到普通用户的受众。我们也见证了数码物的出现与具体化，从通用标记语言，历经标准通用标记语言、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以及可扩展超文本标记语言（XHTML），直到如今由蒂姆·伯纳斯李的语义网提出的万维网本体。也正是本体论这一神秘词汇使得数码物研究与哲学研究紧密相关，并让我们认识到技术问题本质上也是哲学问题。再次重申，本书讨论的数码物是通过元数据与元数据方案形式化的数据对象，它们可以粗略地理解为本体。正如本导言开篇所讲，每一个对象包含多重逻辑陈述。

计算机的出现与其处理大型数据的普及宣告了基于关系存在论的信息系统的降临。埃德加·托德（Edgar Todd）的关系数据库是这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由万维网联盟提出的语义网代表了客体间关系发展最新境况。作为一组逻辑陈述，数码物被归于计算之中。事物的情感与感性可以被计算。一个数码物与其他数码物的关系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增强，即便它的内容不变。数码物依据一些参数与算法成形，网络则在数码物中诞生。由协议与标准链接的多重网络构成了我所说的数码环境。雅克·艾吕尔（Jacque Ellul）或许是第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这一演进及其与数据处理关系的学者。在他的著作《技术系统》（1977）中，艾吕尔采用西蒙东的物与组合的概念并发展出自己的技术系统论：

数据处理解决问题。多亏了计算机，一种技术组合的内在系统学得以呈现，它以信息水平表达自身并作用于信息水平。子系统通过交互总体与集成信息得以协调。这是任何人、任何人类群体以及任何机构都无法企及的。技术化越是先进，越多的技术部门就会变得独立、自主和不相干。只有计算机能胜任。但明显一台计算机是不够的。它必须是在所有系统通信点相互关联运作的计算机的集合。这一集合成为不同技术子系统连接点的子系统。[71]

人类已经被纳入一个受算法控制的成型网络中，他们也有能力自己做这些事情。这一点促使我们认为技术系统不再与社会经济系统相分离，而是有着聚集并综合它全部功能的能力。虽然西蒙东以类似方式思考具体化，但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预见网络时代仍为时过早。对西蒙东而言，网络是技术进步的局限，因为网络将会主宰技术活动，而人类将对此束手无策。工业数码物的扩散改变了这一境况，也因此促使我们思考西蒙东的观点，这一观点表达如下：

一个人可以改变工具，可建造或修复工具，但不可能改变网络，他不能凭借自身建立一个网络：他只能依附于这个网络，适应它，参与其中；网络支配并封闭（enserrer）个体的行为，甚至主宰每一个技术组合。[72]

如果我们能理解由物体到系统与关系成型的发展，那么我们会问出如下问题：这暗示了什么？我们要如何研究这些物体，才能理解它们的存在？本书将进行这一未完成的任务，研究吉尔伯特·西蒙东与马丁·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这两种关系并发展他们的洞见，以理解数据的物体本质。

为什么要从数据的角度研究数码物存在问题？诚然，在人们眼中，它们是多彩又可见的物体，而在编程的层面上，它们是文本文件；深挖到操作系统，它们是二进制码，究其根本，在电路板层面上，它们只不过是由电压值和逻辑门的操作产生的信号。我们要如何将这些电压差与数码物的实体等同？刨根问底，我们可能会去思考硅与金属。最终，或许会考虑粒子与场。从这些层面思考是可能的，但这种做法或许不是最富有成效的。在下一部分中，我将解释基于数量级分析的方法论，它可以有效地定位我们的探究并发展一套独特的哲学方法。

图表5　通过将本体以资源描述框架版式排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强制词汇的语义重新集合所有本体。由马克思·石马赫腾堡（Max Schmachtenberg）、克里斯蒂安·比泽（Christian Bizer）、安雅·言池（Anja Jentzsch）以及理查德·茨甘亚科（Richard Cyganiak）链接至开放数据云图，2004.http：//lod-cloud.net/。

方法：数量级

我对数量级的理解主要来自加斯东·巴什拉与吉尔伯特·西蒙东。数量级是认识论科学中的常用方法。西蒙东的方法似乎受巴什拉影响，虽然西蒙东意图用它分析技术而非科学。这一依据数量级的分析方法是本书方法论的主体；但本分析方法也与巴什拉和西蒙东的不尽相同。对巴什拉而言，数量级也是脱离笛卡尔式观察者主体的方法，这一主体偏向于绝对的定位与不变的主体性。[73]笛卡尔式主体从单一的视角与现实观察世界：延展性。数量级让我们可以观察物体不同方式的存在。巴什拉如下定义数量级：

在科学课上，我们学习与所学现象的数量级一致的思维……数量级可被看作是第一级别的验证。在本质上，它表现为充分证据。它不仅仅为方法辩护，也同其周围环境一样荒谬地表现为存在的迹象，表现为物理学家本体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记号，上述存在的精确性更为缺乏，因而这更为惊奇。[74]

数量级也表示近似与不精确，意味着我们无法以绝对的精确性分析世界，而只能相对地去分析。这不仅仅受海森堡（Heisenberg）不确定性原理的影响，也因为数量级可能赋予我们不同的、互不相容的知识体系。一种粒度级就是一种选定的现实。抽象化水平是一个工程学方法，借此复合物可以被还原为可理解的术语：着手一个问题并以不同的抽象程度将其划分。数量级将问题分割为不同的、由工具为媒展现给观察者的现实。要分析观察对象的存在，观察者需要特定数量级的工具。譬如，由于光的波粒二象性，通过不同的观察装置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正是巴什拉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c）概念的核心。在每一个数量级上，我们都不能完全了解事物，而我们应该问，我们可以忽略什么？——因为“我们应该忽略那可忽略的”。[75]

对西蒙东而言，粒度级也是使我们可以精确研究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以及不同层次发明的方法。譬如，我们可通过技术性、美学或知觉研究它们。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中，西蒙东通过因果关系具体化演进程度以及技术知识总体研究技术物；在《想象与发明》中，他通过图像与想象研究技术物，从外在、中间、内在层面观察工业产品：外在层面是物体在外部世界的表现，中间层面是半技术半语言的，内在层面则完全是技术的。[76]西蒙东与巴什拉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对西蒙东而言，技术装置—工具不仅仅是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现象各个深度的媒介，也是一个连接两种不同的数量级的工具。这也是他与弗洛里迪的抽象化水平之间的第二个显著差异，因为一个抽象化水平只是一个分析而非综合工具。西蒙东提出工业异化源于微技术（microtechnics）与宏技术（macrotechnics）这两个数量级的综合。流通与统一对于手工制品是不可能的，它们产生于工业技术物出现。[77]

在工具的中介作用中，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数量级之间跨越的解决方式。换而言之，物质构造充当解决两个不同数量级之间紧张关系的“信息”并因此改变整体结构。伴随它的跨越则是再结构化，我们可以用西蒙东的转导来命名它。这也使我们能够发展一套在不同数量级之间建立一致性的普遍哲学方法，并系统性地建构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一致性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康德著名的二律背反可被视作为同一事物建立两个极端数量级的尝试。譬如，在第一组二律背反中，正命题为“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有限制”，反命题为“宇宙没有起点，在空间中也没有任何限制；它在时间与空间中都是无限的”。[78]不难看出第一个数量级涉及物理而第二个涉及直觉。这两个极端数量级问题的解决，成为康德的哲学方法并促使他系统性地发展出一致的理论。尽管弗洛里迪将他的方法与康德的二律背反联系起来，此处我想重点强调解决。

我的方法论主要基于研究不同数量级的方法并致力于创立一个通过发展关系理论来连接不同数量级的思想系统。哲学概念可被看作试图克服两个数量级间不协调性的发明。因而哲学在本研究中是技术的。不过哲学家不等同于技术员。巴什拉写道：

最后，工程师不是创造并署名具有突出个性作品的艺术家。他是一名几何学者，理性方法的守护人，他所在时代的技术社会的真正代表。他如同物理学家，沿着近似实现的狭窄道路走下去。他看到精确的结果。[79]

哲学家寻找相对性，使得这种理性不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方法，而被视为一种相对的方法。一方面，它动摇理性方法，而另一方面，它也连接到另一个数量级上。我将在本书中通过不同数量级研究数码物。但这绝不是要尝试建立一个精确的知识系统，而是通过囊括技术与哲学思想从而确立思路，为数码物的不同现实架起桥梁。这一数量级方法的基础是理解关系——因为关系可以从一个系统延伸至另一个系统，从一个数量级延伸至另一个数量级。这也反映了本方法论与哲学思考的一致性。关系绝不是一元论，而是“内在多元主义（immanent pluralism）”。与它的水平轴相接的是垂直轴的观看、注视（theoria）。[80]若技术员将结构理解为关系来源，那么如巴什拉所言，“形而上学家会最好地理解关系是如何决定结构的”。[81]数量级成为本书的一般方法。它也强调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并表明通过连接系统内在的数量级，哲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禁锢自身的系统。

个体发生：本体（ontologies）对本体论（Ontology）

数量级有不同范围，这可能带来一些新颖的研究。譬如，我们可以从第一组数量级展开研究：这是从微观物理学到屏幕表象数量级的范围。第二组数量级由语义网结构的技术特征展现。第三个范围由代码到现象。我们选择第三个范围，并从数据的角度进行研究，因其构成了计算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媒介。因此，我们能够利用数量级处理并分析数码物存在的多个层面。关于本书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它涉及存在（existence）而非存在方式（modes of existence），后者被西蒙东与艾田·苏里欧（Ätienne Souriau）（《不同的存在方式》2009/2012）所使用，也被布鲁诺·拉图在他最近出版的《存在方式研究》中用到。诚然，对一些读者而言，我试图阐明的数码物的各种数量级或各种水平的现实似乎是存在方式的同义词，甚至后者可能更为贴切。然而我由存在方式倒退（在该词最好的意义上）回存在，因为我想让本书不仅仅关系到数码物存在方式的描述，更关系到其潜力与问题。有关数码物存在的研究试图在支持人与物个体化的条件下，重新阐明它们在技术系统中的地位。换而言之，本书是以个体化的政治议程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阐述两种关于存在的数量级：本体与本体论。本体论（Ont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on与logos。On是einai的现在分词，意思为“是”（to be）。Logos源自legein，意思是“谈论”，或海德格尔说的“放在……面前”。本书（特别是第二章）的中心主题之一就是揭示计算机科学与形式本体论中的本体与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之间的张力（本书中的基本本体论为首字母大写的Ontology，而本体ontologies指信息科学中的概念）。对数码物构造极为重要的本体被海德格尔批判为形而上的存在遗忘。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没有真正去提出存在的问题，而只是关注本体。这一遗忘是一个错误，也意味着现代技术构成问题的走向，因为根据海德格尔所言，现代技术科学将世界看作以可控的方式理解并描绘的图像（本体），这会导致威胁。海德格尔也指出17世纪现代物理学的开端预示了18世纪技艺（technics）向技术（technologies）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现代化。技术的本事不是技术，而是他所说的座架（Gestell）。座架源自动词stellen，意思是“放置”“安放”。在这一放置中，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成为了持存物（Bestand）。[82]在我的研究当中，我更常使用技术的（technical）而非技术的（technological）来指代更广泛的技艺，以及将消极的技术转变为积极的可能性。

然而，本体仍是数码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体使数码物成为物而非只是数据。本体同康德的范畴一样，是创造性的。范畴采集资料并将其组织成序，统筹存在的多方要素。类似地，本体赋予机器识别物体并将其作为统一体而不是随机数据运作的能力。在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数字环境中同时进行的两个关于物体问题的运动。一方面是数据的物化，另一方面是物的数据化。本体在万维网及其他应用发展的阶段仍旧十分重要。本体也成为关系来源。即是说，它们不仅仅是表征。特别是当物体处于更广阔的环境中时，这些关系增加并加深。如我们将在第三、第四章中看到的，信息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关系的技术。这带来了另一问题：若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技术系统中，我们要如何应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我们又在何处安置基本本体论？

本书将本体与本体论理解为两个不同的数量级。这两个术语需要第三个术语来化解它们之间的张力——即为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发生（ontogenesis）——这用以化解存在物（being）与存在（Being）张力的术语就是关系。个体发生意味着有机个体的产生与发展；它不怎么涉及个体是什么的问题，而更关系到它如何在自身与集体中个体化的问题。对西蒙东而言，在不同的数量级间都有背景与图形。我们或许可以说本体论是背景而本体是图形。图形不能独立存在，因为图形不自我产生，而是由背景承载的。但这不意味着图形是背景的反面，也不意味着图形不如背景重要。在西蒙东给出的例子中，生命是背景，思想是图形。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思想。[83]西蒙东也发现技术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似性。技术物的图形需要一个其他技术物与环境组合的整体环境。的确，如果我们要思考技术系统，将生物——这里是说人类——理解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图形与背景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也暗含了涉及存在研究的政治议程。

网络化与融合

依据西蒙东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件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在于它不同的网络化模式，这些模式包括组织各种技术成分、个体与组合的内在结构，以及技术物所处的更广阔的环境。对西蒙东而言，异化的问题来自对技术的误解或不解，从而误解技术组合。这一误解造成背景与图形的断裂。西蒙东认识到，首先，异化出现于缔合环境不再能调节图形的情况。图形影响背景，使得背景不再能够保持与图形的循环因果性。这一循环因果性就是缔合环境。其次，知识的分歧造成了文化与技术分离的局面。在第四章中，我将重述西蒙东对技术的思辨历史，其中魔法分化为技术物与宗教，技术被分化为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对西蒙东而言，我们必须要发展能够调解文化与技术对立的哲学思想，并创造对抗异化的技术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任务就是融合已经产生分歧的知识。

对于我的研究而言，我们所处的环境与是西蒙东时代所提出的由机器与操控者构成的组合已不再相同；它更是一个由各种物体与用户形成的网络所构成的信息系统。若可以通过失常的缔合环境分析异化，那么这意味着社会准则可以从技术角度分析，因为社会准则早已铭刻入技术系统。若我们要解决工业化产生的异化问题，则必须要分析技术系统，这需要严格的方法。本书将技术系统理解为包括人类与事物的关系统一体，并主张根据不同数量级思考关系的组建。要研究一个技术系统并且正确定位其缔合环境，我们需要从存在关系着手，然后处理话语关系，以协调背景与图形。对西蒙东以及异化问题的理解也受海德格尔技术本质批判的影响。

融合的议程也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特别是他1950年的论文《物》，其中他主张通过四重性理解一个物体，这四个层面是上帝、天堂、尘世、凡人。海德格尔观察到，尽管科技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事物之间的距离，比如电视、广播与电话，实际上人类与事物的距离却增加了。海德格尔提出回归物（Ding）的本义以及它与古德语词dinc——意思是“聚集”——的关系。物体（海德格尔举了壶的例子）就此成为聚集四重性的场所。社交网络的用户知道一个数码物——如Facebook上的图片——的功能是聚集其他用户的评论与讨论。海德格尔应该会质疑这一概念，正如他质疑电话和电视一样。顺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此处要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已经能创建网络时，又如何能够处理融合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西蒙东未能解答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的时代，一个人还不能创建一个网络。同时，海德格尔回归事物的四重性以及西蒙东对网络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思考客体间性（我将在第四章解释这一点），这成为我们理解技术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此处的目标是回归数码物本身，并思考经验中其他形式的融合与网络化。这尤其是本书第三部分的内容。从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经历了从物体到系统，从本体到本体论，最终以关系与个体发生解决的运动轨迹。在随后的第三部分中，我们将会回归数码物，但这次面对的是逻辑与物体的关系，这是另一个数量级。鉴于构建数码物的最终目的是执行贯通整个万维网的逻辑语言。20世纪初，胡塞尔已经将形式逻辑的问题看作欧洲科学危机的表现。胡塞尔将形式逻辑理解为技术化（Technisierung），由此我们不再能理解逻辑的根源，即经验。对胡塞尔而言，在经验而非符号逻辑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强的判断概念。与此相对，他提出（与外延逻辑相反的）内涵逻辑以重建逻辑基础。如今分析哲学家仍在讨论胡塞尔与形式本体论，但胡塞尔克服形式逻辑的主张却鲜有问津。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如在本书中这样问道，是否可以寻回胡塞尔这一主张并应用于对数码物的思考？这并非一定意味着我们需要放弃形式逻辑，而是要从计算层面实现胡塞尔的概念，正如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Brian Cantwell Smith）所出色完成的那样。

海德格尔的批判比胡塞尔的更为深远。世界的技术化是形而上学谬误的表现。在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本质——座架中，形式脱颖而出并成为工业化的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时间充当形式的同步。譬如，人们愈发倾向于依赖机器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会议、就餐、睡眠等活动的责任落在手机上。在这种同步中，时间的统一性——海德格尔所说的操劳——被破坏。科技发展使我们愈发难以在日常生活中集中精力。这不仅仅是科技表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更是思考的问题，它是推崇形式的思考：逻辑。逻辑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因为逻辑根据僵化的关系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控制论的发明是语言的逻辑化。曾是去蔽（disclosure）的语言失去了时间性的越出（ecstasy）。作为存在启示（revelation of being）的功能逐渐丧失。语言的背景被图形剥夺。哲学家也停止思考：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们不再思考；人们忙于做哲学”。[84]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试图通过作为先验理解力的先验想象力概念寻回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移除了先验想象力在先验理解力中的作用，使其成为普通的能力，并且以图式论——即范畴与逻辑——取而代之。海德格尔试图将康德理解为批判新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哲学家，后两者认为逻辑应是形而上学的基础。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被控制论终结：我们生活在时间的尽头。

若信息系统，特别是语义网在寻求逻辑语言，这意味着什么？当一切正在变成数据，由逻辑陈述再现，再由运算法则自动化，这难道不是更高形式的座架吗？这使得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海德格尔的立场都陷入僵局。我们可以通过数量级理解这些差异。若时间是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技术不能被理解为时间吗？这也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关心的课题，他提出通过时间——或更确切地说，第三持存——理解技术。本书很大程度上受斯蒂格勒观点的影响，它启发我将时间置于技术系统中思考。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技术系统中识别不同的时间数量级：基于点的时钟时间、间隔与期间、拓扑时间，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基于斯蒂格勒的第三持存，我们可以提出由算法产生的第三预存。事实上，多亏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建立的张力，我们得以重新思考逻辑与数码物。我们可以思考逻辑是否只是这些关系中的一组，如此一来，难道我们不应可以思考新型关系以及新的关系组建方式吗？对数码物的胡塞尔式批判与组织是否可能？我们是否可以在能够指引新形式（物体或此在）个体化的技术系统中发现转导逻辑？

一个已经在技术中实现的关系思想如何才能自我否定，指向另一种可能性？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在引用荷尔德林诗句时所说的技术的危险？“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85]我们已看到利奥塔也在其后现代研究与物的实体—偶性概念批判中探索了类似的逻辑。新的可能性在于掌握严格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技术发展的敏锐。因此，以关系分析数码物的起源以及对技术发展作为客体间性演进现实的理解，试图发掘新的与技术物相处的敏锐；人们或许会在此发现通过以哲学与技术话语重估缔合环境，从而达到转变的可能性。

图表6　数码物生命周期研究三部分映射图

本书旨在通过海德格尔与西蒙东的物论研究标记语言与本体，从而发展对数码物的哲学研究。置身于各式当代理论中——如物体导向哲学（抑或是思辨实在论）、信息哲学以及数码哲学——本书致力于为研究物体提出关系思想并将其转化为设计技术制品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似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但它应被视为对未来更大的数码物研究框架做出的贡献，这一框架将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为进行这一研究，我画出数码物的生命周期，如图表6所示。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物体”，第二部分为“关系”，第三部分为“逻辑”。每一部分包含两章。

通过研究标记语言的历史，从通用标记语言到超文本标记语言、可扩展标记语言与语义网运动提出的万维网本体，第一章概述数码物的起源。本章在与西蒙东的技术物分析平行视角下阅读这一技术史，意即，将其看作具体化与个化的进程。个化被呈现为一个分析技术物内部动态演进的方法，而非以社会经济结构理解它们。本章进一步寻问是否能够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这一问题试图推进研究，因为西蒙东并未对技术物使用个体化一词，而我提出通过技术物个体化来思考是彰显西蒙东技术物研究的方式，后者始于反对异化的话语。这一来自西蒙东的迫切要求贯穿全书，个体化与转导概念将会被不时提及。

第二章由两组对立开篇：一是本体对本体论，二是语义对语法。本章通过汤姆·格鲁伯（Tom Gruber）的研究以及巴里·史密斯、尼古拉·高利诺以及鲍里斯·海宁格（Boris Hennig）等对形式本体论的研究，概述了计算领域的多种本体与物体概念。形式本体论是由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以及后来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中提出的概念，后来被信息系统领域的当代哲学家采用。我们必须意识到，此处提及胡塞尔其实忽略了胡塞尔研究的根本目的，即对逻辑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本章提议从全新视角看待物体概念以及本体论。本章关注计算机与认知科学家布赖恩·坎特韦尔·史密斯的研究，他的著作《论物的起源》强烈批判计算机科学家研究本体的教条主义方法，并提出计算的基础形而上学。我们将会看到，坎特韦尔·史密斯的方法其实接近于胡塞尔的方法，特别是后者被形式本体论家所忽略的方面。本章随后引进另一个本体论概念，即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或本体论（Ontology）。本章结尾提出这些对立可由第三个术语化解，即关系。

第二部分旨在发展唯物主义的关系论。第三章通过研究哲学史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休谟、海德格尔以及伯特兰·罗素）的关系论概述了该理论。本章提出以两种形式理解关系：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本章随后说明话语关系如何在计算中——首先通过关系演算，然后通过埃德加·科德提出的关系数据库，最终在当下语义网的发展中——执行。本章提出，要理解数码物的个体化，就必须化解话语关系与存在关系间的张力，这一张力的化解导向技术系统的话语。

第四章着手研究技术系统的概念，它以客体间性概念为中心。现象学研究以及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现象社会学聚焦于主体间性，而并未对客体间性多着笔墨。客体间性指可成型为话语关系的关系。譬如力学中的物理接触和形式逻辑等。我主张客体间性概念而非主体间性概念，可被进一步发展以理解技术的演进。我特别研究信息系统、万维网，以及（受西蒙东启发的）雅克·艾吕尔与历史学家贝特朗·吉勒的技术系统话语的产生，表明环境概念正逐渐被系统概念所取代。

本章提出将海德格尔1950年论文《物》看作重建客体间性——他称客体间性为四重性（das Geviert）——以及根据所谓的技术（电视、广播、电话）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事实将人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主张。本章也思考西蒙东的思辨历史——他将技术史看作从魔法开始的持续分化过程——以及他集合哲学思考以融合人与世界的主张。这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提倡回归物（海德格尔）与技术物（西蒙东），从而融合人类与世界。这一观点可能立刻招致反对，认为我们确实已经生活在网络化的社会，人与事物在这一社会中的距离缩短，特别是主流社会学观点认为物体在当代文化中已取得更高级的能动性。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表明的，这些网络其实没有产生融合而是距离。

若我们要在系统的技术现实中思考，那么要如何进一步发展数码物概念？尽管西蒙东未能给出直接答案，他反思技术物发展以及构建技术人文主义的努力仍是第三部分的中心。第三部分问题研究思路与前几章截然不同。若说前几章旨在发展数码物的思辨哲学，那么最后两章研究的则是人类经验与形而上学，我认为这两者是海德格尔与西蒙东对现代技术讨论的基础。因而，读者将会在第三部分中看到另类的逻辑史，它也是数码物与计算的基础。这两章进一步讨论了20世纪初围绕逻辑的争论，特别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内容，从而提出通过另类地思考数码物而研究融合的方式。

第五章研究最近的逻辑学争论[帕特里克·海尔斯（Patrick Hayles）与蒂姆·伯纳斯李]，尤其是涉及万维网中的意义与指称，利用到弗雷格、普特南（Putnam）、克里普克（Kripke）以及戴维森（Davidson）的理论；它通过进一步讨论胡塞尔的逻辑批判（计算机科学家与计算理论家如今鲜少提到它，他们主要应用胡塞尔的形式本体）与西蒙东的转导逻辑，提出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方法。该争论可被看作内涵逻辑与外延逻辑的对立，以及转导逻辑与经典逻辑的对立。前者用于意向行为与意义域，后者用于符号与规则。本章意图提出我们通过将胡塞尔的批判应用于万维网，可以进一步发展这一批判并创造既是认知的又是集体的新融合。我们也可以发问，这会带来怎样的融合？这当然会类似于皮尔·莱维（Pierre Lévy）所提出的集体智慧，或更确切地说，里克里德（Licklider）预想的共生或瓦雷拉（Varela）与梅图拉纳（Maturana）提出的自生系统。然而，我们能否把它看作同时朝向技术与人文的发展？读者同样可以将其理解为通过破坏纯粹自我重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尝试，以及借德勒兹调解胡塞尔与西蒙东的努力。

第六章通过回溯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者关于逻辑的争论从而将“集体智慧”问题化，因为这一争论涉及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删除先验想象力部分时，他退缩了，在重要问题上退缩了。海德格尔的任务是证明被理解为时间而非逻辑的先验想象力应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本章通过提出第三预存概念——通过对胡塞尔、斯蒂格勒与德勒兹的理解而得出的一种新的时间综合——来调解这一争论。对第三预存的讨论带来对算法以及数码物环境的研究。究竟什么是算法？一个常规的例子认为它的功能就像食谱。而我提出应以递归概念来理解它。我回溯包括戴德金（Dedekind）、斯科伦（Skolem）、哥德尔以及图灵在内的数学史，以思考机器阐释学。思考过程中的算法的强化导致西蒙东所描述的缔合环境瓦解的问题，因而技术物的内部动态无法维持。本章结尾提议重新反思技术系统之外的缔合环境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