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平均初婚年龄23.8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24.2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3.3岁，男、女性的初婚高峰年龄均出现在22～23岁。流动人口中早婚人数占有婚史人数的14.70%，男性早婚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男性早婚高发年龄在20～21岁，女性早婚高发年龄在19岁。流动人口再婚多发于31岁以后，再婚人口中，女性高出男性7.8个百分点。流动人口中无配偶男性远多于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正受到严重的挤压。......
2023-08-15
流动人口婚姻问题揭示：天津市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21
【摘要】：（一）家庭成员分居，提高了婚姻和家庭稳定性风险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中，4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全部监测样本的77.30%。但夫妻长期分居、家庭成员分离的流动人口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生活中的各类负面情绪因此容易累积难以消除，其后果是有可能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因此未婚流动人口的婚姻正面临着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需要社会给予重视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中，4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全部监测样本的77.30%。35岁到44岁年龄段的流动人口，总体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家庭生活中需要同时承担照料年迈长辈及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任务，因此家庭的经济支出不断增长，生活压力大、负担重。在现有城乡社会和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婚姻及家庭生活会面临一系列的冲突，个人和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父母日益年迈，身体健康状况不断变差，需要流动人口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另一方面，当前异地上学存在各种限制，提高了流动人口学龄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成本和难度。在巨大的现实困难下，部分流动人口家庭被迫选择与家人异地分居，严重破坏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天津流动人口来源广阔，调查样本中来自除港澳台以外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流入人数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黑龙江省以及安徽省（见表3.1.6）。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最多，占比达到82.40%，其他户籍人口（非农业，农转非，非农转居民，居民）仅占18.60%，即超过八成的流动人口来自各地农村。除北京市及河北省与天津交界的部分地区外，其他省份与天津的距离相对较远，流动人员实施“举家迁移”的成本高、难度大，是导致一部分流动家庭家人长期分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3.1.6 流动人口来源地排名前五的省份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天津市2017年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中，超过83.00%的流动人口是因为经济原因，其中“务工/工作”占64.20%，“经商”占19.30%，而其余因“婚姻嫁娶”“家属随迁”“投亲靠友”等10个原因流动的人口，不足全部流动人口的17.00%（见表3.1.7）。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65.00%的流动人口只接受了初中及以下的教育。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对较低，部分家庭难以做到举家迁入天津生活，家庭成员不得不接受长期的异地分居。
对于流动人员本身来说，长时间在城市谋生的压力会转化成心理上的负面情绪，正常的家庭生活可以帮助流动人口有效缓解心理压力、调整情绪。但夫妻长期分居、家庭成员分离的流动人口无法获得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生活中的各类负面情绪因此容易累积难以消除，其后果是有可能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同时，夫妻双方长期分离将影响双方的感情，动摇婚姻和谐的基础，进而给婚姻和家庭埋下各种隐患。
表3.1.7 流动人口流动原因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员需要及时解决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但我国教育制度以户籍为依托进行资源配置。这种教学安排制度限制了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大部分流动人口学龄子女被迫返回老家成为留守的未成年人。留守未成年人因父母不在身边，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直接管教，容易变得性格怪异、行为乖张，在人格上留下缺陷。留守在老家上学的年轻人，大部分在完成义务教育后不再升学，而是辍学带着低受教育水平的特点进入社会，开始流动打工生活。但这类低学历、缺乏现代职业技能，性格、人格还多有明显缺陷的“流动人口二代”，在进入社会后很难获得满意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很不利于流动人口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二）男性未婚者多于女性，进入婚姻的压力大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0%，其中30～55岁人口的性别比在103.00%以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均呈现男多女少局面，且这种情况出现在全年龄段的人群中，因此婚姻市场的挤压现象严重，并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其性别比情况需要社会各界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监测样本中无配偶人员的构成情况为，未婚495人，其中男性302人，女性193人；离婚89人，其中男性39人，女性50人；丧偶40人，其中男性6人，女性34人。单身无配偶人口中，男性的人数要明显多于女性；未婚人口中比较集中的年龄段是20～29岁，该年龄段的男性未婚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未婚人数。通过表3.1.8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的整体性别比过高，除19岁及以下的性别比为89.70%较低外，其他年龄组的性别比普遍偏高，其中20～24岁、25～29岁以及30～34岁这三个婚姻高发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达到136.30%、174.60%和333.30%，即男性流动人口远多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正受到严重的挤压，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表3.1.8 无配偶流动人口中分性别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除未婚流动人口存在性别比失衡外，其他两个无配偶人群中，离婚人口和丧偶人口也同样存在性别比失衡情况。虽然，丧偶人群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丧偶女性的年龄普遍偏高，再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低，无法有效缓解其他无配偶人群性别比失衡情况。因此未婚流动人口的婚姻正面临着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需要社会给予重视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当前在婚姻方面正面临着许多无法绕开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教育还是性别比失衡的问题，都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稳定与发展，进而给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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