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13社会参与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社会参与表达了农户对集体事务的热情程度和民主权利,体现了其需求表达和利益诉求情况。仅有1.58%的农户愿意经常参加村中的“一事一议”。关于村中“一事一议”,一部分农户少有听说,大部分农户对“一事一议”的参与程度低,可见,基层民主参与程度并不高,农户表达利益诉求的意愿较低,政府激励农户自治职能较弱。......
2023-06-28
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涵盖天津市16个城区,调查样本总量为5000人,涉及的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共16037人。
(一)劳动年龄人口占主体,青壮年人口占比呈现下降趋势
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主要由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其中25~49岁的青壮年占81.7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占3.00%,与同期户籍人口相比,年龄结构更年轻,改善了天津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见表1.1.1)。
表1.1.1 流动人口分年龄组分布情况单位:人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2017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5.7岁,相比2016年提高了约1.2岁。此外,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的年龄跨度较大,调查样本中年龄最小的15岁,年龄最大的已87岁。从性别角度来看,所有年龄段中,男性占比50.44%,女性占比为49.56%,男女比例基本平衡。
(二)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年轻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
2017年天津流动人口平均接受学校教育10年,同比(10.2年)略有下降。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中专及以下的中、初等水平层次,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人员达到65.10%,其中有14.30%的人员仅接受过小学教育,2.20%的人员从未上过学。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中专(18.70%)、初中(48.60%)以及小学(14.30%)的流动人口,合计占流动人口总数的81.60%。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以及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比例较低,即严重缺乏正规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比例都较低,流动人口以中等教育程度为主,受教育程度整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分布。
按不同类型分组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表现出显著差异。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占46.10%,远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10.10%。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年龄越大的分组,整体受教育水平越低。年轻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整体较年长的流动人口高,流动人口中年轻的“80后”和“9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其中有25.40%的人员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的高等教育。从年龄组看,21~30岁、31~40岁两个年龄组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9.50%、17.90%;41岁及以上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偏低,占比不足5.00%(见表1.1.2)。从整体上看,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选择范围和发展潜力。
表1.1.2 天津市不同年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状况 单位:%
(续表)
数据来源:2011-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三)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高
天津市流动人口户籍构成中,以农业户籍人口为主,来自各地农村的人口占绝大部分,整体比例高达82.40%,其余非农业户籍人口占16.60%,来自其他城市的居民占2.00%。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人员占全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72.70%,其中初中53.60%,小学16.60%、未上过学2.50%,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低于天津市流动人口总体平均水平。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以高中/中专(25.50%)、初中(24.50%)和大学专科(24.50%)为主;其他城市居民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农业流动人口,但低于非农业流动人口,主要以初中(35.20%)、高中(25.90%)和大学专科(20.40%)为主(见表1.1.3)。
表1.1.3 天津市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状况 单位:%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四)经济因素仍是流动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流动人口中,82.40%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就业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是这部分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动目的。流动人口中,64.20%以通过在城市“务工/工作”获得收入为主要流动目的;其次是经商,占比19.30%;以以上两种目的为流动主要目的的流动人口合计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3.50%,说明追求更高经济收益,是流动人口流入天津的主要目的。流动人口无论是受雇工作还是通过自主性的经商或其他自雇性经营活动就业,都会权衡个人在老家与在天津的收入差距,并会依此做出是否继续留在天津的决策,在流入地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天津对流动人口的吸引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流动人口流入后是否可以获得符合个人预期的收益。
流动人口流入天津的原因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除为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流入天津的原因外,家属随迁(8.30%)和婚姻嫁娶(3.80%)也是重要的流动原因。其他还存在因拆迁搬家、投亲靠友、异地养老、家庭照料(照顾自家老人和照顾自家小孩)等方面的原因流入天津的流动人口,但占比较低。此外,流动人口中还有0.50%因出生而流入天津,此情况说明流动人口已有相当一部分举家长期居住在天津,并在天津生育了下一代。说明家庭化流动已是天津流动人口的重要流动形式,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见表1.1.4)。
综合来看,经济因素在流动人口的流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天津大部分流动人口选择的首要原因;其次,流动人口为维护正常的家庭生活,促进家庭成员随同流动实现团聚,则是一部分流动人口选择流入天津的重要原因。
表1.1.4 天津市流动人口流动原因构成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五)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冀鲁豫等北方省份
天津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冀、鲁、豫及东北三省,来自以上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4.00%以上,其中,河北省20.80%,山东省20.30%,河南省10.00%,黑龙江省8.50%,吉林省2.60%,辽宁省2.20%。天津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北方省份,流动人口主要来源省份与天津市地域相连、距离近是其中一大特点,对人口流入量有重要影响。与天津的河北省、山东省以及距离较近的河南省籍流入人口最多,三省户籍的流动人口合计超过全部流动人口总量的一半(51.00%)。
(六)流动人口流入天津的时间以中短期为主
天津市流动人口中以中、短期流动人口为主,流动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比例越小。流动时间1~6年的流动人口超过总数的一半,达到51.00%,其中流入时间在1年及以下的流动人口达到16.10%,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流入时间7~18年的流动人口约占39.10%,流入时间19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比例低于10.00%。从流动时间来判断,流动人口倾向于在天津中、短期停留,不考虑流动人口在调查时点初次流动的情况,流动人口呈现出停驻时间短、流动频繁的特征,城市对流动人口在当地长期居留的吸引力不足。
图1.1.1 天津市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七)滨海新区仍是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区
天津市流动人口分布最多的前三位城区为滨海新区(21.60%)、东丽区(16.80%)、北辰区(9.60%),流动人口占比最小的三个城区则为蓟州区(0.80%)、河北区(1.60%)和宁河区(1.60%)。滨海新区是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区,但近年来该区的流动人口总量占全市人口的比例呈下降趋势,2017年的流动人口总量占全市的比例相对于2016年下降了11.6个百分点。
将天津市按照区域地理位置划分为中心城区(和平、河北、河东、河西、红桥和南开)、环城四区(北辰、津南、西青和东丽)及外围城区(蓟州、宁河、静海、宝坻、武清及滨海)三部分,对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和外围城区的分布比例,分别为26.40%、36.00%、37.60%,外围城区所承载的流动人口总量最高。其中,滨海新区流动人口占总量的21.60%,占全部外围城区流动人口总量的57.45%,外围城区表现出了流动人口聚集的趋势。中心城区中,河东区和南开区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两区约占总量的8.00%;河北区最低,仅有1.60%,约为河东区流动人口的五分之一;环城四区中东丽区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16.08%),仅次于滨海新区。天津市流动人口在地域分布上,整体呈现“外密内疏”的特点。伴随天津市积分落户制的实施,对外围城区给予较高的积分权重后,流动人口的这种分布格局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见表1.1.5)。
表1.1.5 天津市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
(续表)
数据来源:2017年天津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有关天津市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的文章
表3-13社会参与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社会参与表达了农户对集体事务的热情程度和民主权利,体现了其需求表达和利益诉求情况。仅有1.58%的农户愿意经常参加村中的“一事一议”。关于村中“一事一议”,一部分农户少有听说,大部分农户对“一事一议”的参与程度低,可见,基层民主参与程度并不高,农户表达利益诉求的意愿较低,政府激励农户自治职能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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