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改革开放40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绝对差不断扩大，呈剪刀差状态。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为209.8元，2004年扩大到6 485.2元，2000—200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共增加3 141.6元，是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683元的4.6倍。2005—2017年，我国的城乡建设与经济同步发展，居民的收入相应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821元，比上年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 883元，增长8.3%。按常住地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 616元，比上年增长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1 554元，增长8.3%。所以201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 616元。
2017年1～6月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 321.88元，同比增长6.5%；2017年1～6月中国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1 802.4元，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1 204.94元，人均经营净收入为2 148.83元，人均转移净收入为3 165.69元。2016年1～12月中国城乡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3 271元，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0 665元，人均经营净收入为3 770元，人均转移净收入为5 910元。2017年1～6月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 931.28元；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为1 614.5元，人均居住支出为2 622.33元，人均衣着支出为947.58元，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876.15元。2016年1月～12月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3 079元；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为3 174元，人均居住支出为5 114元，人均衣着支出为1 739元，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 631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经历了多次缩小、多次上升的过程。1978—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缩小。1984—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比不断扩大。1995—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又一度缩小，但1998年后又重新扩大。1998年城乡民收入比为2.51 ∶ 1，2003年扩大到3.23 ∶ 1，2006年继续扩大为3.27 ∶ 1，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补贴及公共品费用，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在6 ∶ 1左右。从2006到2017年的10余年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快，同时也有一定的缺陷，如何应对这些缺陷困境成为乡镇财政要解决的重点。
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税收能力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别。在农村，作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第二、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致使人均税收收入水平城乡差距大大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城乡差距。例如在2002年，农村和城市人均税收收入分别为561.7元和3 543.5元，农村仅为城市的15.9%。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的难点主要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简称《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而当年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95%，乡镇的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5%，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不到50%。因此，《义务教育法》的实行，着重实现的应该是城乡义务教育的统一。然而，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二元分割，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割。《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甚至更强化了这种制度，表现在：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分别由县、乡镇、村支付，而城市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由此造成农村教育的绝对贫困状态。1999年，全国2 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 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的对照。在2004年，根据《中国教育报》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进入2000年以后，国家相关部门或机构经过多次讨论，并逐年经会议协商，于2006年开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多个地区试点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免费，预计到2020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这就人民减少了一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负担。同时省、市、县、乡镇的财政也要随时做出相应地调整，在九年义务教育费用免收的同时，保障各级部门财政的正常运行。
2.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医疗服务设施和卫生人员数量在不断增多，但较之城市，差距仍然很大。2001年，城市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是农村的2.37倍，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16倍。在偏远地区，城乡差距更大。以青海省为例，2010年，城市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0.8人，而农牧区仅为1.9人。城市平均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8.7张，农牧区仅为2.4张。卫生资源分布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别，地区之间差异更大，总体上呈现出由东往西递减的趋势。在北京地区，2017年平均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和医生数分别为6.28张和4.62人，大大高于2.39张/千人和1.69人/千人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在贵州，分别仅为1.51张/千人和1.25人/千人如果考虑到越是落后地区，城乡之间差异越大这一事实，那么落后的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就更差。
3.城乡社会保障项目及保障水平的差距
2003年年底，我国城镇已普遍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福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灾害救助、社会互助、流动乞讨人员救助等社会救济制度，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价住房等住房保障制度以及优抚安置等，基本涵盖了社会保障的所有项目。而农村社会保障仅包括养老、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五保供养、低保、特困户基本生活救助等社会救济制度，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保障及不少社会福利项目没有或基本没有。即便是农村和城市都已建立的社会保障项目，在城乡之间的覆盖比重也有很大差别。以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为例，根据2000年年底中国老龄研究中心对全国城乡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70%以上，而农村老年人的覆盖率不到4%。随后的10余年间，我国针对农村的养老保险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如为农民开设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缓解农民看病困难的难题，这项措施为广大乡镇农民减轻了负担。
4.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缩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电等都由财政投资建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却大都由农民自己投资。2005年，我国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约为293亿元，而同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为2万多亿元。虽然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但相对于城市完备的公共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还处于低水平状态。以水、电、路为例，2005年城市的自来水普及率为91.09%，而同年农村的自来水普及率仅为61.32%，全国还有6个省份没有完成“十五”规划改水任务指标，大都为西部省份；有9 860万农民饮用初级改水，达不到饮水卫生标准，水质有待提高，仍有5 5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条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2006—2010年，农村基础设施有所改善，2011—2017年，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我国城市的交通道路不断改善，高速公路、地铁等方便快捷的交通道路里程不断增加，目前所有的城市内部的交通道路已经很完善，截止到2017年，我国农村还有近100个乡镇、近4万个建制村村通公路，有近1万个乡镇、30万个建制村通沥青路和水泥路，并且已建的公路也有专人养护。
我国的城市无论居民用电，还是工业用电都有保证，但农村的电网结构仍然薄弱。自1998年的农村电网改造以来，我国农村的供电条件有很大改善，但仍存在技术水平低、损耗大、安全可靠性差等问题。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到“十五”期末，全国仍有1 150万农村人口没有用上电，乡镇以下的人均用电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农村的供电可靠率也明显低于城市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电价仍然偏高，影响了农村电力市场的发展。从2000—2010年间，我国在全国上万乡村实行村村通电服务，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乡村基本全面实现村村通电项目。
（三）城乡政府财政收入构成的差异
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与城市经济结构的不同导致农村基层政府收入来源构成与以城市为依托的其他层级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构成存在差异，特别表现在农业税取消前乡镇政府财政收入对农业税类收入的依赖。2002年，农业税类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达28.14%，占县乡两级合计的15.56%。而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种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县乡镇两级均低于省级和地级。
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农业税的地位更为重要。2000年，“老少边”贫困县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1.23%，而全国县（市）这一比重只有10.1%税收收入能力低下以及税收收入对农业税的依赖都限制了税收收入的规模，从而极大地约束了农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四）城乡公共品和服务的成本费用分摊方式差异
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居住相对分散，而且生产经营规模较小，农村政府获取公共收入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费用的分配具有分散性和不确定性，征税成本高，在公共收入筹措上与城市具有不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乡镇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从农民那里获取费用的制度外财政。也就是说，同一类型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居民不用支付费用或支付很少的费用，而农民却要支付相当比例的费用。
（五）城乡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构成以及影响公共财政决策的力度不同
由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信息、渠道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少有机会和渠道来充分表达他们的愿望，因此，在公共支出决策上的作用要大大小于城市居民。例如，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中产生的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医疗、公共安全等问题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城市居民向政府表达需要调节和提供服务的愿望，从而得到解决，而在农村则难以做到。
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无论在数量和质量层次上，还是在种类上都明显不同于城市居民。
由于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由以乡为主改为以县为主，使教育投入的职责上移，教育事业费在县乡镇两级支出中的比例随之得到调整，教育事业费出现向县级财政集中的趋势。教育事业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11年的17.66%提高到2017年的21.14%，提高了约3.5个百分点，而教育事业费占乡镇级财政支出的比重则由2011年底47.95%下降到2017年的35.27%，下降了约12.7个百分点。行政管理费在县乡镇两级财政和国内支出中增加较快。表6-2不同发展水平县乡镇财政支出结构比较......
2023-08-15
（一）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经济现象。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历史比财政理论远为悠久。公共财政理论的萌芽一般都认为始自18世纪著名学者亚当·斯密的名作《国富论》。斯密的学说奠定了早期公共财政学的基础。现代公共财政学所关注的最重大而又最广泛的经济现象是市场机制失灵。转移性支出表现为财政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的主要项目有各类社会保障资金、财政补贴、政府贴息的债务利息等。......
2023-08-15
因此，相对于传统的行政区域固定和各自为本辖区的居民直接生产所有公共物品的服务的地方政府结构而言，一个最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组织结构应当是“多中心”的。这些有着各自职能分工、互有重叠的辖区安排，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多中心的治理格局。......
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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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第一类为乡镇政府的基本职能，这部分职能是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而必须为本地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其目的在于使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因此，必须在界定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进一步明晰各自事权的基础上，规范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对乡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明确县市对乡镇的转移支付目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因对象不同，往往政策目标也不尽相同。......
2023-08-15
再次，根据各级政府的目标以及财力的分布状况，我国义务教育基本经费的承担主体以中央政府为宜。因此，我国还属于财政相对集权的国家，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承担有其可行性。......
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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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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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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