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人类共同能力及对政治的影响|'匠人'第十章摘要

我早就为这本书的结尾保留了其最具争议性的假说：几乎所有人都能变成优秀的匠人。这个假说极具争议性，是因为现代社会将人们依照能力的不同分成三六九等。你越擅长做某件事情，和你处于相同位置的人就越少。这种观点不仅被应用于与生俱来的智力，也被应用于后天培养的本领：你走得越远，能和你相提并论的人就越少。

匠艺活动与这种看法格格不入。正如本章接下来要谈到的，匠艺活动的工作节奏和儿童玩游戏的体验差不多，而说到玩游戏，几乎每个儿童都能玩得很好。人们在匠艺活动中和材料的对话是智商测试无法反映的；此外，绝大多数人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身体感受。匠艺工作体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即非常精巧复杂的活动，居然是由诸如辨认事实然后质疑它们之类的简单精神活动演绎出来的。

没有人能否定人生而不平等。但不平等并非人类最重要的事实。人类制造事物的能力更能揭示我们的共同点。每个人都拥有一些相同能力的事实造成了一种政治后果。狄德罗在《百科全书》里从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细节两个方面强调人们拥有一些相同的本领是匠艺工作的基础，因为他这部著作其实是一种政府观的基础。能够学会好好工作，这证明人们有能力约束自己，从而变成良好的公民。和慵懒的夫人比起来，勤奋的女佣更有可能做一个良好的公民。托马斯·杰斐逊认为美国的农民或者熟练工匠可以成为民主的中坚，也是出于相同的理由；这些劳动人民能够判断政府建设得好不好，因为他们明白建设是怎么回事——可惜杰斐逊并没有把他的奴隶算进去。通过令人生厌的比较确立起来的不平等变得重要起来，人们把工作能力有三六九等之分当成真相——但这个“真相”削弱了民主的参与。

我们想要古为今用地重振光明时代的精神。我们想让共有的劳动能力来教我们如何管理自己，如何在这个共同基础之上和其他公民打交道。

工作与游戏

匠艺的线索

这个共同基础出现于人的发展的初级阶段，出现在游戏的设计里。如果只是把游戏视为对现实的逃避，那么工作和游戏是对立的两面。但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游戏让儿童学会如何交际，有助于认知能力的发展；游戏让小孩懂得要服从规则，但也能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因为小孩可以创造和实验各种他们要遵从的规则。人们开始工作以后，这些能力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游戏可以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竞赛，规则在玩家开始行动之前便已设定；规矩确定以后，玩家就变成它们的仆人。比赛确立了重复的节奏。在开放性更强的游戏中，感官的刺激占据主导位置，比如说小孩拿着布条玩时就是这样；小孩玩弄着布条，不断地揉捏拉伸，开始与物品进行对话。

最早研究游戏的现代作家是弗里德里希·席勒，他在书信集《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十四封信写道：“从身体上约束我们的感官冲动和从道德上约束我们的形式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了。”^[1]在席勒看来，游戏调节着快感与自律；它的规则平衡了人们的行动。19世纪的心理学家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游戏更像是做梦，是一种自发的身体行为，类似于飘忽的做梦过程。到了20世纪，这些心理学家的观点渐渐消失，席勒反倒又在心理咨询室里出现了。弗洛伊德阐明做梦本身遵循一定的逻辑，一种类似于玩游戏的逻辑。^[2]

在弗洛伊德将做梦和玩游戏相比较之后一个世代，约翰·赫伊津哈在其著作《游戏人》中严格地区分了工作和游戏。^[3]这部伟大的作品表明，在前现代的欧洲，成年人和他们的孩子玩相同的纸牌游戏、猜字谜游戏，甚至连玩的玩具都一样。赫伊津哈认为，工业革命的艰辛促使成年人抛下他们的玩具；现代的工作是“极其严肃的”。他由此提出，在讲求实用性的时代，成年人丧失了某些对思考能力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失去了那种在用手指玩布条那种开放性的游戏空间里出现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此外，赫伊津哈还指出，人们在玩游戏时会有一种“形式感”，他知道这种形式感跟好奇心一样重要。

后来许多人类学家努力通过研究意识来理解这种形式感。其中最值得提及的莫过于克里福德·格尔兹，他发明了“深层游戏”这个术语，将其应用于一些各不相同的仪式，包括中东的商家为顾客提供咖啡的习俗，印度尼西亚的斗鸡，以及巴厘岛的某个政治节日。^[4]和赫伊津哈不同，格尔兹强调儿童玩游戏受到的训练和成年人扮演的牧师、销售代表、城市规划师或者从政人员等角色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格尔兹认为赫伊津哈对过去抱有惋惜之情，这导致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创造和执行规则贯穿人们的一生。

在我们的研究里，阿尔多·范艾克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园就展现了这种直接的关联。这位设计师模糊了各个功能区的边界，试图借此来促使儿童在游戏中形成一些身体的仪式；儿童必须注意自己的动作，才能够确保安全。范艾克希望有些接触和观看的仪式将会由此而出现：学步的儿童在玩沙子，较大的儿童在打球，青少年嬉闹和谈天，购物累了的成年人则休息和观看——这些构成格尔兹所说的深层游戏的“场景”，也是维系人们的社会交际的日常仪式。

但游戏的匠艺到底如何在游戏和工作之间建立关联呢？埃里克·埃里克森曾经试图回答这个难题。他很可能是二十世纪对游戏最有研究的作家，这位心理分析师将毕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儿童是怎么玩积木、玩具熊和纸牌的，以及玩这些游戏造成的重要结果。^[5]在他看来，这些经验之于工作，就像早期的实验之于匠艺活动。

埃里克森并没有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解释他在托儿所看到的景象。比如说有些男孩搭建积木大厦或者纸牌楼房时总是要搭到它们倾塌，他完全可以采用弗洛伊德的阳具说，把这种行为跟勃起和射精联系起来。但他没有采用这种解释，而是认为那些男孩是想要弄清楚积木大厦或者纸牌楼房“到底能盖多高”。有些小姑娘反复地给布娃娃穿上衣服又脱掉，这也同样让他感到好奇。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解释成隐藏和展现身体的性器官和性感带。但埃里克森认为孩子们只是在尝试掌握一种手法——那些小姑娘专注于如何用双手灵巧地揭开纽扣和熟练地调整衣服。还有些孩子会尝试去拉玩具熊用线缝住的眼睛，男孩女孩都有，这也未必是表现侵略性的行为。其实他们倒不是在朝玩具熊发火，而是在试试它有多么结实。游戏固然可以是一个体现婴儿期性存在的领域，但在诸如“各种玩具和它们的理性”等论文中，埃里克森认为它也是一种以物品为对象的技术工作。^[6]

也许他最经得起推敲的理论，是有关客体化的看法。我们前面提到，温尼科特和约翰·鲍尔比的“客体——关系”学派认为，婴儿对事物本身的经验是分离和损失的结果。埃里克森则强调儿童对无生命客体的心理投射能力，这种拟人化的能力会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比如说成年人会把砖块描述为“诚实”的。但对埃里克森来说，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客观实在会回话，它不断地纠正心理投射，提醒人们注意客观的真相。就算有个男孩把他自己投射到一只眼睛缝得很结实的玩具熊身上，乃至给它取了个名字，这只玩具熊扯不动的眼睛仍然会提醒这个小男孩，玩具熊毕竟和他不同。游戏里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匠人和黏土、玻璃等材料的对话的起源。

埃里克森并没有指明哪些规则促成了这种对话。至少有两点是需要补充的。

首先，游戏涉及规则制定的连贯性。儿童为玩玩具或者游戏而设计的规则，大多数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行不通的，比如说缺乏可行的计算分数的规则。连贯性的规则需要合作；所有儿童必须同意遵守它们。连贯性的规则具有包容性；它们必须适用于能力不同的玩家。连贯性的核心是重复；发明规则使得游戏可以反复地玩。反复玩同一个游戏意味着不断地重复一套相同的程序，这反过来为实践经验奠定了基础。不过在玩游戏的时候，儿童也学会如何修改他们制定的规则；这种做法也有其成年的后果，比如说在重复某种技术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渐渐地修正、改变或者提高它。要更好地掌握一种技能，我们需要改变那些重复的规则——帮助埃林·奥康纳掌握吹制玻璃技巧的，正是这种规则的变形。简单来说，游戏是最初的实践，而实践则涉及重复和修正。

其次，游戏是一所让人们学会如何增加复杂性的学校。作为父母，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儿童在四五岁的时候，会经历一种他们以前没碰到过的无聊；简单的玩具再也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无聊表明儿童越来越能够对他们的客观世界做出判断。儿童当然能够用简陋的材料——比如说乐高的积木块——做出复杂的形式。这些物品很重要，儿童在用它们搭建复杂结构的同时，认知能力也得到了提高。^[7]掌握了阅读能力以后，儿童能够进一步创造出更加复杂的游戏规则。

在工作中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做法来自这些能力。在17世纪的科学工作里，手术刀这种简单的工具被派上极其复杂的用场，15世纪的一字头螺丝刀也是这样；这两者最初都是基本的工具。它们能够胜任复杂的工作，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学会了如何去摆弄它们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功能单一的工具。和游戏中的情况一样，无聊对匠艺活动也起到重要的刺激作用；感到无聊的匠人会想着用手头的工具来做别的事情。

当然，连贯性和增加复杂性有可能会发生冲突，但通过重新设定游戏规则，儿童学会了如何应对这些矛盾。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发现，在四到六岁的儿童所玩的游戏里，复杂性比连贯性更加重要。而到了童年的中期，就是八到十岁的时候，严格的规则变得更加重要；到了青少年的早期，这两者能够得到平衡的处理。^[8]席勒将游戏视为支点时想到的正是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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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上面这段简单地阐述游戏编造和工作之间关系的文字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匠艺活动得益于儿童在游戏中和物质对话所学到的知识、遵守规则的自律，还有制定越来越复杂的规则的能力。游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成年人而言充满了借鉴意义——可惜现代人却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出真正优秀的工作。回想起杰斐逊的政治观点，我们也许想要重新表述这种偏见：优秀的公民精神出现于游戏里，却在工作中丢失了。

也许人们理解能力的方式本身有助于认识这种偏见。

能力

定位、质疑、贯通

光明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滋养匠艺的能力是天生的。现代生物学证实了这种观点；多亏了神经学的进步，现在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大脑的能力分布图。例如，我们可以画出脑神经图，标明哪个区域负责听力，而我们又是如何处理音乐匠艺所需的神经信号。

对乐声的初步反应始于大脑中部深处的听皮层。人们主要通过大脑皮层下结构来处理自己听到的声音；在这里，节奏刺激小脑的活动。处理这种信息的能力也有张神经分布图。脑前额叶外皮提供手部动作是否正确的反馈信号；这是一个让我们产生“这就对啦”的经验的神经区域。学会解读乐谱涉及视皮层。演奏和聆听音乐时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在大脑中也有各自对应的区域。简单的反应刺激大脑的蚓部，较为复杂的反应则刺激大脑的杏仁体。^[9]

由于特别复杂，大脑在处理任务时，能够并行处理多个，而非每次只处理一个。大脑的各个区域就像一组相连的、同时工作的微型电脑，它们在处理各自信息的同时，也会和其他区域进行交流。就拿听觉经验来说吧，如果有个区域遭到损坏，那么其他区域将无法对声音进行思考。大脑各个区域之间存在着更多的神经刺激、传输和反馈，我们就能更好地去思考和去感受。^[10]

这幅内在能力的分布图令人感到不安，倒不是由于其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对大脑的认识将来肯定会提高），而是因为其令人遐想之处。这幅分布图能够推断出人们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吗？你的前额叶外皮比我的更好吗？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担心人们在结构或者基因上并不平等的想法由来已久。在西方的哲学里，它的源头是命定论。

在《理想国》快结束的时候，柏拉图讲述了“厄洛斯的神话”，一个到了阴间又复生的人的故事。^[11]厄洛斯发现，阴间是灵魂轮回转世的地方；灵魂选择他们来世要进入的身体和要过的生活。有些灵魂选得不好；它们本想避免前世的苦难，却又开启了新的悲惨人生。有些灵魂选得很机智，因为它们在早先的生活中已经汲取了怎样把事情做好的知识，这种知识有助于它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呢，在进入身体的同时，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命运，注定了他或者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这种观点和后来在基督教、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新教中出现的命定论大不相同。约翰·加尔文认为，灵魂到底是获得救赎还是惩罚，在出生的时候便已经由上帝安排好。不过加尔文的上帝有点变态，他不让人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迫使他们乞求宽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便他们的命运能够得到扭转。这个上帝不但变态，还很神秘：一个人的命运怎么可以被改变呢？对这个神学的难题，我们倒没必要太过较真，只需明白这种新教理论结合了内在性和不平等性就可以：有些人更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怜悯，因为他们的灵魂在出生时便已比其他人的灵魂更好；一个人若要在活着时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依然必须证明自己比别人出色。

加尔文主义在百余年前的优生运动中，尤其是在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12]的著作里，拥有一个变本加厉的、邪恶的现代化身。萨姆纳认为，千万不要把资源浪费在那些天生没有能力使用它们的个人或者群体身上。在教育方面也有人持同样邪恶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教学生之前，应该先弄清楚他或者她到底有没有学习的能力。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还算比较正面：虽然在先天的能力方面你可能不如别人，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可惜这种想法只是聊以自慰而已，因为别人要是也同样努力那就没有用了。

如果认为大脑这个相互连通、能够并行处理诸多任务的系统是封闭的，认为这个系统从人们诞生起便已固定，随后只能依照其内在逻辑运转，如果信奉这种现代工程版的命定论，那么我们肯定低估了大脑的复杂程度。其实大脑是个开放的系统，文化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其产生影响；不同的环境也能刺激或者抑制诸如前额叶等大脑区域的多任务并行处理功能。所以玛莎·娜斯鲍姆^[13]和阿马蒂亚·森不喜欢“能力”，他们倾向于使用“本领”这个词，每一种本领都会受到文化的激励或者制约。正如我们前面研究握和预判时谈到的，本领内在于人手骨骼的结构；尽管有些手比较大，天生就能够伸得更宽，但真正造成手的灵巧或笨拙的，则是每一只手后天受到的刺激和训练。

有些生物学家激烈地反对人类生来是一块“白板”的说法，但即使是他们，也都认可这种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不平等的关注遮盖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大脑的能力是过剩的。比如说，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的研究表明，人类能够制造的意义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口头语和书面语都有大量相互对立和相互矛盾的义项；只是这种人人皆有的充沛能力受到了文化的制约和束缚。^[14]另一个流派的基因学家和平克殊途同归。在理查德·莱沃庭看来，人们拥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潜能；人类的身体充满了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具体的现实，则需要借助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机构。^[15]

沃康松的纺织机本质上优于人类的双手，它让我们明白应该如何对待人们天生能力高低不等的现象。砸烂这些纺织机——也就是说，拒绝接受它们的优越性——已被证明不是很好的选择。更好的做法是把纺织机视为一种药物；你最好小心点，服用的剂量不要太多；伏尔泰就是这样看待沃康松的各种发明的，虽然他曾经将其捧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也就是说，要善于利用天生优越的资源，但千万不要总是强调其优越性。我认为伏尔泰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能力分布图的重要含义。每个人所分配到或者所动用的大脑资源诚然是不平等的；如果社会总是强调这个事实，那将会对其自身造成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别去判定人们的命运，而应该尽可能地去刺激人们的生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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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艺这个领域虽然狭窄，但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加仔细地去分析人们的天赋生来并不平等的现象。支撑匠艺活动的各种内在能力其实都很寻常；绝大多数人拥有这些能力，而且程度也都差不多。

有三种能力构成了匠艺活动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定位、质疑和贯通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让事物变得具体，第二种是思考其性状，第三种是扩展其意义。木匠拿起一块木板，仔细辨认其纹理；他或者她拿着木板翻来覆去地察看，试图从表面的纹路看出内里的结构；最后木匠确定，和使用传统的木漆相比，用金属络合溶剂染料更能突出木板的纹理。要使用这些能力，大脑需要并行处理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和语言符号的信息。

定位的本领其实就是确定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哪里的能力。就拿人们的双手来说，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定位发生于音乐家或者金匠的指尖；眼睛的定位则专注于纺织机上经线与纬线构成的直角，或者玻璃吹制管的末端。发明移动电话的关键点是交换机，而在发明便携式计算器的时候，需要额外注意的是按键的大小。电脑的显示器或者摄像机的“缩放”功能承担了相同的任务。

定位可能是感官刺激的结果，手术刀在解剖时遇到始料未及的硬物时便是如此；在这个时刻，解剖师的手部动作会变得更慢，幅度也更小。定位也可能在感觉到某些东西残缺或者不对劲的情况下发生。比如说在解剖的过程中，手术刀碰到体内的脓肿便会停下来，因为和周围的组织相比，脓肿的地方没有那么结实。范艾克想要在他的公园里引起的也是这种感官刺激，他故意抹除了街道和游乐场的边界，这样孩子们在嬉闹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边缘区，以便保证安全。

在认知研究里，定位有时被称为“焦点注意”。格雷戈里·贝特森和莱昂·费斯廷格认为，人们之所以关注难题和矛盾，根源在于他们所说的“认知失调”。比如说维特根斯坦非得让某个房间的天花板的高度精确到厘米，因为不然的话就和他设想的比例失调，会让他感到浑身难受。当某件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时，定位也可能出现。在成功地应用了钛片之后，弗兰克·盖里更加关注这种材料的潜在用途。费斯廷格指出，动物有专注于“这里”或者“这个”的能力，展现这种能力的动物行为和这些认知失调的复杂体验有直接的关联。为了集中注意力，大脑的多任务并行处理机制动用了不同的神经线路。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匠艺活动的人来说，当遇到关键的材料、任务或者问题时，这种动物的思维就会出现。

质疑的本领其实就是对定位点进行摸索的能力。那些遵从认知失调模式的神经学家认为，完成定位以后，大脑就像一个所有房门都已锁上的房间。这时候已经不再有怀疑，但好奇依然存在；大脑会问这些房门是不是用不同的锁锁上的，如果是，那是为什么。行动上的成功也可能引起质疑，比如说Linux程序员在解决了原有的麻烦以后，往往会提出新的问题。神经学对该现象作出了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大脑不同区域之间有新的连接线路得到激活。新激活的通路能够促进大脑并行处理多任务的能力——但这种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质疑”意味着处于初始的状态；大脑正在权衡各种不同的线路选择。

这种状态让我们能够从神经学的角度理解好奇的经验；好奇就是暂时不做出决定，而是继续探索。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一定的时间节奏：先是行动，然后暂停，并提出质疑，随后采取新的行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行动–休息或质疑–行动的节奏正是复杂手艺培养过程的特征；纯粹机械性的活动只是动作而已，是培养不成技艺的。

贯通问题的本领有赖于直觉跳跃，因为直觉跳跃能够将截然不同的领域相互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将某个领域的隐性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光是在不同种类的活动之间转换本身就能促使人们采取全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贯通”其实意味着“开放”，就是你得有开放的心态，愿意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愿意从一个习惯领域转移到另一个习惯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基础的能力，它的重要性常常遭到低估。

转移习惯领域的本领在动物王国有很深的根源。有些追随理查德·莱沃庭的生物学家认为，能够适应不同的区域，解决转换区域带来的问题，正是自然选择的生态学关键所在。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反正人类是很擅长转移习惯领域和将它们进行比较的。有些工厂利用了这种本领，经常安排工人完成不同的任务；这主要是为了避免枯燥——日复一日地从事相同的工作当然会让人觉得枯燥。我们能够避免枯燥，完全是因为领域转移需要我们重新开动脑筋。有关能力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解决问题的行动，但我们已经看到，那种行动和发现问题的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成为可能的，是人类一种基础的本领，就是那种转移、比较和改变习惯的本领。

对读者来说，我把一个广阔的研究范畴归纳为这三个要点，是有点像帮倒忙的；我并非想说人人皆有的这些定位、质疑和贯通的能力本身是简单的。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些能力是我们大家都有的，人类有，动物也有；接下来我准备说明我们拥有的这些能力差不多大小的原因。

肢体运作的智能

斯坦福-比奈范式

阿尔弗雷德·比奈和泰奥多尔·西蒙在1905年创造了最初的智力测验。十年后，刘易斯·特曼修改了他们的方案，创造了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目前通行的是第五版。过去百余年来，这项测验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它测试的是五个基本的思维领域：流体推理，主要测量运用语言的能力；基本知识，主要测量对词汇和数学符号的认识；量化推理，主要测量演绎推理能力；视觉–空间处理和短时记忆。^[16]

这些领域似乎囊括了培养一切技能所需的原材料。但它们并不包含匠艺赖以形成的各种基本能力。原因在于这些智力测验仍然秉持比奈的三项指导原则：智力可以通过问题的正确答案得到测量；那些答案可以将人群划分成一道钟形曲线；这些测验测试的是一个人的生物潜能，而不是其文化信息。

第三项是最具争议的：难道先天和后天是分开的吗？曾经有人认为这两者应该是分开的。在18世纪，狄德罗和大多数光明时代的作家宣称两者应该是分开的，因为寻常的女佣、鞋匠和厨子天生也有许多才能，只是上层阶级不许他们发挥出来而已。比奈的看法与此相反，但他研究天生才能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他想弄清楚那些愚笨的人到底能够干什么，以便给他们找到适合能力欠佳者的工作。特曼的兴趣则是既好心又歹毒；他想要发现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无论这些人处在哪个社会等级，但作为执着的优生学家，他也想找到那些特别愚蠢的，然后让他们绝育。无论比奈还是特曼，都不太关心拥有中等智力的人。

斯坦福–比奈测验在20世纪泼出了一盆新的污水，不过这次遭到玷污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如果某些种族或者民族做这些测验做得比较差，这些测验结果有时候会被用于坐实固有的偏见，比如说原来人们觉得黑人整体上不如白人聪明，现在“科学”果然证明了黑人天生是劣等种族。反对这种论调的人则指出，这些测验本身存在文化偏误，是有缺陷的。比如说出身中等阶级的白人孩子在学校经常看到圆周率符号π（这个符号出现在智力测试的基础知识部分），但内城的穷孩子可能会觉得它很陌生。^[17]

常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比奈最初使用的方法反倒没人提起，但我们对智力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受到那种统计学方法影响。比奈坚定地认为，在群体中，人们的智力测验分数将会构成一道呈钟形的正态分布曲线；这意味着一边是少数白痴，我们大多数人在中间，另外一边是凤毛麟角的爱因斯坦。这种特殊的钟形曲线是亚伯拉罕·棣莫弗在1734年发现的，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在1809年做了改进，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1875年正式将其称为“正态”分布曲线。

可是钟形曲线的形状也有很多种。就拿视觉认识能力测验来说，那道曲线看上去更像是倒扣的香槟酒杯，而不是两侧平缓下降的铜钟。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拥有把某个图案和诸如“狗”这样的词汇联系起来的视觉认识能力。单就这种能力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我们不妨用数字来表述。假设智商的中位数是一百，标准差是十五，那么智商一百一十五意味着你比84%的人聪明，智商一百三十对应的比例是97.9%，一百四十五是99.99%，到了一百六十则是99.997%。再往下，曲线就是平的了。因而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商和中位值只有一个标准差。

奇怪的是，无论是比奈还是特曼，都对囊括绝大部分人的中间地带没什么兴趣。只要把“聪明”的定义提高一个标准差，84%的人就被排除在外了。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愚笨”的定义调低一档，那么只有16%的人被归入此类。

对于处在这个倒扣的香槟酒杯形状的中间地带的大部分人，用来描述他们的词语往往带有贬义，比如说“平庸”或者“没什么特别的”。可是这些词语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难道一个标准差就足以说明平庸与杰出、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差别吗？智商八十五的人虽然不如大多数人聪明，但后者能应付的事情，他们也都能应付，只是速度比较慢而已。有关视觉–空间处理和短时记忆方面的能力尤其如此。从一百提高一个标准差到一百一十五，真正有高下之分的是辨识语言符号的能力。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断言，因为智商一百的人或许也能理解那些符号，但将它们囚禁在隐性知识之内，又或者只是通过身体的实践把它们表现出来。

最后，比奈和特曼能够描绘出这道“正态”的钟形曲线，是因为他们将智力细分为几个方面，再将各方面的分数相加，得到一个总的分数。这种做法假定智力的所有方面都是相连的。现代的智商测验者认为各种智力之间有一种黏合剂，他们称之为G因子。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就是上一章提到的“优秀工作计划”的负责人）强烈反对G因子的提法。他认为人类拥有许多不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范围之内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是截然不同、彼此独立的，这意味着你不能把它们加起来得出一个数字。

和斯坦福–比奈的清单相比，加德纳的清单包括了更多的身体官能：他把触觉、动作、听觉、数学符号和图案也列为测量智商的要素。更为激进的是，他也将与他人交流的能力，甚至还有客观地探索和评价自我，都视为智力的一种。^[18]有些人对加德纳的理论不以为然，批驳他的能力要素清单太过庞大泛散。他们为那种把各个答案相加成一个总分数的做法辩护，声称在斯坦福——比奈的框架里，流体推理、短时记忆和视觉——空间处理能力其实是相关的，或者至少计算G因子的公式是有效的。

从匠艺所需的各种能力来看，智力测验更加没有意义。智力测验不太可能会涉及这些能力，部分原因在于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的基本结构：这种测验所提的都是些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原则上，正确答案是测试者心目中的“这就对啦！”二加二等于五就不对。可是就字词的定义来说，并不存在这类正确的答案。例如，下面是精准的两种定义：

根据亨特利精准的分析，许多债券交易员争先恐后地疯狂卖出。

谢里尔对市政府活动的精准报道使她很有希望获得普利策奖。

姑且抛开各种和文化背景有关的问题不论，这是一道让人很难解释的测试题。按照出题方提供的正确答案，两者的同义词是准确；其实在第二个句子里，等同于精准的应该是全面，但考卷并没有提供这个选项。^[19]如果你很有匠人精神，你会钻研这个问题，更加细致地、深入地去思考它——但时间不够用。为了提高自己的分数，你必须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所以你只好随便选一个，赶紧做其他题目。如果考卷里有多选题，考生是不可能通过直觉跳跃来贯通某个问题的。这种跳跃需要将许多各不相关的要素联系起来。诸如“城市的街道像静脉和动脉吗”之类的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

因而比奈的方法测量不了解决难题所需的思维方式，它惩罚那些耗费必要时间去反思的考生，也没有考虑到测试分数的质量。有些人取得很高的分数，也许只是因为他放弃了那些其实很成问题的问题。要培养匠艺所需的各种能力，人们往往需要深入地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问题上，而智力测验的分数所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处理许多问题的肤浅能力。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肤浅的能力在现代社会特别吃香。^[20]现在的商业机构希望通过测试，筛选到具有内在潜力的员工，认为只有这样的员工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全球经济。对工人或者企业来说，如果试图把一样事情做好，并深刻地去理解它，那么很可能会跟不上各种炙手可热的潮流。现在的经济体系重视快速学习的能力和肤浅的知识，那些游弋于各种组织之间的顾问特别吃香，所以各种智力测验注重应付多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深入理解单个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匠人深耕细作的能力和这种时兴的潜力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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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钟形曲线首尾两端的能力确实有所不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中间部分则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无视中间部分的潜能呢？智商一百的人在能力上和智商一百一十五的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后者更有可能得到关注。这个问题有个邪恶的答案：把程度上的细小差别夸张成类别上的巨大差异，有助于巩固特权体系的合法性。相应地，把居中等同于平庸则让忽略变得合情合理——因此英国把大量的资源投给几个重点大学，那些技术学院只能得到杯水车薪的经费；也因此，美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很难筹集到善款。但对这些糟糕的情况我们不应该点到为止。

把工作做好的能力几乎是人人皆有的；这种能力最初出现在游戏里，后来在工作中演变成定位、质疑和贯通的能力。光明时代的先哲希望，学会把工作做好能够让人们更善于自我治理。普通人并不缺实现这种政治计划的智力。匠人的意志可能没那么坚定。匠人倒并不缺精神资源，然而更容易控制不住那种想把工作做好的冲动；社会可以对匠人落井下石，也可以施以援手。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才会在第三部分论证，在完善匠艺的过程中，动机比才能更加重要。

[1]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trans. Reginal Snell，Mineola，N.Y.：Dover，2004）。引文出自第14封信，省略号前文字摘自第75页，省略号后文字摘自第74页。

[2] 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告诫自己不要去探讨。两部关键性作品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品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James Strachey，London：Hogarth，1947）第17卷，里面收录了他有关婴儿性意识的文章。

[3] 参见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游戏人》（Homo Ludens, London：Routledge，1998）。

[4] 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Hutchinson，1975）。

[5] 参见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童年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Vintage，1995）。也可参见埃里克森，《玩具与理性：经验仪式化的各个阶段》（Toys and Reasons: Stages in the Ritual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W. W. Norton，1977）。

[6] 埃里克·埃里克森，《玩具与理性：经验仪式化的各个阶级》。

[7] 这个领域的文献很多，比较经典的是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利（Mihaly Csikszentmihalyi），《超越无聊与焦虑：工作与游戏中的经验流》（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 Experiencing Flow in Work and Play, New York：Jossey-Bass，2000）。

[8] 参见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和海伦·魏因赖希–阿斯特（Helen Weinreich-Haste），《理解：儿童对世界的构造》（Making Sense: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London：Methuen，1987），以及这本书的基础，杰罗姆·布鲁纳，《论认识》（On Knowing,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9] 我看过的相关文献中，最容易读的是丹尼尔·列维京所著的《这是你的音乐大脑》，特别是第84—85页。（读者千万别被糟糕的标题吓住，这本书写得很出色。）更多技术信息可参考伊莎贝尔·佩雷茨（Isabelle Peretz）和罗伯特·J·萨托尔（Robert J. Zatorre）合编的《音乐的认知神经学》（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usi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0] 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是杰拉尔德·M·埃德尔曼（Gerald M. Edelman）和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在《意识的宇宙：事物如何变成想象》（A Universe of Consciousness: How Matter Becomes Imagination, New York：Basic Books，2000）中的观点。

[11] 柏拉图，《理想国》，614b2—621b6。

[12] 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美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译者

[13] 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美国古典学家、伦理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三主席之一。——译者

[14] 参见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Morrow，1994），以及平克，《白板：现代知识生活对人类本质的否认》（The Blank Slate: The Denial of Human Nature in Modern Intellectual Life, New York：Viking，2002）。

[15] 理查德·莱沃庭（Richard Lewontin），“基因组之后又如何？”（After the Genome，What Then？），载《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1年7月19日。

[16] 参见《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Scales, 5th ed.，New York：Riverside，2004）。

[17] 读者若对这个臭名昭著的故事感兴趣，可参见理查德·J·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结构》（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Free Press，1994），以及该书的评论，参见查尔斯·莱恩（Charles Lane），“钟形曲线的偏颇根源”（The Tainted Sources of the Bell Curve），载《纽约书评》，1994年12月1日。

[18] 要了解他的思想，最好还是去看他早期的作品：霍华德·加德纳，《大脑的框架：多种智力理论》（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Basic Books，1983）。

[19] 这个例子我已经在先前的著作中举过，参见《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第119页。

[20] 参见《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