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质量至上的工作成果

在本章和下一章，我会讨论匠艺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匠人做好工作的欲望，第二个是做好工作需要哪些能力。正如本书第一部分开头提到的，有些群体认为质量是最重要的，比如说Linux程序员；另外一些群体则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苏联的建筑工人。我们想要更仔细地看清楚，刺激这种抱负的是哪些人性因素。

我们在光明时代的先辈认为，大自然赋予人类智力，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好好工作；他们把人类视为能干的动物；基于这种信念，他们提出了人人平等的要求。现代社会倾向于强调能力的差异；“技能经济”总是想要区分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光明时代那些先辈的看法至少就匠艺生活来说是正确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能力是相同的，而且这些能力的大小也差不多，这意味着我们都可以变成优秀的匠人；导致人们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是他们追求质量的动机和欲望。而这些动机又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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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W·爱德华兹·德明在许多机构推广他的“全面质量控制”理论，在当时许多利润至上的企业管理人员看来，这种追求质量的做法多少有点哗众取宠。德明提出了“最重要的东西无法被测量”和“监控决定质量”等名言；德明还和休哈特共同提出了“质量管理循环”，共分四个步骤，囊括了开始生产之前的调研和讨论过程。^[1]顽固的管理人员更喜欢埃尔顿·梅奥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梅奥和他的同事在西方电器公司做了一些实验，研究工人的心理动机。梅奥发现，只要把工人当人看，给予积极的关注，就能刺激他们提高生产效率。但梅奥并没有关注这些工人制造的产品的质量，也没有关注他们的各种关键技能。梅奥的客户感兴趣的不是质量，而是顺从；他们希望工人高高兴兴地完成任务，千万不要罢工。^[2]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成功，以及同期德国的“经济奇迹”，改变了这种情况。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个经济体已经用高质量的产品抢占了利基市场^[3]，其中有些产品质优价廉，比如说日本的汽车，还有些产品质优价昂，比如说德国的工业机械。随着这些利基市场的扩张，英美企业的质量标准相形见绌，警钟开始响起；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美企业界“重新发现”了德明，尊称其为先知。现在企业管理人员也好，各个商学院也好，都追随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唱起了“追求卓越”的赞歌。^[4]

所谓“追求卓越”基本上只是一句口号，但德明的故事很复杂，也很让人警醒。说复杂，是因为要挑起追求质量的欲望并好好加以利用，组织本身的结构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它需要像诺基亚那样，在公司内部打开信息流通的渠道，也需要像苹果那样，有耐心等到产品确实非常出色以后才推向市场。德明知道，这些组织属性很少出现在那种谁向谁汇报的管理图表上。然而，德明并非头脑简单的销售员，只顾一味鼓吹质量；他知道质量至上的工作专注于获得上佳的具体结果，未必能够团结或者支撑整个组织。

正如我们在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系统所看到的，追求高标准也许会引起大量的内部矛盾。这是因为人们对高标准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全民健康服务系统，上级制定的条文就和可行的实践发生了冲突。要求质量的是谁也会造成不同。全民健康服务系统高层坚持医务人员依照正确的程序办事，这种做法确实改善了对癌症和心脏疾病的治疗；但同样是来自高层的这种命令，却导致各种没那么严重的慢性疾病的治疗质量下降了。追求卓越还可能给组织的基业常青带来问题，斯特拉迪瓦里的作坊就是这样。在这里，做出高质量产品的经验蕴含在大师本人的隐性知识之内，这意味着他的卓越不可能传给下一代。

我们从“质量至上”这个词组可以看出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宣传口号，而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质量至上”意味着匠人痴迷于制造某样具体的物品或者培养一种技能。这种近乎强迫症的痴迷是克里斯托弗·雷恩等伟大匠人的性格特征，但它在许多行动——无论大小——中也有迹可循。为了恰如其分的形象性或者节奏而反复重写某个句子需要一定程度的痴迷。在爱情中，痴迷会改变恋人的性格；在行动的时候，痴迷可能会导致僵化和不肯变通。这些危险作为个体的匠人必须面对，而经过精心安排的组织也同样必须予以解决。追求质量意味着学会好好地利用痴迷的态度。

我对“质量至上”蕴含的痴迷有所了解，是在纽约的某个寿司店；那家店很小，在格林威治村，它的目标顾客群体是在美国工作的日本人。我这么说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只提供日文菜单，这就让很多美国人望而却步；其次，店里的电视机播放着通过卫星信号接收的东京电视台，那里的电视机总是开着，不过声音只有正常人说话那么大。人们边看边谈论电视里的节目。我常常和替我维护大提琴的日本朋友去这家寿司店。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看“X计划”，这是一个关于日本制造的产品的系列节目。那个星期正好在播便携式计算器的发明，店里的常客都看得津津有味的；节目里的工程师按了新计算器的on键，接着突然大喊一声：“真的行耶！”这时寿司店里的顾客欢声雷动。但他们随即发出了今不如昔的哀叹，日本在二战后有过这样的光辉岁月，可惜现在制造的产品已经每况愈下，近期媒体大肆报道该国生产的电池和复印机都有起火的危险。从那些人指着便携式计算器的手势判断，他们显然是在赞扬电视上的厂家，又对日本堕落的现状痛心疾首；他们的讨论显得很斯文客气，但我在吃一片不知道什么鱼的时候，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说到“糟糕”、“可耻”等词汇。

这就是痴迷的关键问题：好和不够好变得形影不离。在寿司店里，我们后来改用英语交谈，我说其实电池爆炸和复印机起火只是个别情况，但那些日本人不以为然。这种认为安全可以将就的想法好像有点得罪他们。痴迷导致他们要求数百万个便携式计算器和笔记本电池的质量都必须完全一致。痴迷意味着对所有的产品一视同仁，这是德明提出“全面质量控制”的原因。痴迷的别名叫做一丝不苟，它要求所有产品都必须达到相同的质量标准，绝不允许有由于粗心疏忽而出现的例外。这种好和不够好的结合导致工作变成了一丝不苟的监控。

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痴迷的态度呢？这家寿司店的厨师基本上都是一些在竞争极其惨烈的日本教育系统中落败的人，然后在青少年时期选择了离开那种严酷的文化；他们的人生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最终都来到了纽约这个安静的角落。多年以来，我了解到这些匠人有相当一部分顶多只能算是半合法的移民（他们没有绿卡，但通常拥有伪造的社会保障卡，这样就可以到检查不仔细的地方去工作）；他们坚持“日本的价值观”，为高质量的工作而自豪，并且把这种自豪感当成一个象征，用来区分他们自己和纽约的其他少数民族。这家寿司店的人是特殊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美国的黑人实在是太懒，而拉美人对待工作又太过马虎。

他们因此展现了痴迷的第二个特征：对卓越锲而不舍的追求是一种特殊的勋章。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无论在组织机构内部，还是在不同种族之间，谈论质量是一种表明身份的工具：和其他人相比，我或者我们工作更主动、更卖力和更积极。^[5]这种特殊的勋章固然会让佩戴者高人一等，但也可能让他陷入被其他人孤立的境地。这些日本移民不像中世纪的金匠。对高质量工作的追求非但没有帮助他们融入整个社会，反倒变成了内部化历史的一部分，象征着他们的外国人身份。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其他质量至上的工作者与他们所处的机构也是格格不入。

对质量的痴迷会让工作本身承受一丝不苟的压力；持有这种态度的工作者可能领导那些对质量不怎么上心的人，也可能疏远那些人。这两种情况都很危险，让我们先来看看后者。

专业技能

社交型和反社交型专家

追求卓越者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危险，可以从专家这种人物身上看出来。他或她有两种面貌：社交型和反社交型。如果某个专家在组织内部备受欢迎，那么说明这个组织把内部结构安排得很好；专家被其他人孤立则意味着组织遇到麻烦了。

专家的起源和声望都很古老，早在古希腊时代，市民对匠人就非常崇敬。中世纪作坊里的师傅也是专家，而且必须是一个社交型专家。因为行会组织了各种普通的或者宗教的仪式来打造社会关系网络，而作坊师傅有义务参加这些仪式。另外，身为每个作坊内部的权威，师傅平时也需要跟学徒面对面打交道，这进一步锤炼了他的社交能力。再晚些时候，尤其是工业时代降临以后，那种百事通式的大师逐渐失去了市场——人们开始认为，包罗万象的好奇心并不如专业化的知识来得有价值。但现代的专家缺少那些能够将他或者她和同事或者某个共同体联系起来的强大仪式。

这是社会学家埃利奥特·克劳斯在《行会之死》中提出的观点。在研究了工程师、律师、医生和学者等专业群体之后，他指出，在上个世纪，尽管这些专业群体本身的准入条件变得更严格，专业性变得更强，但在非人格化市场和科层化的政府施压之下，各个专业协会的力量反倒没以前那么强大了。从规模上来说，全国性或者国际性的专业组织当然比从前城市里的行会要大得多，但克劳斯认为，这些组织召开的会议也有一些社交的、仪式的性质。“专业人士”这个词最早是指那些认为自己有别于普通职员的人。总而言之，和市场比起来，政府部门和法律机构对各个专业群体施加了更为严厉的约束；这些专业都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正如罗伯特·佩鲁奇和乔尔·格斯特尔在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没有共同体的职业》中指出的，当今的专业组织已经不再是古代那种共同体。^[6]

对专业技能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7]首先是把“专家”当作一个培养了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的分析能力的人来研究；比如说那些在企业里扮演万金油角色的顾问就是这样的专家。分析专业技能的学者随即“发现”内容至关重要；专家必须掌握大量某个具体领域的知识（一万个小时定律就来自这种发现）。佩鲁奇、格斯特尔和克劳斯的两个研究课题联合起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专家缺乏强大的专业共同体，他或者她怎么能够成为社交型专家呢？出色的工作本身能让专家变得外向吗？

维姆拉·帕特尔和盖伊·格伦研究过社交型专家，他们选择了优异然而资历尚浅的医学院学生，以及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比较这两种人的诊断技能。^[8]正如人们意料的，有经验的医生在诊断症状方面更加准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或者她不太墨守成规，特别是对病人比较有耐心；医学院学生更像是形式主义者，按照书上说的去看病，相当死板地用普遍的规则去处理特殊的病例。此外，有经验的医生考虑更加周全，他不仅会回顾，去了解整个病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还会前瞻，试图看清楚病人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新手因为接触的病例不够多，所以很难想象某个病人的命运。有经验的医生关注病人今后的健康，新手则往往只顾头痛医头、脚疼治脚。我们前面在讨论手那一章谈到匠人的预判力，长期的医疗实践也能培养这种能力。社交型专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别人。

如何在匠艺活动中使用不完美的工具是研究社交型专业技能的第二个方面。正如我们前面讨论17世纪的科学家时谈到的，不完美的工具促使它们的使用者既重视制造，也重视维修；维修是匠人的基本活动；就算在今天，人们也认为专家应该既懂得制造，也懂得维修。我们不妨用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哈珀说过的话来描绘专家：专家拥有“全面的知识，不仅掌握一种技术的各个要素，还明白这种技术的整体意义和性质。……制造和维修在这种知识中组成了一个整体”。^[9]哈珀研究了一些卖小型机器的商店，发现社交型专家非常善于向他们的顾客解释和提供建议。也就是说，社交型专家很乐于承担指导的重任，遥遥呼应了中世纪那种“代理父亲”的角色。

研究社交型专业技能的第三个切入点是知识如何传下去，斯特拉迪瓦里的作坊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斯特拉迪瓦里的经验已经变成他自己的隐性知识，他无法将其传下去。现代有许多专家觉得自己也遭遇了斯特拉迪瓦里的困境——这种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无法言传的想法，其实我们不妨称之为斯特拉迪瓦里综合征。英国有不少医生就罹患了这种综合征，他们不愿解释治疗方案，拒绝接受批评，不能和同事分享他们的隐性知识。结果和那些在专业上比较外向的医生比起来，他们的技能变得越来越差。^[10]小地方的家庭医生——各种关于医生的传奇故事中最让人放心的人物——的斯特拉迪瓦里综合征好像特别严重。

哈佛大学有个项目叫做“优秀工作计划”，负责人是霍华德·加德纳。这个团队研究了各种可以用来克服专业技能的累积带来的问题。比如说《纽约时报》前些年发生过几名记者违背职业道德的丑闻，“优秀工作计划”的研究员分析了该报的标准是如何被打破的。^[11]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要怪报社。“我们是《纽约时报》”，新闻界的斯特拉迪瓦里，我们的专业技能是无法言传的。结果呢，《纽约时报》并没有公布它的标准；这种沉默打开了方便之门，让一些没有底线的记者得以进入该报。对加德纳来说，透明可以消除这种危险，但这种透明是有针对性的：你必须向那些本身不是专家的人讲清楚优秀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加德纳和他的同事认为，努力把标准讲清楚能够促使专家更好地、更诚实地去工作。马修·吉尔对伦敦的会计人员进行了同样的分析：只有非专家也能理解的标准，才能让会计保持诚实，那些唯独专业人士能看懂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这个功效。在开诚布公之后，他们既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也明白了自己的工作对别人而言意味着什么。^[12]非专家能够理解的标准提升了整个组织的质量。

社交型专业技能并不能创造出自觉的，或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同体；它只是由出色的实践组成。内部结构安排合理的组织将会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员工，它将会鼓励专家为其他员工提供指导，制定一些组织内部所有人都能看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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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交型专业技能的情况比较复杂。专家和非专家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确实并不平等。反社交型专家喜欢突出这种令人生厌的对比。强调这种不平等的明显后果是，这位专家激起了别人的惭愧和憎恨；另外还有个较不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位专家会觉得自己遭到攻击。

波士顿的面包烘焙业曾经展现了这类令人生厌的对比造成的两种后果。在20世纪70年代，波士顿各个面包房的运作模式跟中世纪的金匠作坊差不多；师傅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把烘焙的匠艺传授给学徒。等到2000年，在面包房里，自动化机器已经取代了面包师傅的位子。每当机器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出现在烘焙间，这些专家和“打工仔”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专家在讲解机器和传授操作方法时总不忘突出他们在知识上的优势，打工仔则闷闷不乐地听着。这些人虽然不得不听专家的话，但私下会嘲笑他们。这些迹象并不难发现，专家当然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去面对问题，而是选择了退避三舍。他们减少了到面包房视察的次数，转而通过电子邮件来发布指令。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工人感到不高兴，那些管理他们的人会更加置身事外。和早些年的面包师傅相比，他们对面包房的忠诚度没那么高。高层技术人员走马灯似的变换让许多组织深受其害。^[13]

令人生厌的比较能促进竞争，像诺基亚这样经营状况良好的组织当然想要结合竞争与合作，但只有竞争者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这种让人高兴的、富于成效的状态才会出现。而竞争者要变得友好，则必须尽量不去关心谁比较好谁比较差，因为在劳动中，这些标准带有控制的意味。老板经常鄙视雇员，这恰恰是因为两者的能力存在着差异；问题在于，这种鄙视也会让老板无法对企业本身感到满意，因为他或者她会觉得企业里充满了游手好闲和能力低下的人。

就专家与专家之间的关系来说，令人生厌的比较可能导致他们看不清质量的含义。这种情况在科学研究领域很常见，造成了一些令人苦恼的特殊后果。各个科学实验室都信奉“抢先一步”——也就是率先发表研究成果——的原则，这给科学研究本身带来了许多无谓的争端。

关于谁最先发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是一种会引起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的纠纷便是一个糟糕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有两个实验室独立地发现了这种病毒，其中一个是吕克·蒙塔尼主持下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另外一个在美国，领导者是罗伯特·盖洛。这两个实验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后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亲自出面签署协议，终于解决了这次争端）。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谁先发现了病毒。蒙塔尼实验室在1983年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盖洛实验室的论文则在1984年发表，但盖洛团队宣称他们早在1974年就已经研究过逆转录病毒。蒙塔尼团队声称盖洛偷偷地使用了最早由巴斯德研究所培育的HIV样品。盖洛则说他最早从一株‘永生的’细胞系中分离出这种病毒，使得通过验血来发现HIV成为可能；此外，他还宣称他最早开发了在实验室培育T细胞的方法。新病毒应该叫什么名字也让这两个实验室争吵不休：蒙塔尼认为应该叫LAV，盖洛给出的名字是HTLV–III——两位总统则确认了HIV这个名字。这场费神劳力的争议对两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争的其实是病毒的“所有权”，以便将来可以申请各种各样的专利。

在这些日期与名称的争议背后是一场关于哪个实验室更加出色的争吵，对此我们应该感到大惑不解。一个人完成了同样有效的工作，只不过是速度比较慢而已，你怎么能够因为他速度慢就说他比较差呢？认为一个实验室最先得到结果就应该独享大奖，就是科研质量更高的实验室，这种想法是毫无逻辑的；痴迷于谁先得出研究成果和发现本身并没有关系。这种速度的比较令人生厌，而且已经扭曲了质量的标准。然而许多科学家都有这种争先恐后的心态；这些痴迷于竞争的科学家很容易忘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像匠人那么从容不迫，而只有从容才有反思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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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专家可以分为两种：社交型的和反社交型的。社交型专业技能会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别人，就像匠人探索物质变化那样；社交型专家以导师的身份去实践自己的维修技能；他信奉透明的标准，也就是一些非专家也能明白的标准。反社交型专业技能则羞辱别人，让专家遭到围攻或者被孤立。令人生厌的比较导致质量内容的丢失。无论在哪个专业领域，木工也好，烹饪也好，科学研究也好，不平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那种差异。令人生厌的比较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社交型专家则不那么痴迷于为自己辩护。

要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差异，我们需要对痴迷这种现象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它必然是破坏性的吗？或者有某些形式的痴迷是好的？

痴迷的两面性

两座楼房的故事

在当前的知识体系中，人们对痴迷的不良影响有比较多的认识。在学院心理学中，“完美主义”便是这些不良影响中的一种；它指涉的是那些不断和自己竞争的人。完美主义者总是拿心目中理想的自己来和现实的自己进行对比，结果自然是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或者她感到满意。米丽娅姆·阿德霍尔特研究过完美主义和那些总是觉得自己不够瘦的女孩的厌食症行为之间的关系；托马斯·胡尔卡认为，永不满足的心态是导致高血压和胃溃疡的因素。^[14]在临床诊断上，完美主义被归入痴迷——强迫综合征——罹患这种病征的人总是因为无法感到满意而反复做出相同的行为。完美主义是一种行为陷阱。

有些心理分析学家更深入地研究了完美主义的原理。在奥托·克恩贝格看来，逼迫自己发挥了盾牌的作用，为的是挡住别人的批评；“与其让你来批评，我还不如狠狠地督促自己。”^[15]克恩贝格这个学派的分析家指出，这种防护背后是“没有什么能让我满意”的信念。生活是个大舞台，而自己则是批评者；凡事都不够好；这种人好像变成了被自己孤立的专家。心理分析管这种现象叫自恋；克恩贝格认为这是一种边缘性人格障碍。^[16]那些过度追求质量的完美主义者其实是这种心理疾病的患者。

社会学也试图理解完美主义。马克斯·韦伯认为它是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的。他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给这种内在的驱动力起了另外一个名字，他把作为工作伦理的完美主义称为“世俗的禁欲主义”。按照韦伯的说法，它会出现，是因为新教和资本主义以如下的方式结合：“原先与世俗隔绝、独善其身的禁欲主义早已主宰了这个一直被它关在修道院和教堂门外的世界。但总的来说，它并没有对俗世的日常生活加以干预，而是让其保留了固有的本性。如今它砰地将修道院的大门在身后关上，阔步迈进世俗的市场，开始将其理性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并让它融入俗世的生活，但它既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这个世界。”^[17]这种追求成功的欲望和天主教的自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只有一个观众；在自我的修道院里，你是唯一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用通俗的话来说，韦伯这段文字想要解释的是，一个人为什么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每次在达到某个目标之后都会觉得很空虚。打着新教伦理旗号的自我辩白是无法带来满足感的。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韦伯对“世俗禁欲主义”的历史描述是极其错误的。比如说在17世纪，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在市场上求财逐利，而且许多虔诚的新教徒却没有这么做。其实韦伯这段描述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对那种极端的竞争冲动的看法：向自己证明自己肯定会导致不幸福。奇怪的是，这位社会学家虽然是个不苟言笑的新教徒，他对完美主义却比上面提到那位心理分析家要宽容得多。克恩贝格在他论述逆向自恋的文章中质疑了自我怀疑的真诚性，韦伯则从不质疑那些勤奋新教徒的痛苦的真实性。

这些是特定形式的痴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能用心理分析的或者韦伯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匠人的痴迷。部分的原因是，匠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忘我的投入。完美主义会引起极大的内心混乱；匠艺则通过提供稳定的工作节奏减轻了压力。意大利哲学家阿德里亚诺·蒂尔盖尔在研究了《百科全书》以后，说书上那些匠人有一种“冷静的勤劳”，他想要传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另外，匠人对具体物品或者工序的专注和自恋的抱怨——比如说“要是我能做到就好啦”——是背道而驰的。玻璃吹制师埃林·奥康纳虽然感到很沮丧，但她也很坚决。匠人纵然有痴迷的问题，也只是痴迷于怎样才能完成工作。韦伯笔下那种勤奋的人确实在工作过程中出现，常常和自己竞争，有时候饱受完美主义的折磨，但并不总是如此，其受折磨的方式也跟韦伯想象的不同，因为匠艺生活能够带来一种正面的痴迷。两座修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楼房揭示了痴迷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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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6年到1928年，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致力于为他的姐姐在昆德曼街^[18]设计和建造一座楼房；昆德曼街在维也纳，当时还有很多空地。维特根斯坦曾自豪地谈起这座楼房，但最终变成了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他在1940年写的私人笔记中提到，这座建筑“缺乏健康”；他怀着郁闷的心情回想起他的建筑，觉得它“很漂亮”，但缺少“自然的生活气息”。^[19]他鞭辟入里地为这座楼房的疾病做出了诊断：这要怪他自己最初的想法，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于修建一座楼房，而在于……给自己提供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20]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建筑作品

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宏伟不过了。这位当时年纪尚轻的哲学家试图理解所有建筑的本质，第一次动手就想修建一座完美的模范楼房——如果不算一座位于挪威的小木屋，这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盖过的房子。它的建造理念是表现出某些建筑的共性，成为“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兴建昆德曼街这座楼房时，维特根斯坦的生命正处于一个特殊阶段的末尾，当时他正在哲学上寻找一种类似于“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的东西；从大约1910年到1924年，他乐此不疲地探索这种通用的哲学理论。我相信他在回头审视自己的建筑时显得如此挑剔，也是因为盖这座楼房浪费了他不少本来可以用于哲学研究的时间。但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那座楼房：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判断，他对理想的完美建筑的追求，导致这座楼房变得毫无生气。损害到这座楼房的，正是他的不懈追求。

有个好办法可以评价这座楼房和哲学家后来对其疾病的诊断，那就是将维特根斯坦的房子和同期在维也纳落成的另一座楼房进行比较。那座楼房是职业建筑师阿道夫·路斯设计的。维特根斯坦的建筑品味来自路斯，而路斯的巅峰之作则是摩勒别墅。路斯187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先是短暂地在某个技术学院进修过，然后去了美国，一边当石匠一边上学。他自己的建筑实践始于1897年。他最初是以建筑学方面的著作和设计方案闻名的，但始终对建筑楼房的物质过程有强烈的兴趣。这让他有可能体验到一种较为正面的痴迷，也就是说，他虽然不懈地追求把事情做好，但是也顾及了各种在他控制之外的情况，以及其他人的劳动。

维特根斯坦和路斯的初次相遇，是在1914年7月27日的维也纳帝国咖啡馆，当时他更钦佩的是路斯写下的论著而不是修盖的建筑。路斯把建筑视为新客体^[21]，认为应该突出建筑的实用功能，尽量少用装饰。我们在讨论物质意识那一章提到的“诚实的砖块”在这种倡导材料与形式是一体的新客体主义中再次出现，但路斯剥夺了18世纪关于材料的讨论中那些拟人化的联想。他也很讨厌他父母那个年代的房子，空中挂着流苏和水晶吊灯，地上铺着厚厚的东方地毯，架子上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内部空间则摆了许多餐桌书桌，还有碍事的仿古柱子。

1908年，路斯在《装饰与罪恶》中炮轰了这一切。他试图将自己在美国游历时发现的实用之美和建筑结合起来，用一些日常生活用得上的物品来取代华而不实的装饰，比如说手提箱、印刷机和电话。路斯特别敬仰干净利落的布鲁克林大桥和纽约火车站的架构。和他那些在德国发起包豪斯运动的同时代人一样，路斯拥抱了一种由工业生产造就的革命性美学观，这种在《百科全书》中早已露出端倪的美学观和约翰·罗斯金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那些将匠艺和艺术合二为一的机器揭示了所有建筑形式的本质之美。

“干净”和“简洁”很能激起维特根斯坦这种家世的年轻人的共鸣；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建筑上的品味，以及他在打造“一座囊括所有可能性的建筑”时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他的家境。他的父亲卡尔当时已经是欧洲实业家中的顶级富豪。老维特根斯坦并不是那种粗俗的资本家。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布鲁诺·瓦尔特和巴勃罗·卡萨尔斯都是他的座上宾；他们会看到老维特根斯坦家墙壁上挂着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其他新艺术家的画作；建筑家约瑟夫·霍夫曼已经完成了老维特根斯坦许多乡村别墅中的一座。

但就像一战前许多富裕的犹太人那样，维特根斯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富，因为19世纪90年代维也纳反犹主义情绪高涨，首当其冲的正是那些爬到社会顶层的犹太人。就以位于阿利街的维特根斯坦公馆为例，其私人空间极尽奢靡，而公共区域则朴实无华，两者达成了一种惊人的平衡。尽管浴室的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卧室和小型客厅里充满了各种珠宝玉石，但大宴会厅则要收敛得多。卡尔·维特根斯坦买得起任何他想买的画，也买了很多上佳之作，但在这个用来会客的大房间里，他只挂了几幅新艺术家的作品。这响应了针对当年维也纳犹太人富翁提出的“装饰就是罪恶”的口号：用来展现财富的装饰就像厕所里的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

维特根斯坦虽然不用工作，但是在帝国咖啡馆遇到路斯时，他已经在柏林学习过机械工程，并在曼彻斯特大学进修过航空工程学。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咖啡馆里跟路斯说了些什么，但他们见面后变成了好朋友。维特根斯坦的家财逆转了传统那种师傅和学徒的关系。在这次会面之后，维特根斯坦开始悄悄地塞钱给比他年纪大的路斯。

维特根斯坦家族的财富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建设那座楼房时那种负面的痴迷。虽然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他的财产，但在给他姐姐修建昆德曼街上的楼房时，他用起钱来却毫不犹豫。他的侄女赫米内·维特根斯坦在题为“家族往事”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颇能反映其挥霍无度的故事：“当时整座房子都盖好了，正要开始打扫卫生，他却要求将某个大房间的天花板抬高三厘米。”^[22]这次调整貌似很小，但却涉及庞大的结构重建，只有不惜代价的客户才会这么干。赫米内说诸如此类的改动有很多，都是因为“路德维希一丝不苟地想让所有比例都恰到好处”。^[23]经济的约束和阻力并没有成为他的老师，而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又催生了导致他的楼房“生病”的完美主义。

在路斯的建筑中，缺钱往往和简洁的美学观结合在一起，1909年到1911年间他在维也纳给自己造的房子就是这样。他的构思倒不完全是清教徒式的；比如说他给1922年落成的芝加哥论坛报大厦添加了许多闪亮的花岗石柱子，因为他的客户很有钱。等到有钱的时候，路斯也买了不少非洲雕塑和威尼斯的玻璃制品，并将它们摆设在自己家里。他的建筑理论和经济状况促使他选择了朴素和简洁，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客体主义完全拒绝感官的愉悦；对形式的痴迷并没有钝化他对材料的感觉。

路斯必须积极地应对他遇到的困难，这可以从他建设摩勒别墅时所犯的错误中看出来。当时摩勒别墅的地基没有打好，可是他没有钱将其挖掉重来，于是只好加厚了一面墙壁，以此来消化这次错误，并将这面加厚的墙壁变成重要的侧壁。摩勒别墅规整干净的形式，是路斯修正了许多类似的错误、克服了许多现实障碍之后才得到的；资源的匮乏刺激了他的形式感。维特根斯坦因为并不缺钱，所以无缘于这种形式与错误之间的创造性对话。

赋予事物以完美的形状可能意味着抹除工作过程的痕迹和证据。证据被消除以后，物品就会显得浑然天成。这种清理出来的完美是一种静止的状态；物品本身并没有任何痕迹反应它是怎么形成的。如果我们将这两座楼房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它们在墙面比例、房间大小和材料细节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

从形式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楼房就像一个四周附带着小盒子的大鞋盒；只有后面那个盒子的屋顶是倾斜的。这座楼房的外墙涂满了光滑的灰色石灰泥，一点装饰品都没有。其窗户的线条非常规整，前立面的窗户尤其如此。这座楼房有三层，每层有三个窗户，每个窗户各有两根窗棂，将其隔成三个同等大小的长方形窗格。摩勒别墅则是另外一种盒子。路斯早年认为建筑应该表里如一，但等到开始建造这座楼房时，他已经放弃这种想法。外墙的窗户大小并不相同，自身构成了一个图案，有点像蒙德里安的画作。维特根斯坦那座楼房的窗户样式大小都很死板，而摩勒别墅的窗户则要灵活得多。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是，路斯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地，仔细观察光线在每天不同时段的变化，再据以修改自己的建筑方案。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这么做，所以他的方案也就没有路斯的灵活。

如果走进这两座楼房，对比就更加强烈了。在摩勒别墅的门厅，立柱、楼梯、地板和墙壁的表面都在邀请来客继续往里面走。这基本上要归功于路斯对光线的敏感；这些表面的光线会随着人们的走动而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人们对这座楼房的观感。维特根斯坦家的门厅和入口走廊就没有发出这样的邀请。对确切比例的痴迷导致门厅看上去更像一个独立的房间。原因就在维特根斯坦在此处应用的计算：室内玻璃房门的比例和室外玻璃窗户的比例一样，而地板的比例又跟房门的比例一样。白天的光线只能间接地照射进去，而且分布得很均匀；夜晚的光线则来自一个裸露的电灯泡。人们走得越深入，这种静态空间和动态空间的差别就会越明显。

现代设计师很难处理好单个房间的大小与连接各个房间的通道之间的关系。在古代政制时期，有些贵族建筑采用了安菲拉德设计^[24]，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但它更依赖房门的位置而不是房间的大小。现代的建筑师希望人们能够在空间里自由地流动，于是他们将室内的房门放大，消除了墙壁。但安菲拉德的艺术很复杂，并非只是简单地拆除了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障碍，它通过墙壁的形式、地板的高低和灯光的变化来组织人们的流动，这样你就知道要走去哪里，可以走多快，最终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停下来。

路斯根据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节奏，精妙地计算出各个房间的大小；维特根斯坦则孤立地从维度和比例的角度去考虑每个房间的布局。路斯的客厅地板错落有致，混用了不少材料，光线也很复杂，延续了门厅发出的邀请，这完全展现了他的精湛技艺。维特根斯坦家的客厅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空间。他试图用一种粗暴的方法来创造流动，把客厅和书房之间的墙壁改造成一扇折叠门，只要一打开两个房间便相互连通；但没有障碍物并不等于客厅和书房是浑然一体的。它们只是两个相邻的、各自独立的盒子。（维特根斯坦拆掉和抬高一英寸的正是这个客厅的天花板。）

最后，两者在材料方面也有区别。摩勒别墅有一些装饰品，但不是很多。墙上的搁板摆放着一些水罐、花瓶和画作；这些装饰品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以免和房间的大小不相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路斯已经打破了自己原有那种追求朴素的观念，开始接受一些简单的装饰品。等到建造摩勒别墅时，他已经大量地使用木质装饰品。

维特根斯坦所用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符合新客体主义标准的漂亮物品。维特根斯坦将其在工程学方面的才华倾注于诸如取暖器、钥匙之类的物品和厨房等地方，而这些都是当年的建筑师不屑一顾的。由于特别有钱，他无须使用市面上常见的东西，一切都是专门定制的。比如说厨房窗户的把手就特别漂亮。这个把手很特殊，因为它是少数根据实用功能而不是为了展现形式而设计的硬件。但这座楼房的门把手再次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对比例的痴迷；各个房间都很高，但所有的门把手都安在地面和天花板的正中间，所以用起来特别困难。在摩勒别墅，路斯根本就没有留心这些硬件的细节；取暖器和管道往往被隐藏或者包裹在木头和石头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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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建筑的例子反映了痴迷的两面性。维特根斯坦的楼房代表着其中一面，这一面的痴迷完全没有受到约束，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路斯的楼房则代表着另外一面，这位建筑师也很痴迷，但懂得节制，更愿意参与到材料与形式的对话中去，所以他建造了一座足以令自己骄傲的楼房。我们可以说，健康的痴迷会审问其自身秉持的信念。当然，在许多建筑师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楼房并没有他自己想的那么糟糕。这些人很欣赏他的建筑，拒不接受他后来的评价，认为那是这位建筑师罹患严重的神经症之后瞎说的。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一个有自知之明的成年人，接受他说的那些话。

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完美主义给他的哲学和精神生活造成的破坏性效果，那座楼房的种种毛病正好反映了这种效果。维特根斯坦早年写了《逻辑哲学论》，试图给逻辑思维树立一些最严格的标准；多年以后，也就是在他反思昆德曼街的楼房时，他又写了《哲学研究》^[25]；这部著作则力图将哲学从那座精神大厦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这位哲学家已经变得对语言、色彩和其他感官的变化备感兴趣，而且他的写作不再为了制定规则，而是为了探讨悖论和比喻，在这样的哲学家看来，追求一种适用于所有建筑的理想形式无疑是“病态”和“缺少生机”的。

我详细地描写这两座楼房，是因为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两面性提供了一些如何在日常劳动中对付痴迷的指导方针。

● 优秀的匠人明白草案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是十分清楚你要做些什么。路斯最初想要把摩勒别墅打造成一座好房子；以往的经验为他提供了一个模板，但在抵达工地之前，他没有更具体的想法。非正式草案是避免不成熟结果的工作程序。而维特根斯坦则不同，想要打造一座囊括所有建筑可能性的楼房，尚未正式动工他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在这种形式的痴迷中，一切都以蓝图为准。

● 优秀的匠人重视偶然性和约束的价值。路斯很好地利用了这两个因素。在讨论物质意识那一章，我们强调了变形的价值。路斯将工地上出现的问题视为机会，所以他让各种物品出现了变形。维特根斯坦既不在意也不理解利用困难的必要性。痴迷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到其他可能性。

● 优秀的匠人需要避免钻牛角尖，别试图完美地、孤立地去解决问题；否则就会像昆德曼街的楼房那样，各个房间失去了彼此的联系。痴迷于完美的比例导致维特根斯坦家的门厅丧失了这种关联属性。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允许自己打造的东西有一定的缺陷，而不是追求尽善尽美。

● 优秀的匠人会避免那种沦落为自我炫耀的完美主义——在这个时候，制造者想要的不是展示他或她做的东西可以干什么，而是炫耀自己能够干什么。这就是昆德曼街楼房的门把手等手工打造的硬件的问题所在：它们炫耀着维特根斯坦的形式感。优秀的匠人则会避免这种故意指出某样东西很重要的做法。

● 优秀的匠人知道何时应该停止。继续搞下去可能适得其反。维特根斯坦的楼房确切地表明了在什么时候应该停止：那就是在一个人想要消除工作过程的所有痕迹、以便让其作品显得浑然天成的时候。

如果将打造一个组织比喻成修建一座楼房，你会想用路斯的方式而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来打造它。你不会想要一下子就把它打造得很完美，而是从一个架构开始，把这个架构当作草案，再慢慢地修改。你会想要像路斯那样，让组织内部变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邀请人们从一个领域走向下一个领域。你会对付各种难题、偶然事件和约束。你会避免让组织里的人承担一些像维特根斯坦的房间那样孤立的职责。你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止组织建设，有些问题没法解决也就算了，你还会完整地保留整个组织成长的痕迹。你不会通过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来打造这个组织；维特根斯坦已经明白，这种追求导致他的楼房毫无生气。无论你要打造的是学校、企业还是某种专业技能，采用路斯的方法会让这种组织或者技能具有更高的社会质量。

志业

一种持续的叙事

也许路斯和维特根斯坦最大的区别在于，阿道夫·路斯拥有一个工作的故事；每个建筑项目都是他生命中的一章。维特根斯坦缺乏这类叙事；他修建的楼房更像是一盘定输赢的赌局，感到失望之后，终身再也没有染指建筑业。这种区别指向痴迷更具积极意义的一面：驱使人们去制造大量的东西。

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持续的叙事称为“志业”。韦伯用来指志业的是Beruf，这个单词在德文中有两层含义：知识和技能的渐进累积，以及一种越来越强的信念，就是觉得某样事情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业。韦伯在其文章“作为志业的科学”中提出了志业的这些特征。^[26]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大概是，志业能够“加增”生命的价值。“世俗的禁欲主义”则相反，它既不能提供累积技能带来的满足感，也不能让人们觉得某样事情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业。

志业的观念扎根于宗教。在早期的基督教神学里，志业外在于自我，是神职人员感受到上帝的召唤而做出的选择。就像奥古斯丁皈依的情况那样，一旦这种召唤得到了回应，信徒回头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或者她无法从事别的工作，只能终身为上帝效劳。和印度教不一样的是，基督教的志业是不能世袭的；个体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回应召唤。现在基督教福音派成年信徒的“皈依基督的决定”依然有这种二元属性——决定和命运合二为一。

尽管自己对科学志业做出了理想化的描述，马克斯·韦伯其实很清楚志业的宗教基础在凡俗的世界中也有所反映。一个领袖，基督也好，拿破仑也好，能够让其拥趸恍然大悟，看到一条值得追随的道路；卡里斯玛^[27]式的领袖确实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为别人提供了志向。科学的志业则与此不同，它应当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做的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小事，比如说做实验，推而广之的话，练习音乐也可以算在内，并且这些小事都没有什么重大的人生意义。人们无须接受良好的教育也能追随基督或者拿破仑，但在科学志业里，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拥有良好的素养，也就是说，只有年轻时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个人才能够在成年后积极地、持续地从事学术活动。

“不知餍足”和“痴迷”在这种健康的志业里似乎没有一席之地。其实倒不如说时间能够化解它们的害处。几年前，社会学家杰里米·西布鲁克访问过莱恩·格林汉姆，他是个年老的皮革工匠，生活在英格兰北部。他在年轻时学会了如何处理山羊皮，以便用于装订书籍和制作手袋；格林汉姆像他父亲和祖父那样，将毕生都奉献给这门精细复杂的手艺。他的家庭生活，乃至他的日常习惯，都是按照这份工作的时间节奏展开的。比如说他不吸烟，“因为吸烟会影响你的耐力”，他做各种运动，为的是保持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身材。^[28]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也许是迫切的、痴迷的，但和那些争吵不休的HIV研究人员不同。他稳定地为他的人生增添价值。

不过格林汉姆对这个世界也不是很满意。虽然他知道自己已经过得很好，但在访谈中，格林汉姆表达了很多忧虑。在英国，手工装订图书的成本太高了，他的公司无法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如今这门手艺在印度很兴旺。“我爷爷会觉得伤心的，这门手艺的历史很悠久，是世世代代的心血结晶，却再也不能够传下去。”^[29]但他依然卖力地工作着；他是个很好的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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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英语里面，职业^[30]的意思是平坦的道路，而工作^[31]则仅仅意味着一堆可以随意搬动的煤炭或者木料。中世纪行会里的金匠就走在这种职业道路上。他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什么时候到达哪个阶段标记得清清楚楚，哪怕在哪里工作本身并不确定。他的故事是线性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职业的道路在“技能社会”里岌岌可危，现在流行的是古代意义上那种可以随意流动的工作；人们在整个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各种各样的能力，而不是只培养一种本领；由于项目和任务总是不停变化，单位不再认为员工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在这种情况下，匠艺活动显得特别脆弱，因为匠艺活动是以缓慢的学习和长久的习惯为基础的。他的痴迷——莱恩·格林汉姆那种——再也得不到回报。

我倒不认为这是匠人命中注定的结局。学校和政府机构，甚至是追求盈利的企业，可以在支持志业的道路上踏出坚实的一步。那就是逐步提高员工的技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重新培训。从事手工劳动的匠人在这方面特别有前途。做好手工劳动所需的自律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们平时关注的是具体问题，而不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对他们也很有帮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水管工比销售员更容易被培训为电脑程序员；水管工拥有匠艺习惯和物质关注，这有助于他们接受重新培训。雇主往往看不到这个机会，因为他们以为体力劳动是不用动脑子的，把这些工人等同于汉娜·阿伦特想象中的“劳动之兽”。但我们在这本书通篇都可以看到，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对优秀的匠人来说，各种常规的工作并不是静态的；它们是演进的，而匠人的技能则随着它们的演进而有所提高。

大多数人并不希望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事件的叠加。^[32]经过精心设计的组织会考虑响应这种愿望，前提是它要明白忠诚的重要性。接受一个组织重新培训的工人对它的感情，要比那些来了又走的工人深得多。忠诚对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企业遭遇困难的时候；工人将会固守本职岗位，工作更长时间，甚至接受减薪，而不是一走了之。强化技能既非个体也非集体的灵丹妙药。在现代经济中，职位变动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弄清楚如何利用已有的技能——拓展这些技能，或者把它们当作获取其他技能的基础——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能够帮助个人找到长期的方向。内部结构合理的组织将会借助这种策略来保持其自身的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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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把工作做好的欲望其实不是简单的欲望。另外，这种个人的动力和社会组织是密不可分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愿意像日本的工程师那样，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以此为荣，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组织必须避免孤立其员工；他或者她必须接受盲目的竞争。这位工人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工作中控制痴迷，尽量去审问和驯服它。把工作做好的欲望能够给人们一种志业的感觉；糟糕的组织会忽略其成员增加人生价值的愿望，而出色的组织则会从这种愿望中获益。

[1] 要了解他的思想，最有用的作品莫过于W·爱德华兹·德明（W. Edwards Deming），《工业、政府和教育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for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2nd ed.，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0）。

[2] 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等，《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Macmillan，1933）。

[3] 利基市场（market nicht），指高度专门化的需求市场。——译者

[4] 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New York：HarperCollins，1984）。

[5] 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区隔：关于趣味判断的社会批评》（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obert Nic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6）。

[6] 埃利奥特·A·克劳斯（Elliott A. Krause），《行会之死：1930年迄今的职业、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进展》（Death of the Guilds: Professions, States, and the Advance of Capitalism, 1930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罗伯特·佩鲁奇（Robert Perrucci）和乔尔·格斯特尔（Joel E. Gerstl），《没有共同体的职业：美国社会中的工程师》（Profession without Community: Engineers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7] 参见肯尼斯·霍里奥克（Kenneth Holyoke），“象征性联合主义：第三代专业理论刍议”（Symbolic Connectionism：Toward Third-generation Theories of Expertise），载K·安德斯·埃里克松（K. Anders Ericsson）和雅克·史密斯（Jacqui Smith）主编，《通用专业理论刍议：前景与局限》（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xpertise: Prospects and Limi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303—335页。

[8] 维姆拉·帕特尔（Vimla Patel）和盖伊·格伦（Guy Groen），“医学专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Medical Expertise），载埃里克松和史密斯主编，《通用专业理论刍议：前景与局限》，第93—125页。

[9] 道格拉斯·哈珀（Douglas Harper），《有效的知识：小商店里的技能和共同体》（Working Knowledge: Skill and Community in a Small Shop,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第21页。

[10] 关于这个问题的基础研究是威廉·金特奇（William Kintch），“知识在话语理解中的角色：建设——整合模式”（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A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载《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1987年总第95期第163—182页。

[11]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利（Mihaly Csikszentmihaly）和威廉·达蒙（William Damon），《优秀的工作：当卓越遇上伦理》（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Basic Books，2002）。

[12] 马修·吉尔（Matthew Gill），《会计师的真相：伦敦市会计人员构建知识过程中的争议、表现和伦理》（‘Accountants’ Truth: Argumentation, Performance and Eth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y Accountants in the City of London），博士论文，伦敦大学，2006年。

[13] 理查德·桑内特，《品性的腐蚀》，第64—75页。

[14] 参见米丽娅姆·阿德霍尔特（Miriam Adderholdt），《完美主义：太过出色的坏处》（Perfectionism: What’s Bad about Being Too Good, Minneapolis：Free Spirit，1999）；以及托马斯·胡尔卡（Thomas Hurka），《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5] 奥托·克恩贝格（Otto F. Kernberg），《边缘条件与病理性自恋》（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cism, New York：J. Aronson，1975）。

[16] 克恩贝格和分析师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曾经就这些标签展开辩论，参见吉尔多·孔索利尼（Gildo Consolini），“克恩贝格与科胡特：截然相反的病例研究”［Kernberg versus Kohut：A （Case） Study in Contrasts］，载《临床社会工作学刊》（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1999年总第27期第71—86页。

[17]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该书的标准英文版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的英文版（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Allen and Unwin，1976）；可惜译文比韦伯的德语原文更加呆板。关于这段引文，我借鉴了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英译，请参见马丁·格林，《里希特霍芬姐妹，胜利和悲剧的爱情模式：1870年至1970年间的埃尔斯·里希特霍芬、弗里达·里希特霍芬、奥拓·格罗斯、马克斯·韦伯和D·H·劳伦斯》（The Von Richthofen Sisters; The Triumphant and the Tragic Modes of Love: Else and Frieda von Richthofen, Otto Gross, Max Weber, and D. H. Lawrence, in the Years 1870—1970, New York：Basic Books，1974），第152页。

[18] 昆德曼街（kundmanngasse），一译“昆德曼加瑟”，在德语中“gasse”为道路的意思。——译者

[19] 引文出自保罗·维德富尔德（Paul Wijdeveld），《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筑师》（Ludwig Wittgenstein, Architect, 2nd ed.，Amsterdam：Pepin，2000），第173页。

[20] 引文出自保罗·维德富尔德（Paul Wijdeveld），《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筑师》（Ludwig Wittgenstein, Architect, 2nd ed.，Amsterdam：Pepin，2000），第174页。

[21] 原文为Neue Sachlichkeit。——译者

[22] 赫米内·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家族往事”（Familienerinnerungen）手稿，转引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筑师》，第148页。

[23] 赫米内·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家族往事”（Familienerinnerungen）手稿，转引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建筑师》，第148页。

[24] 安菲拉德设计（Enfilade），一种欧洲的建筑形式，流行于巴洛克时代（亦即1600年）以降，主要特征是建筑里所有房间互联互通，所有房门在同一条轴线上，常见于宫殿和博物馆。——译者

[25]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dual-language，3rd ed.，Oxford：Blackwell，2002），第208e—209e页。

[26] 参见马克斯·韦伯，“作为志业的科学”（Science as a Vocation），载他本人所著，《韦伯社会学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27] 卡里斯玛（charisma），原本是基督神学词汇，指卓越的天赋；马克斯·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借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指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能让随从或者下属心服口服的领导魅力。——译者

[28] 特雷弗·布莱克韦尔（Trevor Blackwell）和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莱恩·格林汉姆”（Len Greenham），载《谈谈工作》（Talking Work, 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第25—30页。

[29] 特雷弗·布莱克韦尔（Trevor Blackwell）和杰里米·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莱恩·格林汉姆”（Len Greenham），载《谈谈工作》（Talking Work, London：Faber and Faber，1996），第27页。

[30] 原文为career。——译者

[31] 原文为job。——译者

[32] 参见西蒙·赫德（Simon Head），《无情的新经济：数字时代的工作与权力》（The New Ruthless Economy: Work and Power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第1、9、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