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匠人：带来和平与创造文明

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匠人的形象。从木匠铺的窗户望进去，你看见里面有个老人，身边围绕着许多学徒和各种工具。那里面井井有条，椅子的零部件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新鲜刨花的味道充斥着整个房间，坐在长凳上的木匠弯着腰，正准备凿刻精美的花纹。这个铺子的生存因为马路那边的家具厂而岌岌可危。

你到附近的实验室也可以看到匠人。那里有个年轻的实验室技术员，皱眉望着桌子上六只仰面平躺的死兔子，它们已经被开膛破肚。她皱着眉是因为她给这些兔子打的针出问题了；她想要弄清楚到底是她弄错了实验程序，还是程序本身有毛病。

你也可以到镇上的音乐厅去聆听第三个匠人。那里有个交响乐团正在和一位客座指挥家进行彩排；他如痴如醉地指挥乐团演奏弦乐部分，不断地重复着同一段乐曲，以便让那些音乐家的琴弓能够整齐划一地滑过琴弦。拉琴的人觉得很累，但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的琴声变得越来越协调。乐团的经理很焦虑；如果客座指挥家继续下去，彩排将会超时，管理层需要支付额外的薪水。指挥家浑然忘我。

木匠、实验室技术员和指挥家全都是匠人，因为他们努力把事情做好，而且不是为了别的原因，就是想把事情做好而已。如果加快工作速度，木匠可以卖出更多的家具；实验室技术员完全可以搪塞过去，把问题留给她的老板；如果多看看手表，客座指挥家下次得到聘用的可能性更大。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必如此认真，随便应付一下就过去了。但匠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的境况，那就是专注。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是说明，专注于实践的人未必怀着工具理性的动机。

正如我在“序章”指出的，人们对匠艺活动的理解很贫瘠，通常只把它等同于木匠活之类的手工劳动。德语用Handwerk（手工）来指匠人的劳动，法语则用artisanal（手艺）。英语中的craft（匠艺）的含义更加广泛，比如说国家管理又称statecraft（国家匠艺）。安东·契诃夫用俄语单词mastervso（大师级别）来形容自己当医生和当作家的技艺。我首先想要把这些具体的实践当成实验室，在其中研究各种情感和观念。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讨双手和大脑、技术和科学、艺术和匠艺分离之后会产生什么情况。我将证明大脑会承受一些痛苦；无论是理解还是表现，都将遭到损害。

匠艺活动只能在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技能中找到。按照一种常用的标准，大师级别的木匠或者音乐家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经验。各种不同的研究表明，技能水平越高的人越能够发现问题，就像那个担心程序不妥的实验室技术员，而技能处于初级阶段的人则更为关心如何完成他们的工作。达到较高境界以后，技术不再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能的人会更完整地去感受和更深入地去思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将会证明，匠艺的伦理问题正是出现在这种熟练的境界。

匠艺活动给获取技能带来的情感回报有两个层面：人们能够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他们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但社会在从前阻拦人们得到这些回报，在今天依然如此。在西方历史的许多个不同的阶段，实践活动曾遭到贬低，不被认为是高尚的追求。技术性的才能被认为是缺乏想象力的，宗教认为可感知的现实是靠不住的，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则被当成是一种自我陶醉。但就算除了专注以外，匠人别无其他特殊之处，他们追求自我实现的欲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依然是有借鉴价值的，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些过去和现在都有的大问题。

现代的赫菲斯托斯

古代纺织工和Linux程序员

那首向匠神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荷马式诗歌是对匠人最早的歌颂之一：“缪斯嘹亮地歌颂着，因心灵手巧而著名的赫菲斯托斯。他跟随眼睛明亮的雅典娜，把各种匠艺传遍全世界。人们原本就像野兽那样住在山洞里。但如今他们向名闻遐迩的赫菲斯托斯学会了许多技术，所以他们整年都能够在自己的房子里过着祥和的生活。”^[1]这首诗歌的要旨与潘多拉神话截然相反，尽管两者差不多在同时出现。潘多拉主导毁灭，赫菲斯托斯则代表着带来和平与创造文明的匠人。

这首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诗歌所传达的，其实无非是一种老掉牙的观点：文明社会始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但这首诗歌是在人类发明刀、车轮和纺织机之后数千年才写下的。制造文明的匠人不仅仅是个技术员，他也将这些工具用于公共利益，终结了人类居无定所的情况，使人们不再是四处出击的猎人或者四海为家的士兵。有个现代历史学家在反思这首赞扬赫菲斯托斯的荷马式诗歌时写道，由于匠艺“使人们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穴居的独眼巨人象征着这种状态），匠艺和共同体对早期希腊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2]

在这首诗里面，匠人用的词汇是demioergos。这是个复合词，由demios（公共的）和ergon（生产性的）构成。古代的匠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大概和如今的中等阶级差不多。除了诸如陶匠之类的手工劳动者以外，Demioergoi也包括医生、基层官员和职业歌手，以及那些在古代充当新闻传播员的信使。这些普通的公民生活在数量相对较少的、无所事事的贵族和为数众多的、承担大部分劳役的奴隶之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拥有极高的技术，但他们的才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地位或者权利。^[3]那首荷马式诗歌颂扬的就是这个古代社会的中间阶层，正是这些市民将双手和大脑联系了起来。

和其他许多被晚近的人类学家贴上“传统型”标签的社会相同，古代希腊也认为技能理应是代代相传的。这种假设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特别。在传统的“技能社会”里，社会规范比个人努力更加重要。个人的才华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是否遵从先辈设定的规矩；在这种社会背景里，在近代备受重视的词汇——个人的“天赋”——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必须很听话才能获得必要的技能。尽管我们不知道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的作者到底是谁，但他毫无疑问接受了这种共同纽带的本质。任何文化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而古希腊人不证自明的价值观是，匠人是被当作公民同胞的。技能把他们与前辈及同辈联系起来。因而传统的技能得到了缓慢的进化，似乎不受汉娜·阿伦特的“生育率”原理影响。

如果说在荷马时代，工匠还被尊为公共人的话，那么到了古典时代，匠人的地位已经变得很卑微。阿里斯托芬的读者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蛛丝马迹，因为这位剧作家把陶匠基托斯和巴基奥斯描绘成笨头笨脑的傻瓜，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做的是手工活。^[4]亚里士多德论及匠艺本质的著作更是把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工匠贬得一文不值。他在《形而上学》里宣称：“我们认为，在各个行业，设计师比工匠更值得尊敬，他们懂得更多，也更为聪明，因为他们知道从事这些工作的原因。”^[5]亚里士多德抛弃了原来那个用于指代匠人的词汇，他不再使用demioergos，而是用了cheirotechnon，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手工业者”。^[6]

这种转变对女工来说有着很难说清好坏的特别意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纺织就是一种专门为女人准备的匠艺，为她们在公共领域中赢得尊重；前面提到那首诗在描述各种帮助游猎部落转变成文明社会的匠艺时，还把纺织单独列了出来。尽管社会已经进入古典时代，女性纺织工的公共价值依然得到赞扬。比如说在雅典，那些裁剪佩普洛斯^[7]的妇女每年都有个节日，过节时她们会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行。但其他和家务劳动有关的匠艺，比如说烹饪，就没有这种公共地位；而且在古典时代，没有哪种匠艺给女性带来投票的权利。随着古典科学的发展，技能出现了性别分化，导致匠人这个词只能专指男性。这种科学认为男性的双手更为灵巧，而女人则更有耐心，适合在家带小孩；它证明男性四肢的肌肉比女性更为强壮；它还认为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更为“有力”。^[8]

卢浮宫藏赫菲斯托斯雕像

这种性别分化播下的种子迄今仍然生长得枝繁叶茂：大多数和家务劳动有关的匠艺在人们心目中和那些在家庭以外从事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我们并不认为抚养子女是一种和修理水管或者电脑编程相同的匠艺，尽管成为好父母需要掌握很高水平的技能。

古典时代哲学家中，对赫菲斯托斯的古代理想型最有同情心的莫过于柏拉图，他也担心这个理想型会消亡。据柏拉图考证，技能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创造”的词根poiein。诗歌^[9]正是从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上面提到的那首诗也将诗人列为匠人的一种。所有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都可以归入匠艺的范畴；柏拉图将这种目标定义为arete，即是用以衡量工作是否卓越的标准：追求质量至上的欲望会驱使匠人去改善他们的工作，在劳动过程中精益求精而不是敷衍了事。但在他自己的时代，柏拉图发现，尽管“匠人其实就是诗人……他们却并不被称为诗人，而是有着其他各种称呼”。^[10]柏拉图担心这些不尽相同的称呼和各种确实并不相同的技能会导致与他同时代的人无法理解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和柏拉图本人的生活时代之间隔着五个世纪，期间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代那种技能和共同体的统一性被削弱了。各种实践性的技能依然维持着城市的生活，但人们普遍不再对匠人怀有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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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赫菲斯托斯的生活境况，我请求读者的思维跳出一大步。现在那些参与“开源”软件——尤其是Linux系统——设计的人其实都是匠人，他们身上有着向赫菲斯托斯致敬那首诗歌提及的某些要素，但也有其独特的地方。Linux技术员这个群体也展现了柏拉图的忧虑，不过是以一种现代的形式；这些匠人并没有遭到鄙视，而是被当成一个异乎寻常的、边缘化的共同体。

Linux系统是一门公共的匠艺。Linux程序的内核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采用和修改它；许多人奉献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它。Linux和微软的操作系统不同，后者的编码直到最近仍然没有公开，被当成是一家公司的知识产权。维基百科是一种现在很受欢迎的Linux应用，它的内核允许所有用户都能对这个百科知识库做出贡献。^[11]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Linux系统旨在恢复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行业草创阶段的某些进取精神。在那短短的二十年里，软件业出现了几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公司，它们通过收购或者排挤的办法消灭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几个垄断公司推出的产品显得越来越平庸。

从技术上来讲，开源软件遵从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标准，但“自由软件”这个简单的标签并不能说明Linux的资源使用方式。^[12]埃里克·雷蒙德曾经清楚地区分两种自由软件：一种是“教堂型”，这种软件由封闭的程序员群体开发，然后再提供给所有人使用；还有一种是“集市型”，任何人都能通过互联网参与这种软件的编码。Linux将许多匠人吸引到一个电子集市中来。该系统的内核是林纳斯·托瓦兹开发的，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践了雷蒙德的信条：“只要有足够多的眼睛，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漏洞。”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参与到编码的集市中来，编写程序代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会更容易得到处理；这些软件的问题比教堂型的软件较容易解决，和那些商业闭源软件比起来就更不用说了。^[13]

因而我们可以用demioergoi这个古希腊文单词来指这个匠人共同体。它专注于提高质量，提供优秀的作品，这是匠人的首要特征。对古代那些陶匠或者医生来说，衡量工作卓越与否的标准是由他们的共同体设定的，因为技能是代代相传的。但是，这些赫菲斯托斯的传人在使用他们的技能时，却遭遇了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冲突。

编程共同体为了如何协调质量和开放性而争执不休。就以维基百科为例，这个网站有很多条目带有偏见，语言粗俗，甚至完全是错误的。现在他们内部有一派主张采用编辑的标准，而这种想法和该网站打造一个开放社区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这些“精英主义”编辑并不怀疑其对手的技术能力；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热切地想要维护该网站的质量。最初开发Linux系统的时候，也有过同样激烈的矛盾。其成员一直在争辩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知识的质量如何能够与共同体内部自由而平等的交流并存？^[14]

如果我们以为传统的匠艺共同体将他们的技能一代传给一代，所以他们传授的技能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当陶匠开始使用那种上面摆着一堆泥巴的旋转石盘以后，古代制陶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塑造泥巴的新方式随之出现。只不过这种巨变发生得非常缓慢。而对Linux来说，技术的革新要快得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们可能会认为优秀的匠人，无论他或她是厨师还是程序员，只专注于解决问题，只关心结束任务的方法，只想尽快完成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并不是太重视实际的工作过程。但在Linux网络里，当人们修补好“漏洞”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发现程序代码可以派上新的用场。代码是不停进化的，它不是一个已经完工的、固定不变的对象。就Linux而言，旧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新问题几乎立刻就会出现。

制陶用的转轮

尽管如此，在反复试验中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仍然是古代陶匠和现代程序员共同的特点。其实我们还可以比较Linux程序员和另一类现代人，就是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不愿意采取行动，除非一项政策的目标、程序和预期结果都已经确定下来。这是一种封闭的知识系统。在手工艺的历史上，封闭的知识系统通常是很短寿的。例如，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高汉曾经对比了制造金属刀的匠艺和制造木刀的匠艺，前者在古典时代以前的希腊是很难掌握的，但它是开放的、不断进化的，所以存在的时间非常长久；后者则较为简单和省事，但其一成不变的制造方法很快因为金属的问题得到解决而被抛弃。^[15]

Linux最具希腊特色的地方，在于它的非人格性。例如，在Linux的在线作坊里，你无法推断aristotle@mit.edu是男是女；重要的是aristotle@mit.edu对讨论有所贡献。古代匠人体验到一种相同的非人格性；在公共场合，人们常常用匠人职业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其实所有匠艺多少都有这种非人格的属性。产品质量的非人格性会导致匠艺的实践不能出错；尽管你是你父亲的亲生儿子，但如果你做的榫卯太松，他还是会骂你。我曾经在英国参加过几次Linux程序员的讨论，有一次大家争得很激烈，英国人常见的礼貌和委婉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是早知道我就……”、“这个问题他妈的太乱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赤裸裸的非人格性促使人们变得激动起来。

Linux共同体非常符合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20世纪中期定义的匠人的特征。米尔斯写道：“把自己当成匠人的劳动者专注于工作本身；从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本身成为一种回报；在劳动者的头脑里，日常劳动的各个细节都与最终的产品相关；在工作的时候，这位工作者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技能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提高；他们在工作中可以自由地实验各种方法；到最后，匠艺劳动中的内在满足感、连贯性和实验性将会变成衡量家庭、共同体和政治的标准。”^[16]

就算米尔斯的描绘实在是太过理想化，我们也不应该拒绝它，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像Linux这样的匠艺是如此的特殊。这个问题是古代的柏拉图忧虑的现代版本；那些Linux程序员确实也为了各种诸如合作、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的必要关系、标准的非人格性特征等基本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然而他们虽然边缘化，但还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肯定有些社会力量让他们能够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求同存异。

弱化的动员

命令或竞争会让工人失去责任心

现代世界有两种秘方可以激起人们产生努力做好工作的欲望。一种是道德命令，就是用道德强迫人们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工作。另外一种秘方则是引发竞争：它假定彼此竞争能够让人们产生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它许诺的并非共同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回报。但纯粹靠这两种方法，并不能激发匠人精益求精的愿望。

1988年，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我和我太太曾访问了那个共产主义帝国，当时我深刻地体会到道德命令的问题所在。邀请我们前往莫斯科访问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行程安排并没有受到外交部的干预；邀请方承诺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市区参观。我们走访了一些先前关门大吉而今人满为患的教堂，还有某家非官办报纸的办公楼，那里吸烟和聊天的人很多，写东西的反倒很少。接待方似乎临时想到了什么，还安排我们参观莫斯科的郊区，那是我以前没有去过的。

这些住宅小区大多数是在二战后数十年间修建的。整个郊区的布局就像巨大的棋盘，地势非常平坦，零星种植着一些桦树和白杨。郊区住宅的设计不错，但政府一直无法命令工人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工人的敷衍了事可以从建筑的细节看出来：几乎每座建筑的混凝土都浇灌得很糟糕，墙面凹凸不平，预制窗歪歪斜斜地安在混凝土结构里，窗框和混凝土间的缝隙也没有填好。我们在一座建筑里看到几个空桶，里面的填缝胶原本是用来修补这些窗子的，但导游说填缝胶被人拿到黑市卖掉了。在其中几个房间，刷墙工人将报纸塞在窗框和墙壁之间，然后刷上油漆，假装这些建筑的缝隙已经被填上，但是只要过一两个季节就会原形毕露。

其实不仅建筑工人如此，连住户也对房子的质量漠不关心。我们看到的房子是为一些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建造的，他们通常是苏联的科学家。苏联政府给这些家庭分配了独立的公寓，他们不用生活在公用的空间里。然而与工人的敷衍相对应的，是住户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忽略：窗台和阳台上很少有植物，墙壁上满是涂鸦之作或者粗言秽语，但没有人愿意去清理。当我问起这些建筑为什么如此破败时，导游给了我们一个泛泛的回答。“人们”——总体而言——并不在乎；他们失去了责任心。

这种住房的糟糕情况并不能推广到整个帝国，因为苏联的建筑工人早已证明他们有能力修建高质量的科学和军事设施。不过那几个导游似乎很乐于向我们证明这种通过诉诸集体利益和道德来促使工人好好干活的方法是多么徒劳无功。他们笑眯眯地带领我太太和我参观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不停地指出哪些地方是骗人的鬼把戏，几乎像鉴赏家那样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大自然只需要一个冬天就能让那些伪造的填缝露出真面目。我问他们对此有何看法，有个导游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这个词，以此来解释这些表明工人已经失去责任心、住户对他们的生活环境满不在乎的迹象。

卡尔·马克思年轻时曾把自己当成一个世俗的赫菲斯托斯，坚信他的作品将会解放现代的匠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他给予了匠艺最为宽泛的定义，将其称为“赋予形式的活动”。^[17]马克思强调，自我和社会关系在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制造物品能够让“个人全面发展”。^[18]在变成不公平经济现象的分析家以前，马克思是众多工人的摩西，他许诺实现劳动尊严，这一点对于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劳动者而言，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乌托邦信条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甚至直到晚年，马克思已经变成一个激烈而顽固的理论家，但他依然持有这种想法。后来在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他还重申了这个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将会让匠艺活动再度发扬光大。^[19]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计划经济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落。经济学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俄罗斯国内的生产力低得惊人。建筑业备受有许多问题的中央计划经济之害：苏联的中央官僚机构在估算某个项目所需的材料时总是错得离谱；俄罗斯幅员非常辽阔，那些材料的运输速度非常慢不说，运输线路也极其不合理；工厂和施工队很少直接沟通。本来可以在工地设立指挥机构，但当局对此杯弓蛇影，生怕地方的自我管理会导致对国家的普遍抵抗。

由于这些原因，“为了祖国好好工作”的道德命令失效了。上述这些问题并非俄罗斯的建筑业所特有。社会学家达伦·蒂尔在许多英国建筑工地上发现了同样失去责任心的工人。英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然而其建筑业的生产力很低下；这门匠艺的工人待遇很糟糕，在工地设立指挥部的行为也是不受鼓励的。^[20]

但话又说回来，道德命令的办法倒也未必完全无效。就在俄罗斯江河日下的那几十年里，同样实行计划经济的日本却蒸蒸日上，这主要得益于该国特有的文化：人们愿意为了集体利益而好好工作。日本向来有“匠人之国”的美称，这有点像把英国称为鞋匠之国，或者说新西兰是个善于饲养绵羊的国家。^[21]反正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展现出了在生产中创新的能力，让该国从二战后一片死气中复活过来。比如说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大规模地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已经制造出价廉物美的汽车、收音机和录音机，还有能派上特殊用途的精钢和铝材。

严格按照高标准工作在这些年为日本人提供了一种相互尊重和自我尊重的感觉。部分原因是他们需要集体的目标，因为这些日本工人，尤其是处于各个组织中层的工人，为了完成任务，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劳动，很少回家去看他们的妻子或孩子。但这种道德命令能够生效，主要和该国企业的组织结构有关。

二战以后，日本的企业采纳了商业分析家W·爱德华兹·德明的秘方；德明认为，要实现“全面质量控制”，管理人员必须深入生产第一线，下属必须坦诚地把情况告诉上级。当德明谈到“集体的匠艺活动”时，他的意思是，将一个机构黏合起来的胶水，是由相互交流和共同投入创造的。报刊的漫画经常把日本人描绘成喜欢扎堆的好好先生，持有这种刻板印象的人很难理解那些在丰田、斯巴鲁和索尼工厂上班的日本人，在批评同事的表现时为什么会那么不留情面。

第一代移动电话——摩托罗拉

日本职场的等级制度非常森严，但在这些工厂，Linux共同体那种直来直去的交谈是很常见的。在日本的工厂里，向权力说出真相是可能的，因为精通业务的经理能够轻而易举地从那些礼貌和尊敬的用语听出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方面还不够好。但是在苏联的集体主义里，情况恰好相反，因为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高级技术员，都离第一线太远了。马克思要对付的是“工人”；德明和他的日本追随者对付的是工作。

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说大家都应该变成日本人，大家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竞争更有可能促成人们好好工作，竞争能够提高质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者；在诸如医疗保健之类的公共服务“改革”中，政府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刺激内部竞争和市场竞争，试图以此提高服务的质量。但是我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去考察这种胜利者的观点，因为它模糊了竞争与合作在促使人们好好工作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掩盖了匠艺活动的各种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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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的制造过程很好地说明，与竞争相比，合作更能催生优秀的产品。

移动电话是无线广播和电话这两种技术结合的产物。在这两种技术融合以前，电话讯号通过电缆传播，广播信号则在空中传播。在20世纪70年代，军队里已经拥有类似于移动电话的通讯工具。那是一些庞大笨重的收音机，有专门的通讯频道。民用版的移动电话主要在出租车里使用，不过它们的通讯范围很窄，通话质量也很差。就固定电话来说，无法移动是它的缺陷，但它的优点是很清楚，而且信号传输很稳定。

固定电话能拥有这种优点，是因为其交换技术经过几代人在使用中不断锤炼、测试和完善。而若要将无线广播和电话结合起来，要改变的恰恰是这种交换技术。问题所在和解决方法已经足够清晰。然而，如何融合这两者还是很模糊。

经济学家理查德·莱斯特和迈克尔·皮奥里曾经研究过几家试图创造全新交换技术的企业，某些公司提倡内部合作和交流，这促使它们在交换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在实行内部竞争的企业，那些努力改善交换质量的工程师反而没有什么进展。摩托罗拉是个成功的例子，这家公司内部有所谓的“技术货架”，“货架”是少数工程师创造出来的，上面摆满了各种其他团队未来也许用得上的技术方案；摩托罗拉并没有尝试直接去解决问题，而是研发了许多暂时看不清有何应用价值的工具。诺基亚采用了另外一种合作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会举办一些开放式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了工程师之外，往往还包括销售人员和设计师。诺基亚故意模糊了各个商业部门的界限，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技术的信息是不够的，还需要平行的思考。莱斯特和皮奥里用“畅通的、综合的和开放的”来形容这种交流。^[22]

有些公司的做法则与此相反，比如爱立信，它的目标更加清晰，纪律更加严明，将问题分配给各个部门。该公司想要通过部门间的“信息交流”而非通过“培养一个解释共同体”来发明新的交换技术。^[23]由于体制太过僵化，爱立信远远落在后面。它最后确实也解决了交换技术问题，但费的劲可要大得多；各个部门只顾捍卫自己的地盘。无论在什么组织里面，只要个人或者团队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只有最优秀的才能得到奖励，那么每个人或者团队都会把信息藏起来。而对技术公司而言，信息流通不畅意味着很难推出优秀的产品。

通过合作获得成功的企业与Linux共同体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匠艺活动的实验性特征，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那种紧密的、流畅的关系。在相互竞争的框架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因为你需要清清楚楚地设定衡量成败的标准，以及整个任务的目标和完成日期，这样才能够确定谁的表现比较好，以及该给谁发奖金。

音乐家应该特别能够理解这个有关移动电话的故事：优秀的室内乐和交响乐只能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提高，尤其是在彩排的时候。有时候，听众也许会认为，这些音乐的质量很高，是因为某个天王巨星级别的指挥家或者独奏家激发了乐团演奏者的灵感，大师设定的标准提升了每个人的表现，但这取决于这位明星的行为举止。实际上，如果独奏家和整个乐团格格不入，那么乐团的演奏者可能就不愿意好好表演。和音乐家相同，工程师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但这两类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若是缺乏一定程度的合作，他们的工作质量就会下降。然而，前面提到那种欢呼声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必要的平衡。

我太太和我在莫斯科郊区看到那些表明俄国工人已经丧失责任心的迹象，在美国也能够找到，而且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结束这次最后的苏联帝国之旅后，我开始研究新美国经济中的匠人，也就是那些中等阶层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拥有的技能让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出现的“新经济”中拥有一席之地。^[24]这类劳动者主要在高科技、金融和人力资源行业工作，他们就职公司的投资者来自全球各地，和从前那些铁笼般的僵化企业相比，这些公司的体制更灵活，对市场的反应更快，而且更为注重短期利益。我和学生们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如下几类人：电脑程序员、财会人员，还有连锁商店的物流调配员——这些人都很有能力，但没有听上去很厉害的头衔，他们的收入也不是很高。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熟悉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缺乏竞争的。在20世纪的企业里，熟练的中等阶层劳动者所处的科层组织相对比较稳定，他们可以从年纪轻轻一直干到退休。我们采访那些人的先辈为了各种工作目标而奋斗；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达不到那些目标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中等阶层的世界早已分崩离析。那个曾让员工效劳终生的就业系统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种间断性工作组成的迷宫。按理来说，许多新经济企业倒也推崇团队与合作的信条，但并没有像摩托罗拉或者诺基亚那样把这种信条付诸实践，而是光说不练。我们发现，人们很担心惹老板不快，总是装出一副友好和睦与精诚合作的样子，而在优秀的日本企业里，员工则不惮于质疑和反驳他们的上级。和其他研究人员一样，我们也发现人们很少把在团队里一起工作的同事视为朋友。部分受访对象表示这种个人化的竞争让他们感到振奋，但更多的人觉得很压抑——他们的理由很明确。他们并没有从奖励体系中得到多少好处。

新经济打破了两种传统的薪酬模式。在从前，只要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工作卖力的员工，无论职位高低，都会得到奖励。但是在这些新经济企业里，中层员工的收入在过去一个世代里停滞不前，而高层的财富则迅速膨胀。1974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的大企业里面，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是中层员工的三十倍；到了2004年，那些首席执行官赚的钱是中层员工的三百五十到四百倍。这三十年间，美国工人实际收入的中位数仅仅增长了4%。

从前，年资也是一种薪酬模式，你的工资会随着你服务企业的年限而增长。在新经济里，年资的作用已经弱化甚至消失；现在的公司专注于短期的目标，更喜欢年轻的新员工，而不是从内部培养年纪大的老员工——这对员工来说意味着他或她在公司里的资历越久，就越不值钱。我当初在硅谷访问的技术员认为，他们能够解决这种经验越丰富越不值钱的问题，办法是提高自身的技能，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本事，大不了重新找个企业上班。

但一技之长并没有成为他们的护身符。现在的职场已经全球化，中层技术工人的工作，很可能会被他们在印度或者中国的同行抢走，因为那些人拥有相同的技能，对薪酬的要求却更低。除此以外，许多企业不愿意为员工的技能做出长期的投资，它们宁可重新雇用已经拥有必要新技能的人，也不愿意让老员工去进修，因为后者会花掉更多的钱。

倒不是说各行各业所有岗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比如说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已经证明，高级人才因他们的技能而获得的经济回报是很可观的，但技能水平较低的则很难赚到大钱；如今出色的系统设计者赚得盆满钵满，但初级程序员的薪水，往往并不比水管工或者建筑工多，有时候甚至还要少。此外，阿兰·布林德指出，尽管西方将许多高科技工作外包到亚洲和中东，但有些需要面对面交流的工作是无法在国外完成的。如果生活在纽约，你可以和孟买的会计打交道，但那边的离婚律师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有用的帮助。^[25]

尽管如此，匠人在新经济中遭遇的考验提醒我们，现在为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呼也许为时过早。随着新经济的增长，这些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变得越来越自私。那些对员工并不忠诚的企业，员工对它们自然也不忠诚——在20世纪刚开始那几年遇到麻烦的互联网公司就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它们的员工会伺机跳槽，而不是努力帮助岌岌可危的公司活下去。新经济工人怀疑体制，和两个世代以前的技术工人相比，他们的投票率和政治参与程度更低；虽然加入志愿者组织的不在少数，但活跃的参与者寥寥无几。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中解释了这种“社会资本”降低的现象，将其归咎于电视文化和消费主义伦理；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工作经验越丰富的人，就越是远离体制。^[26]

就算人们在新经济里从事的工作是技术性的、高压力的，每天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他们对这种劳动依然是不尽心的：我们发现，很少有技术人员相信，专心把事情做好能够给他们带来回报。他或她心里也许还有那么一丝想当现代匠人的欲望，但考虑到薪酬体系的结构，他们并不会将这种欲望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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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从社会的层面来看，有许多原因会造成劳动者丧失责任心。比如说，当一个鼓励人们好好工作的集体目标变得空洞时，人们就会敷衍了事；激烈的竞争也同样会打击劳动者的热情，阻止他们提供优秀的劳动成果。粗暴地给这种体制问题贴上社团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标签，都无助于我们理解它。日本汽车工厂里集体交流的方法，以及诸如诺基亚或摩托罗拉之类企业的合作模式，都给它们赚了许多钱。然而，在新经济的其他领域，竞争让工人变得无能和沮丧，那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匠艺活动要么得不到回报，要么消失不见。

碎化的技能

双手和大脑的分离

人们常说现代经济是一种技能经济，但技能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答案是，技能是一种经过训练的实践活动。依照这种定义，技能和突如其来的灵感是截然相反的。传统的观念认为，天赋可以取代训练，这是人们偏爱灵感的部分原因所在。人们往往会举出音乐天才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但他们其实是弄错了。就拿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这位音乐天才来说吧，他确实在婴儿期就拥有记住大段乐曲的能力；但从五岁到七岁，莫扎特在敲击琴键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训练他这种天生的音乐记忆力。他掌握了几种方法，让作曲的过程看上去好像是浑然天成的。他成年后写下的曲子倒确实显得一挥而就，因为他在纸上直接写下的乐谱很少需要修改；但莫扎特的信件表明，把乐谱写出来之前，他已经在脑海里反复演练了多次。

有些人觉得才华是天生而无需训练的，我们应该怀疑这种观点。“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写出一部很好的小说”或者“要是我能打起精神的话”通常是一种自恋的幻想。与之相反，反复练习会让人批评自己。现代教育害怕重复性学习，认为那是头脑愚笨的表现。开明的教师害怕孩子会感到无聊，又热衷于采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所以会尽量避免重复性的练习——但这种做法会让孩子无法将某些技能练到熟极而流的程度。

技能的提高取决于如何安排重复的练习。所以和体育运动的情况相同，在音乐领域，练习部分的长短必须适中才好：在特定的阶段，一个人练习曲子的次数，不能超过其注意力持续时间。随着技能的提高，维持重复的能力也会增长。在音乐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艾萨克·斯特恩原则，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宣称，你的技巧越高，你反复练习曲子而不觉得厌倦的时间就会越长。困扰已久的难题突然得到解决的时刻是有的，但它们必须通过反复的尝试才会出现。

随着技能的提高，一个人重复练习的内容会发生变化。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就体育运动而言，在反复练习发球的过程中，网球选手学会了把球发到不同的区域；而在音乐领域，六七岁的莫扎特痴迷于那不勒斯六和弦进程（比如说从C大调变为降A大调）。经过几年的练习，他能够流畅地转换到其他音位进行演奏。但这个道理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如果你把练习当作达到某个固定目标的手段，那么你遇到的都是一个封闭系统之内的问题；进行训练的人可以达到那个固定的目标，但不会取得更多的进展。在编写Linux程序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的关系是开放的，这种关系能够培养和拓展各种技能，但这并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事情。人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因为他们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不断地发现新问题。

这些通过练习培养技能的道理在现代社会遇到极大的阻力。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机器的误用。在日常语言里，“机械”这个词等于单调地重复。然而，由于微机领域的革命，现代的机器并不单调；机器可以通过一套信息反馈系统从它们的经验中学到新的知识。但人们使用机器的方式并不正确，因为有时候机器剥夺了人们从重复中进步的机会。智能机器会割裂人们的理解和重复性的、操作性的学习过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的思维能力会受到损害。

自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机器一直对匠人的工作产生着很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是体力上的；工业机器不知疲倦，它们可以长久地从事相同的劳动，而且不会抱怨。现代机器对培养技能的威胁则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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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辅助设计（CAD）^[27]是这种误用的例子之一。CAD是一个软件，能够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工程师想要设计的物品或者建筑师想要设计的建筑。这项技术的鼻祖是伊万·萨瑟兰，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在1963年发现了用户和电脑通过图形互动的原理。如果没有神奇的CAD，现代的物质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使人们能够即时修改从螺丝刀到汽车等各种产品的模型，准确地指定它们的各种参数，并且监控实际的生产过程。^[28]然而，在建筑行业，这种必要的技术也有被误用的危险。

在建筑行业，设计师在屏幕上确定一系列圆点；CAD程序的算法用直线将这些点连接起来，显示成二维或者三维图像。电脑辅助设计在建筑行业已经得到普遍使用，因为它既便捷又精准。它还有个优点，就是能够旋转图像，以便设计师从任意角度观察他要设计的房子或者办公室。与实体模型不同，屏幕上的模型可以迅速地变长、变短，或者拆成几个部分。有些复杂的CAD程序还能显示模型因不同的灯光、风速或者季节性温度等因素造成的不同效果。传统的建筑师只有两种方式来分析建筑物，就是平面图和立面图。电脑辅助设计则提供了许多别的分析形式，比如说顺着建筑的气流在电脑屏幕上进行一次虚拟的旅行。

这么有用的工具怎么可能被滥用呢？当CAD最早进入建筑课程、取代手工绘图时，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年轻建筑师感叹说：“当你手工画出一个方案，当你画下那些线条和树木，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你对那个方案的认识，可不是借助电脑能获得的……因为你是通过绘制和重新绘制来认识地形，而不是让电脑来替你‘重新生成’它。”^[29]这并不是怀旧：她感叹的是在电脑制图取代手工绘图之后，人们在精神上失去的东西。和其他视觉实践相同，建筑的设计草图往往需要多次修改；而在用手不断将其定型和完善的过程中，设计师就像网球运动员或者音乐家那样，深入地参与到整个方案里面去，对它的思考也渐渐成熟。正如这位设计师所说的，那个建筑方案变得“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

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如此阐述他本人的工作过程：“首先是绘制草图，然后确定方案，然后做模型，然后实地考察——到实际的建筑地点去，再然后又回来修改方案。你要不断地在绘图和实际情况中循环往复。”^[30]说到重复和练习，皮亚诺感叹说：“这是非常典型的匠人方法。你同时进行思考和操作。你既画图，又制造。图画好了要修改。东西做好了，你要重新做，还要再重新做。”^[31]这种紧密相连、循环往复的变化过程可能会被CAD废弃。当各个圆点在屏幕上确定下来以后，CAD程序的算法会把图绘好；假如这过程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假如皮亚诺所说的“循环往复”在这种静态的手段–目的关系中消失无踪，那么误用的情况就出现了。物理学家维克多·魏斯科普夫曾经对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那些完全靠电脑来做实验的学生说：“当你们给我看结果的时候，电脑能理解答案，但我不认为你们也能理解。”^[32]

电脑辅助设计给人们对建筑的思考带来了几种危险。因为电脑能够立刻抹除和重绘图案，建筑师埃利奥特·费利克斯说：“和手绘比起来，每一笔都没有那么重要……人们在画图的时候没有那么慎重。”^[33]重拾手工绘图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危险；但更难处理的是建筑材料问题。尽管CAD程序很神奇，能够准确地计算出一座建筑需要多少块砖或者多少吨钢，但扁平的电脑屏幕无法很好地显示各种材料的质地，或者帮助选择它们的颜色。用手把砖块画出来，这个过程固然很乏味，但能够促使设计师去考虑它们的材料属性，掂量它们是否足够结实，能够撑得起纸上那空白一片的窗子。电脑辅助设计固然能够确定大小，但却有碍设计师考虑比例问题。比例涉及对各部分大小的判断；而各个部分的大小，在屏幕上显示为不同的图像子区域。你确实可以操纵屏幕上的物体，从各种角度去看它，比如说你可以从一个人站在地面的角度去看一座建筑；但在这方面，CAD常常被误用：屏幕上显示的比例确实很协调，但那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材料的麻烦在建筑史上源远流长。工业时代以前，大规模的建筑很少有现在CAD程序提供的那么准确而详细的施工图；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在16世纪末期重建了罗马的人民广场，他说出他构想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口头吩咐要留下大量的空间，以便石匠、玻璃工和工程师能够因地制宜、自由发挥。蓝图——即可供修改但会弄得一团糟的墨水设计图——在19世纪晚期获得法律效力，从而使得这些画在纸上的图案等同于律师的合同。此外，蓝图的出现表明，在设计领域，双手和大脑已经开始分离：一样东西在正式被做出来以前，已经在概念上完整地被做好了。

佐治亚州桃树中心街景

先设计再施工的方法会造成许多问题，这在佐治亚州的桃树中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座小型混凝土森林位于亚特兰大市边缘，由大量办公楼、停车场、商铺和酒店组成，紧挨着几条高速公路。截至2004年，这个综合体的总面积共有580万平方英尺，是该地区最大的“巨型工程”之一。桃树中心不可能由一群靠双手工作的建筑师造出来——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规划分析师本特·弗莱比耶格点明了这种规模的工程必须使用CAD的经济原因：细微的错误可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连锁效应。^[34]

桃树中心的设计有不少值得赞赏的地方。各幢建筑分布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构成十四个街区，而不是集合在一个大商场里面；这个综合体的街道很宽敞，行人走起来很方便。三个大酒店的建筑是由约翰·波特曼设计的，这位浮华的设计师热衷于一些夸张感觉，比如说中庭有些高达四十层的观光电梯。除此以外，三座商场和办公楼就比较中规中矩，像是钢筋水泥做的盒子，但外墙有些文艺复兴风格或者巴罗克风格的装饰，这些都是后现代建筑设计常用的。总的来说，这个项目并不平庸，而是有其独特的风格。但尽管如此，电脑设计的弊病依然随处可见——其中有三处弊病也许可以说明电脑辅助设计基本上是靠不住的。

第一个弊病是模拟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在效果图上，桃树中心街道两旁有许多设计得很好的咖啡厅，大量的人坐在人行道上喝咖啡。然而规划方案并没有考虑到佐治亚州炎热的天气：每年大部分时间里，从将近中午到傍晚，那些咖啡厅的室外座位总是空着的。电脑模拟图是一种不完美的工具，它无法描述实地的光线、风速和温度给人们带来的感受。如果那些设计师每天中午先露天在佐治亚州的太阳底下坐上一个小时，然后再去上班，也许他们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方案来；身体的不适会让他们看得更清楚。这里涉及的宏观问题是，电脑模拟并不能取代实际经验。

不用手的设计还会妨碍设计师理解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就以波特曼设计的酒店为例，它强调了流畅的概念，中庭有两部观光电梯，其高达四十层的井道全是玻璃的；然而酒店望出去竟然是停车场。在电脑屏幕上，你只要旋转图像，大量的汽车便会消失无踪，停车场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但在现实里，你无法以这种方式抹掉停车场。当然，这并不是电脑固有的毛病。波特曼手下的设计师完全可以把大量汽车的图像放进电脑屏幕，从而得知酒店客房窗外的景观是停车场，但要是那样的话，他们的设计就出现了大问题。人们设计Linux程序的初衷是为了发现问题，而CAD则常常被用于掩盖问题。这种差异其实是CAD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人们可以用它来避开难题。

最后，CAD的准确性带出了蓝图设计中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也就是管得太细的问题。许多参与其中的规划师很骄傲地说，桃树中心的建筑都是多功能的，他们倒是没说错，但他们对功能区域的划分细到以平方英尺计；这种过分精细的计算影响了建筑完工后的用途。设计管得太细，意味着建筑里不会有零碎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有利于刚创办的小公司和社区蓬勃发展的。如果设计方案管得没那么细，那么建筑的使用功能便可以被放弃、被改变或者得到改善。所以桃树中心缺乏亚特兰大老城区那种非正式的、轻松愉快的市井生活。蓝图追求面面俱到，在设计上尽可能不留空白；各个区域在投入使用之前，其用途早已被确定下来。这个问题就算不是CAD造成的，也因为它而变得更加尖锐：CAD程序的算法几乎能够即时画出整个图案。

而对于那些手工绘图的设计师来说，他们对整个建筑有着真切的体验，对建筑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建筑内部的规划也不会无微不至。手绘代表着更为丰富的体验，就像写作需要编辑和重写、演奏音乐需要反复摸索某段和弦的复杂含义那样。那些困难和不完美之处应该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它们能够激发我们的灵感，而通过电脑模拟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完美，却无法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我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可不是人手和机器的矛盾那么简单。现代的电脑程序确实能够通过更新的形式从它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因为算法可以借鉴反馈的资料进行重写。但就像维克多·魏斯科普夫所说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会让机器学习，自己只是被动地见证和消费这种不断扩展的能力，而不是参与到其中去。因此以设计非常复杂的建筑著称的伦佐·皮亚诺重新采取了手绘设计图的方法。滥用CAD的例子表明，当双手和大脑分离时，受到伤害的是大脑。

电脑辅助设计象征着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在好好利用技术的同时，如何像匠人那样思考。“内在型知识”是目前社会科学中很流行的说法，但“像匠人那样思考”可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状态；它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我曾在某个周末去桃树中心参加一个叫做“社区价值和国家目标”的研讨会，当时我对那里的停车场特别感兴趣。每个车位末端都装了标准的防撞桩。那看上去很漂亮，但每根防撞桩下面都是很锋利的金属，很容易刮坏汽车或者割破小腿。不过有些防撞桩已经被反过来摆，这样就安全一些。那些被挪动过的防撞桩摆得乱七八糟的，显然是手动摆的；有可能会伤到人的地方也都已被磨滑磨圆；匠人修正了设计师考虑不周的地方。这些地上停车场的灯光也是明暗不均，有些地方突然变得很暗，可能会造成危险。于是有人在地上画了歪歪扭扭的白线，引导驾驶员驶进和驶出忽明忽暗的区域；这些都是对原有规划方案的修正。匠人做得更多，他们对灯光的考虑比设计师更加周全。

这些打磨钢桩和画下白线的人显然并没有从一开始参加设计讨论会，他们用自己的经验表明了在电脑屏幕上设计出来的方案都有哪些问题。这些拥有内在型知识的人只是手工劳动者，他们没有得到参与设计的权利。这正是技能的问题所在；大脑和双手的分离不是因为知识不够，而是社会造成的。

两种相互冲突的标准

正确的标准和实用的标准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某项工作是否出色呢？其中一个标准是某件事应该怎么做，另一个标准是这项工作有没有用。这是正确性和功能性之间的区别。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两者是没有冲突的；但在现实世界，它们经常是有冲突的。我们通常会用正确性的标准，尽管这种标准很少有人达到过。我们也可以采取可行性的标准，将就将就便算了——但这又会让我们产生挫败感。敷衍了事满足不了把事情做好的欲望。

因而，如果依照尽善尽美的标准，作家将会痴迷于斟酌每个标点符号，直到把句子的节奏弄对了为止；木匠将会不停地砍削家具的卯榫，直到两个零部件贴合得天衣无缝。如果依照功能性的标准，作家将会按时交稿，不去管标点符号的位置，最重要的是把书写出来给人读。想着能用就行的木匠将不会殚精竭虑地完善每个细节，他知道有些小毛病可以通过隐蔽的螺丝来修正。同样，最重要的是把家具做出来给人用。对每个追求完美的匠人来说，哪怕有一个缺陷也是失败；但在追求实用的匠人看来，痴迷于做到尽善尽美才是失败。

要理解这种冲突，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微妙的哲学问题。在英语中，实践或者练习（practice）和实用（practical）有着相同的词根。人们在培养技能时接受的训练越多，或者说练习得越多，就会越讲求实用，做起事情来会更加注重是否可行和实际情况。实际上，经验丰富也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那是“艾萨克·斯特恩原则”的变体：你的技巧越高，你的标准越苛刻。（关于重复练习有多么重要，艾萨克·斯特恩有许多说法，在学生面前使用哪种说法则取决于他的心情。）Linux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最善于使用这种软件的人，通常是那些不断思考怎样才能把它做到最好的人。

把事情做对和把事情做成之间的冲突，在当今各种机构内部屡见不鲜，下面我就用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机构来说明这一点。许多像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读者，将会觉得我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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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系统（NHS）^[35]采用了新的标准来衡量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表现——总共诊断了多少名病人、病人从挂号到接受治疗要多久、转诊给专科医生的效率怎么样。这些是衡量医院提供的服务正确与否的标准，它们的本意是人性化地维护患者的利益。比如说，病人是否转诊到专科都由医生来决定，那事情就会简单得多。然而，无论医生、护士、护士助理还是清洁工，全都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医疗护理的质量，因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很可能是不可行的。他们的埋怨并不罕见。西欧的研究者普遍发现，各国的执业医生认为，强制推行体制化的标准伤害到了他们和病人打交道的职业技能。

全民健康服务系统的历史背景很特殊，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医保系统或者其他市场驱动的机制。二战以后，NHS的创立是全英国人民的骄傲。NHS雇用了最好的人，他们很有奉献精神，基本上没有人去美国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和美国相比，英国花在医疗服务上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了三分之一，但英国的婴儿死亡率更低，老年人的寿命也更长。英国的医疗保障系统是“免费”的，由政府收取的税款支付。许多英国人表示，他们很乐意缴纳这些税金，甚至愿意缴纳更多，只要医疗服务的水平能够更上一层楼。

和所有系统的情况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NHS变得每况愈下。医院的建筑老化了，各种需要替换的设备依然在运转，候诊的时间变得更长，受过训练的护士很短缺。为了解决这些弊病，英国的政治家在过去十年来推行了另外一种质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亨利·福特在20世纪初期美国汽车工业中建立起来的。“福特主义”将劳动分工发挥到极致：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项任务，而且规定了单位时间内必须完成多少个动作；工作的表现如何也由一些完全数量化的目标来衡量。在医疗保障领域实施的福特主义监控医生和护士花在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整个治疗系统采用了汽车组装线的原则，这个系统要治疗的是生长了肿瘤的肝脏，或者肌肉拉伤的后背，而不是作为整个人的患者。^[36]英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特殊之处，是过去10年里它在福特主义的道路上的改革次数：总共进行了四次扭转或者背离先前变动的改组。

福特主义在私有行业声名不佳的原因有好几个，都是亚当·斯密最早在18世纪出版的《国富论》里指出的。劳动分工专注于部分而非整体；斯密认为商人比较聪明活泼，而工厂里的劳力则较为愚笨，只能够日复一日地做一些小活计。不过斯密认为这种劳动分工制度将会更有效率，不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劳动那么低效。亨利·福特为他的生产程序辩护，宣称完全由机器制造出来的汽车，比当时在作坊里组装而成的汽车更为优质。微电子学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制造物品的方式：和人眼或者人手相比，微型传感器在监控问题方面更为严格和可靠。总而言之，如果力求把东西本身做得尽善尽美，机器是比人更为优秀的工匠。

在当今这个机械化、数量化的社会，关于匠艺的本质和价值素来有许多争论，医疗改革也深陷其中。NHS的福特主义改革者可以说医疗质量确实有所提高，尤其是癌症和心脏疾病都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再者，尽管英国的医生和护士感到很沮丧，但他们还是很敬业，并不像苏联的建筑工人那样敷衍了事。虽然被不断的改革弄得筋疲力尽，虽然对那套考评体系感到很生气，这些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还是愿意高质量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朱利安·勒格朗曾经深刻地分析过NHS，他说尽管医院的员工特别怀念从前那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但要是真的有魔法将他们送到两个世代以前，他们会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吓坏的。^[37]

撇开怀旧的情绪不讲，从前的医疗“匠艺”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地方呢？有些关于护士的研究提供了答案。^[38]在“老”NHS里，除了聆听年纪大的患者这里痛那里疼以外，护士还会听他们聊聊自己的孩子；在医院的病房里，当患者的病情突然恶化时，护士往往会介入，尽管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没有这么做的资格。用修理汽车的态度来对待病人显然是不对的，但这种做法其实象征着一套更有意义的实践标准。要把工作做好，意味着你必须对模棱两可的事物感到好奇，愿意去探索它，从中学习新的知识。就像Linux程序员那样，那些护士也在解决问题和发现问题之间摸索；护士可以在倾听老人闲聊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和他们的疾病有关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很可能会在医生诊断的时候被漏掉。

这种模糊的诊断地带对医生来说特别有重要的意义。在福特主义的医疗模式中，医生要治疗的疾病必须是明确的；因而评价医生的工作表现，就是数一数他在单位时间里治疗了多少个肝脏，其中有多少个肝脏被治好了。由于有些病是很难确诊的，也由于好的治疗方案往往需要试验几次才能得出，所以为了减少诊断时间而在病历本上瞎写的医生并不在少数。NHS的医生在遇到疑难杂症时，往往会给患者胡乱安一个病名。

那些为医疗保障系统制定新标准的人列举各种数字来佐证他们提高了医疗护理的质量。参与实际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则反对这种说法。与其说他们内心萌发的是伤感的怀旧之情，毋宁说是对好奇心和实验的渴望；我想他们大概会用伊曼纽尔·康德所说的“扭曲的人性材料”来形容患者和他们自己。

这种冲突在2006年6月26日达到了顶峰，当时英国医学会在贝尔法斯特召开年会。医学会的主席詹姆斯·约翰逊医生注意到“热衷于提高质量和压低价格的政府采用了超市的办法，就是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形成竞争”。他对他的同行说：“你们说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得太快，又经常朝令夕改，这严重地影响了NHS的稳定性。我从医疗行业了解到的信息是，NHS正处于危险当中，医生已经被边缘化。”约翰逊呼吁政府“和专业人士合作。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愿意帮你们找到对策”。可是后来政府官员登上讲台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有礼貌然而冷冰冰的沉默。^[39]

NHS在过去十年进行了几次翻天覆地的改革，这给英国的医生和护士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任何机构的改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稳定成型；人们需要学会如何将改变付诸实践——现在应该给谁打电话，应该采用哪些方法，应该遵守什么程序。如果患者心脏病发，你不会想要拿《执业医生注意事项》来翻看最新的规定，以便弄清楚你应该怎么做。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这个稳定成型的过程就会越久。而NHS恰恰是英国最大的雇主，其员工超过一百一十万人。它不可能像帆船那样随时可以掉头。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仍在学习十年前提出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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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技能来说，内化的过程，也就是将信息与实践转化为隐性知识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人需要思索醒来后的每个动作，那么他或者她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能从床上爬起来。在说到“本能地”去做某些事时，我们指的往往是那些我们经常做乃至熟极而流的行为。掌握一门技能，意味着我们养成了一整套这种复杂的行为程式。如果技能达到较高的水平，隐性知识和自我意识之间会有一种持续的互动，隐性知识是主力军，显性意识则承担了批评和纠正的功能。只有达到这种较高水平、拥有各种隐性习惯和懂得各种理论的人才能够对匠艺的水平做出判断。但是在NHS这样的机构里，由于激烈的变化持续不断，隐性主力军无法得到发展，评判的发动机因而也就熄火了。人们没有经验、只有一套抽象的命题去判断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的。

然而，那些完美质量标准的支持者却很担心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交流——早在柏拉图关于匠艺的著述中，经验的标准就遭到了质疑。柏拉图认为那往往是甘于平庸的借口。他在NHS的现代传人想要将内化知识连根拔起，将其交给理性分析去清洗——但他们沮丧地发现，护士和医生获得的隐性知识恰恰是无法言传的，或者无法将其转变为合乎逻辑的命题。就连对隐性知识最为激赏的现代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也承认这种担忧有其合理之处。如果安于已有的技能，人们会忘记更高的标准；只有激起精益求精的欲望，工人才能够有所进步。

从这些质量标准的象征性冲突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匠艺活动。其中一种是NHS的改革者心目中的匠艺活动，他们认为工作应该力求正确，做到尽善尽美；他们想要解决一个存在于所有匠艺中的普遍问题，就是拒绝敷衍塞责，拒绝得过且过，不给甘于平庸留下任何借口。另一种匠艺活动则强调实践，它倾向于在已有的知识范畴内解决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疾病、防撞桩还是Linux电脑内核。这种匠人必须很耐心，遇到问题要仔细琢磨。这类匠人中的优秀者心思比较缜密；他们会面面俱到地考虑各种问题，或者像NHS的护士那样，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线索。第二种匠艺活动强调的是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批评之间的对话，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因而，我们很难想清楚匠艺活动有什么价值，原因就在于这个词本身蕴含着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倾向；这种冲突在当今诸如医疗保障之类的机构中仍然很激烈，尚未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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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诗歌描绘了古代人心目中理想的匠艺，那种匠艺能够把技能和共同体连接起来。我们可以在今天的Linux程序员身上见到这种古代理想的痕迹。他们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边缘化的群体，这主要是因为匠艺活动在当今社会遇到了三个大麻烦。

第一个麻烦是，体制不知道该如何动员人们去好好工作。有些以集体的名义动员人们努力工作的尝试已经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市民社会中的衰败就是例证。但二战后日本工厂的情况表明，也有一些集体主义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成功。西方资本主义有时候宣称，与合作比起来，竞争更能够激励人们好好工作，但在高科技领域，有不少倡导合作的企业取得了高质量的结果。

第二个麻烦出现在技能培养方面。技能是一种经过训练的实践；但现代技术的滥觞恰恰使得人们再也不会去接受那种重复的、具体的、操作性的训练。当大脑和双手分离，结果就是大脑受到损害；比如说CAD让人们可以不用再学习手绘制图，当人们使用这种技术时，特别容易出现考虑欠周的情况。

第三个麻烦的肇因是两种相互冲突的质量标准，一种基于正确性，另外一种则基于实践性。两者在体制之内发生了冲突，医疗保障体系的情况即是如此；改革者想要参照完美的质量标准来规范各种职务行为，但这和基于内化实践的质量标准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哲学家在这种冲突里看到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分化，匠人在劳动时会受到这两种相反力量的拉扯。

要更好地理解这三个麻烦，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了解它们的历史。下一章我们将会探讨作坊这种社会体制是如何动员匠人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18世纪的光明时代是如何理解机器和技能的。最后我们会审视漫长匠艺历史中的隐性意识和显性意识。

[1] 这首诗出自H·G·埃韦林–怀特（H. G. Evelyn-White）翻译的《赫西奥德，荷马式诗歌及荷马学》（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 Cambridge，Mass.：Harvard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14），第447页。

[2] 因德拉·卡吉斯·麦克尤恩（Indra Kagis McEwen），《苏格拉底的先辈：论早期建筑学》（Socrates’ Ancestor: An Essay on Architectural Beginnings,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第119页。我很感谢麦克尤恩将古希腊的纺织、造船和城市设计联系起来。

[3] 详细情况请参见《苏格拉底的先辈：论早期建筑学》，第72—73页。

[4] 描述陶匠的文学作品很少，可参见W·米勒（W. Miller），《代达罗斯和泰斯庇斯：从古代戏剧诗人认识希腊的艺术和匠艺》（Daedalus and Thespi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Ancient Dramatic Poet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Crafts of Greece, 3 vols. in 5，New York：Macmillan，1929–1932），第3卷第690—693页。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1a30—b2。此处参考了休·特里德尼克（Hugh Tredennick）主编的英文版《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Cambridge，Mass.：Harvard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33）。

[6] 我再次感谢因德拉·卡吉斯·麦克尤恩指出这一点。

[7] 原文为peplos，指古希腊的女式长外衣。——译者

[8] 参见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和城市》（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W. W. Norton，1993），第42—43页。

[9] 原文为poetry。——译者

[10] 柏拉图，《会饮篇》，205b—c。

[11] 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格林·穆迪（Glyn Moody），《造反的代码：林纳斯和开源革命》（Rebel Code: Linus and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New York：Perseus，2002）。

[12] 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标准可见：http：//opensource.org/docs/def__print.php。

[13] 参见埃里克·S·雷蒙德（Eric S. Raymond），《教堂和市集：思考一次意外革命引发的Linux和开源软件》（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Musings on Linux and Open Source by an Accidental Revolutionary, Cambridge，Mass.：O’Reilly Linux，1999）。

[14] 关于这个社会有两种看法，可参见埃里克·希佩尔（Eric Hippel）和格奥尔格·范·克罗（Georg von Krogh），“开源软件和‘私有集体’创新模式”（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the ‘Private Collective’ Innovational Model），载《组织科学》（Organization Science），2003年第14期第209—233页；以及夏尔马·斯利纳拉扬等人（Sharma Srinarayan et al.），“创建混合开源软件社区刍议”（A Framework for Creating Hybrid-Open Source Software Communities），载《信息系统学报》（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02年第12期第7—25页。

[15] 参见安德烈·勒鲁瓦–高汉（André Leroi-Gourhan），《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 vol. 2，Paris：Albin-Michel，1945），第606—624页。

[16] 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白领：美国的中等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第220—223页。

[17]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The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New York：Vintage，1973），第301页。

[18]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The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New York：Vintage，1973），第324页。

[19]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elected Works,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8），第324页。

[20] 达伦·蒂尔（Darren Thiel），“建筑工人：一个工地的社会组织”（Builders：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a Construction Site，Ph.D. thesis，University of London，2005）。

[21] 马丁·法克勒（Martin Fackler），“日本人担心质量江河日下”（Japanese Fret That Quality Is in Decline），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06年9月21日A1和C4版。

[22] 理查德·K·莱斯特（Richard K. Lest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创新，缺失的维度》（Innovation，the Missing Dimensi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98页。

[23] 理查德·K·莱斯特（Richard K. Lester）和迈克尔·J·皮奥里（Michael J. Piore），《创新，缺失的维度》（Innovation，the Missing Dimensio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104页。

[24]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如下三部著作：理查德·桑内特，《品性的腐蚀》（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W. W. Norton，1998）；理查德·桑内特，《不平等世界的尊敬》（Respect in a World of Inequality, New York：W. W. Norton，2003）；以及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25] 参见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谁领风骚？美国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Who Gets A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Success in America, New York：Wiley，1979）；加里·伯特勒斯（Gary Burtless）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美国的不平等及其后果”（American Inequality and Its Consequences），会议论文（discussion pape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March 2003）；阿兰·布林德（Alan Blinder），“外包业：比你想象的更庞大”（Outsourcing：Bigger than You Thought），载《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2006年11月号第44—46页。

[26] 有关这场辩论，参见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以及理查德·桑内特，《品性的腐蚀》。

[27] 全称为computer-assisted design。——译者

[28] 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可参见韦恩·卡尔森（Wayne Carlson），《电脑图形和动画批判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Computer Graphics and Anim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3），http：//accad.osu.edu/waynec/history/lessons.html亦可查阅。

[29] 谢莉·蒂尔克（Sherry Turkle），《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5），第64页，第281页注20。

[30] 引文出自爱德华·罗宾斯（Edward Robbins），《建筑师为什么要手工绘图》（Why Architects Draw,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4），第126页。

[31] 引文出自爱德华·罗宾斯（Edward Robbins），《建筑师为什么要手工绘图》（Why Architects Draw,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4），第126页。

[32] 引文出自谢莉·蒂尔克，“借助电脑来观察：模拟文化的教育（电脑模拟的优缺点）”（Seeing through Computers：Education in a Culture of Simul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puter Simulation］），载《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1997年3月和4月合刊第81页。

[33] 埃利奥特·费利克斯（Elliot Felix），“电脑绘图”（Drawing Digitally），会议报告（presentation at Urban Design Seminar，MIT，Cambridge，Mass.，4 October 2005）。

[34] 本特·弗莱比耶格（Bent Flyvbjerg）、尼尔斯·布鲁塞留斯（Nils Bruzelius）和沃纳·罗滕加特（Werner Rothengatter），《大型项目和风险：野心的解剖》（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第11—21页。也可参见彼得·霍尔（Peter Hall），《巨大的规划灾难》（Great Planning Disasters, Harmondsworth：Penguin，1980）。

[35] 全称为National Health Service。——译者

[36] 参见埃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计件工作”（Piecework），载《纽约客》（New Yorker），2005年4月4日第44—53页。这篇新闻报道很好地描述了计件工作如何影响了医院的诊疗。

[37] 关于这种观点，表述得最简洁的是朱利安·勒格朗（Julian Legrand），《医保供应：公营比私营更具道德优势吗？》（The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Is the Public Sector Ethically Superior to the Private Sector？ London：LSE Books，2001）。

[38] 在2006年召开的皇家护士协会年会就护理行业是否应该私有化展开了辩论，双方的观点可以参见该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rcn.org.uk/news/congress/2006/5.php。

[39] 这次讲话的全文很容易找到，可见：http：//bma.org.uk/ap.nsf/content/ARM2006JJohnson。